书城文化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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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闪问秋雨

现在社会上总是有关于中医的激烈讨论,反对的一派认为中医就是伪科学,另外一派则认为中医不能取缔。这种对中医的讨论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世界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族群,是由中医佑护下来的,佑护的时间比科学的时间长得多。科学不会这么狭隘,把自己一时解释不了的“存在状态”判定为伪科学。

当天文学还没有发现很多行星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存在了。未被天文学关照的行星,并不是一种非科学的存在。

龙的形象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比较邪恶的形象,国内有学者主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误读,龙不应该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图腾,应该换一个图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秋雨: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脆弱目光而脆弱起来。一个强大的族群的早期图腾总是凶猛的。不少国家以狼、熊、狮、鹫作为民族象征,丝毫没有要改的意思。中国商代青铜器上饕餮图纹比龙更为狞厉,但我们为此而自豪。为了不让外国人刺眼,把老祖宗的徽号都要改?老祖宗正是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后代,才早早地把图腾强化。

社会上一直有人提出要抵制洋节来振兴或者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看的?

余秋雨:元旦也不过了?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都不过了?随之而来,我知道,西装不能穿了,电影、电视都不能看了,电话、手机也不能用了,因为按照逻辑只能这样。我想提醒一句:过节是人们自己的选择,一个人“抵制”是自由,要别人一起“抵制”是强制,要很多人一起“抵制”是专制。我们怎么可以为了民族主义而走向专制主义?

秋雨老师,您如何看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您认为应该继续进行呢,还是让它安安静静地埋藏在地下,我们永远不要去打扰它?

余秋雨:暂时不要挖掘,因为我总觉得条件还不具备,而人类也不能把什么事都在自己一代都做完。留下一些猜测,留下一些对自己的怀疑,留下一些对古人的敬畏,留下一些对后代的期望,这才让历史神秘贯通。但是,我也不主张“永远不去打扰”,因为这样就会对后代做出强制命令,而后代的一切我们都无法预计。

包括王朔在内的一批人声称,众多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解读实在是无聊之举,您认为呢?

余秋雨:我也有同感,因为那毕竟是小说,而不少红学家却把它当做真实历史在研究,在意会,在考证。

艺术虚构是一种伟大的权利。如果把这种权利全部转让给学术,一个民族就太可悲了。

历史剧往往有两个倾向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第一个方面就是从某种戏说,从闹着好玩的角度来吸引观众;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贴近历史,讲的主要是权谋以及成功之道。您是怎么着待这两个倾向的?

余秋雨:这两个倾向古已有之,但艺术不是历史教科书,它的本质更接近于游戏,因此我更寄情于“戏说”,尽管现在“戏说”的等级还有待于提高。

莎士比亚前期写了不少更贴近历史的历史剧,但时至今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剧团会去演这些戏?带若厚厚的说明书弄清了历史背景再进剧场,这还算是看戏吗?

把历史交还给历史,让虚构来主宰艺术。

在中华文明的传承过程中,有必要树立文化偶像吗?树立多少?什么度是合适的?

余秋雨:文明和文化,表面上是由一些语句传承的,其实语句就像物品,要靠着载体才能向后代运动。这种载体,就是人格。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人格是一种生命现象,凡是生命现象,就有基因,有遗传。

因此,中华文化,是靠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传承下来的。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很复杂,以后我会专门论述一次。但我说到这里,已经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承载文化的集体人格,必然会有代表,那就是你所说的文化偶像。

文化偶像是在时间过程和空间选择中自然产生的,因此不必刻意“树立”。既然这样,也就不存在数量和度量的问题了。

秋雨老师怎么看现代公务员热?

余秋雨:这与谋生的安全性有关,很正常。但就我个人而言,却主张择业的个性,哪怕是冒险。所谓自由,最后要看个人的支配时间的多寡。把安全与自由相比,在择业上,我偏向后者。

最近几年很多官员因为重大事故被问责下岗,对这件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应该。中国的官本位主义太强大了,应该让更多的人目睹做官的巨大风险。我只希望,在文化、宣传部门也要有“重大事故”的论定。

例如,很多传媒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一起造假,这里传媒的负责人和上级领导应该被问责下岗;又如,花费巨大的政府资金打造了一台宣扬“政绩”的演出,而最后没有一个观众自愿买票进入剧场,这也应该看成是“重大事故”;

再如,一座城市的文化渣滓通过官方渠道严重伤害了一个文化创造者,相关官员冷眼旁观不闻不问,这样的官员也必须受到责任处罚…

我甚至认为,在大学里,教授们大肆抄袭他人论文,某些学科的教育质量已经长期跌到高校的底线,或有些专业的毕业生一直找不到工作等,也都应该视为重大事故而被问责下岗。

下岗就是下岗,不要变成“同级别调动”,使“问责”变成了官场巡游。

这样的官员,我看到的太多了。

好像文化领域一直有三四个人在不断地攻击您,每次都是抛出一个危言耸昕的新闻,然后全国报纸转载,而您总是不予反驳。后来风潮过去,那些报纸也没有态度,只等待着下一个危言耸听。

对此,您能说几句吗?

余秋雨:一共五个人,后来退出一个,剩下四个。以前都是我的狂热崇拜者,但崇拜过了头,一个盗印我的书,一个抄袭我的书,都受到我的斥责,他们就转身成了攻击我的人。由于我国法律在实际执行中不把诽谤罪、诬陷罪、侮辱罪列入刑事案件,更由于我国的媒体热爱名人的负面新闻而不必承担任何罪责,他们这四个人十几年来如入无人之境。

他们最想与我“辩论”,我当然不给他们机会。我以无言的方式,把他们锁定在他们的等级里。对此,王元化先生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说:“十几年来,他们除了骂你,没写过其他任何像样的文字,而你,除了没有回骂,却写下了一切。这就够了。”感谢王元化先生。

他们这么几个人,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理由只有一条:沉积在中国文人心底的整人之恶,在文革中爆发过一次,后来被压抑了,终于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倾泄的口道。为此,我深感荣幸。

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有什么话要说?对于当下中国众多文化人的八十年代情结您又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年代。由于“文革”灾难刚刚结束,大家记忆犹新,因此是非清楚,大道彰然,即使争论也明明白白。不像后来,记忆渐淡,那些小人又重新活跃起来咬人、毁人。

八十年代由于小人的集体冬眠,在文化上进入了一个大思考、大决裂、大创建时期,一片意气风发。直到今天,我们还会穿过身边密密麻麻的小人阵仗而梦回那个年代,一次次热泪盈眶。

成年人似乎面临着来自小孩子的挑战,电视上小学生可以挑战成年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在使用愈加频繁的电脑影响下提笔忘字,念不对语音,说不好成语,写不对笔顺。更多的成年人在历史年号、典故知识的记忆上也比不上自己的孩子。您认为,成年人应如何面对基础文化知识的重新修补?

余秋雨:成年人的记忆力当然没有小孩子好,忘记一些文化积累是正常的,不必懊恼,也不必羞愧。成年人胜过小孩子的最大优势,就是人生体验,其中包括对古往今来多种文学作品的体验。这比语音、成语之类重要得多,我们正是在这些地方,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孩子们的老师。

你的问题让我产生一种担忧。这些年来,文化界有些人似乎越来越热衷于一些技术性的文化细节,而完全不在乎对大道、文脉、时运、诗魂、意境、心灵、感觉的体验了,这真是文化的一种可怕堕落。记住,文化之神永远大于文化之形,文化之道永远大于文化之术。对此,万万不可颠倒。

有越来越多的节目将目标放在小孩子身上,很多选秀节目将小孩子变得很成人化,很“不小孩”,而家长的纵容与制作人的刻意引导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小孩早熟”的现象,您怎么看?

余秋雨:不希望小孩反常早熟,也不希望有太多的小孩进入选秀节目。

成人没有理由如此侵扰幼者,喧闹的社会没有权利过早地玷污纯净的童年。

纯净的童年对人的一生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拔苗助长是一种最残酷的伤害。每次看到五六岁的孩子在电视里模仿成人情感的节目,我都想伸手拨电话向公安局报案,因为有人在明目张胆地破坏《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

秋雨老师,我们发现现在许多电视剧,都是老片重拍,比如说《西游记》和《红楼梦》,都在计划重拍,您觉得反复地重拍是不是表示我们现在创作者的原创力枯竭呢?

余秋雨: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不喜欢老片重拍。在观众的审美心理学上,老片有一种“先期号召力”,但是,观众在观看时的对比和厌倦,必然超过这种先期号召力。更尖锐的问题是:那些老片产生在思想尚未解放的时代,在精神上很难引起当代观众共鸣。如果要共鸣,那就要对老片进行大规模的改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拍个新片?

我估计,老片新拍,一是为了便于吸引投资,二是为了便于审查通过。

但是,既然身处一个主张创新的时代,老片新拍不值得提倡。

国内外的媒体更加关注于章子怡、刘翔这些文体明星,而忽略了其他的社会精英分子,比如说科学家。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很正常。如果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注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科学家们的安静。

韩寒与陈丹青在做客某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评判,认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一些大师比如冰心、茅盾等人根本不是什么大师,而是在时代背景下被过誉。为此遭到网友的暴怒型攻击,认为韩寒侮辱大师,不尊重文学。其后韩寒也写了多篇博文论述此事,言“你的大师不是我的大师”。您对此怎么看?

余秋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太政治化,又太夸张,应该容忍后人作一点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判断也不必成为“定论”而获得“公认”,因为“定论”和“公认”之类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的时代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开设过一门现代文学史课,打破通行的格局,只凭我自己的艺术感觉选择作家,结果认为较好的作家只有鲁迅、沈从文、曹禺三人。八十年代鼓励对一切问题进行重新思索,因此我的这种大胆之举也没有受到非议,北大的王瑶教授看了我的讲稿后还写来热情的长信大加称赞呢。

这些年我多次去美国讲课,凡是在纽约开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在几次聚餐时,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他老人家推荐过的钱钟书的小说,智慧过剩;我也不太喜欢张爱玲小说中那股太故意的阴沉气息。我们两人总是说得高声大笑。

记得有一次王元化先生对我说,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里边的人都很好,但笔下却缺少才气,比较平庸,他问我有没有同感。我很有同感,但其中牵涉到的作家就多了,除了茅盾,还有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等。这不是对前辈不恭,而是维护自己进行文化判断的权利。

很多年前招收博士生,有一位考生明确表示对莎士比亚的不满,我非常欣喜,予以录取,尽管我还是喜欢莎士比亚的。但我也很清楚,梅特林克、易卜生他们正是因为反对莎士比亚剧中那种毒药、暗杀、决斗,而是主张表现“平常人的平常事”,才走出了欧洲文学的新局面。

说了这么多,我是想借此鼓励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了自身文化感觉的人。更不要因为别人表达了与教科书不一样的想法,就“暴怒”。你们千万不要成为思维僵滞、情绪激烈的族群。

1919年的时侯,麦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号召当时德国的青年以政治为业。联系我自己在政府部门实习的经历,曾经有一个领导跟我说,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但是我现在看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热衷于进投资银行,进咨询公司,喜欢投身于政治、从基层做起的北大、清华的同学还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还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

余秋雨:我不认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从来不是,尽管有时看起来像是。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沉淀成两种心理:本能地觊觎官场,又本能地仇视官场。这两种心理看似对立其实出于同根,都不利于人文理性的建立。麦克斯?韦伯是一个社会学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欧洲,说那样的话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后的德国历史证明,那种主张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前段时间有一个清华学生,因为工作不太顺利就去卖炒粉,也有北大同学去卖肉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您觉得他们在当前激烈的竞争条件下,自己去选择这样的职业真的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吗?

余秋雨:当然不丢脸。如果他们真行,也许能把相关的食品业整合起来。真正丢脸的,是那种拿了名校学历却无所作为,又想让别人尊敬的人。

人生最大的陷阱,是自欺欺人。要想走出这个陷阱,需要支付巨大的勇敢,因为社会早已习惯于接受自欺欺人。有一些自欺欺人,还包含着父母的心血、老师的设计,因此一步走错便伤筋动骨。今天中国的所谓名校,有可能躲藏着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秋雨老师曾提到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包括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历史,包括上个世纪早期的时候,像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古史辨”就提出对古史有一个量新的考量,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认为历史可以构成我们生活的根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史而不是疑史?

余秋雨:历史很难信任,因为历来的高层史官把它宫廷化了,底层艺人把它故事化了,大多民众把它情绪化了。出此三“化”,能有几人?

相关资料,看看可以,主要是寻找自己心中的历史。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经验,能让我们信任一种独特而又可靠的逻辑。由此我可以借用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的语言结构来表述一种主张:心外无史。

至于那些历史学家的“古史辨”,戳穿了很多历史的虚假性,这是有价值的,但他们自己也掉到真实性的泥坑中去了。那些史料考证,可以洗刷一些明显的虚假,但这些史料考证就是可靠的吗?

我们发现,在网上炮击名人的现象好像越来越多,比如章子怡不爱国,刘德华没有爱心,但是我们感觉这些名人,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并不至于遭到这么强烈的谴责,您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

余秋雨:无端地攻击他人,永远是一种罪恶。古人说:“天下固有百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以为攻击名人可以脱罪,其实是一种暴民心理。“文革”早就由红卫兵、造反派试练过了,他们当时残害的对象,叫做“三名三高”,简单说来,就是名人。

攻击名人的道德缺失,是一些真正道德缺失的人借着名人在完成一种自我精神补偿。他们见财、见色、见权都会产生一种犯罪冲动,但社会上树立的却是一系列道德模范,他们无处宣泄这种犯罪冲动,只能通过对名人的幻想或诬陷来勉强寄托。因此,中国的名人必须为这些人承担这样的心理投射义务。

如果要想控制这种现象,只能企盼法律。哪一天,中国的法制建设能让诬陷罪、诽谤罪、侮辱罪真正获得审判,情况就会有所改观。

我们一直在谈论历史。有一句话叫做“盛世修史”,那现在中国涌动的对历史的近乎狂热式的推崇,是不是表明了我们现代涌动的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或者是我们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一点点浮躁的某些现状呢?

余秋雨:真正的盛世不太“修史”。狂热地寻找历史话语,多半是为了获得精神安慰。而且,这种精神安慰是幻想式的,片面裁取的,迎合无知心理的,哗众取宠式的。因此,这样的“历史热”,如同民间节庆祭祖的炮竹烟火,转眼即逝。

有良知的智者,应该在人们忘记历史时独自走向废墟,或者,在人人大谈历史时悄悄离开,去思考民族的痼疾。

北京奥运期间实行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广受老百姓的好评,甚至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一直沿用下去,为此韩寒在博客中创作了一篇小说,大胆设想单双号限行数年后各种因果关系下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您认为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数人的暴政之间求得平衡点?

余秋雨:韩寒的小说没看,但“多数人的暴政”是一个深刻的政治概念。

“多数人”极易盲从,“多数人”无法实证,“多数人”难以反驳,但“多数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这是我在“文革”灾难中反复看到的事实,几乎颠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识。一切反对民主却又要伪装民主的人,都会利用暴民,害怕暴民。我敢断言,人类灭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广泛失控。

是选择理性的民主,还是多数人的暴政?这两者之间无法取得平衡,只可取前者,否定后者。如果试图平衡,结果必然失去民主。

我们在给孩子们介绍中国文明的那些历史和经典著作的时候,是应该把它们改写成非常浅显、非常明白的小故事讲给他们呢,还是保持它原来的形态,让孩子们去背诵《三字经》《论语》呢?这似乎需要进行取合,秋雨老师怎么看?

余秋雨:两种途径都要。最难的是对经典作出精彩的“现代阐释”,这不仅仅是对孩子的问题。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主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现代阐释”大师,使维纳斯、拉奥孔等古代艺术作品,以及古希腊的哲学著作获得普及的现代生命。其实,后来他们对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毕加索的阐释也很成功。

阐释,是现代良知与古代情况的对话,也是现代对古代的一种选择。这个工程,不亚于一项重大的学术研究。中国近代一直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阐释者群体,有一些学力深厚的学者开始做了,如王国维、陈寅恪,但他们没有把阐释之桥通向普通民众,因此还只是学术性阐释而不是社会性阐释。

前段时间上海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淡化了战争史,尤其是革命战争史,而代之以重视物质文化历史的记述,而且描述方式也有一定的变动,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待的?如果让您编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或者说您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历史教科书,会是怎样的?

余秋雨:上海对历史教科书的这种调整,方向是正确的,可惜最终又屈服于历史界和教育界的压力,缩回去了。这又一次说明,上海人不乏明智,但缺乏勇气。

在我看来,不仅历史教科书要调整,总体历史观念也要调整。我们流行的历史观念,来自于朝廷史官,因此可称之为“宫廷政治史观”。后来产生的革命战争史,也是从这种“宫廷政治史观”派生出来的,只是方向不一样罢了。就像下一盘棋,黑白倒置了,棋还是这盘棋。

我们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观”转向“全民生态史观”。人类文明的实质性推进,中国文化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具体成果,才是真正需要研究和教学的课题。相反,一次次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对文明和文化来说,确实未必重要。

上海的学者们,既然你们做对了,为什么还要倒退回去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安逸的年代,属于政治、经济、科技的盛世。我所担忧的是,我们许多文化精神却在流逝、在消退,我们是否需要再有一个战乱的时代,才能迎来再一次的文化繁荣?

余秋雨:以为战乱能推进文化精神,是一种致命的误会。这种误会,大多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各种影视作品种下的恶果。

战乱,永远是文明的最大摧残者。人类十分之九以上的文明,都毁于战乱。如果说有正面成果,那就像地震灾难会带来抗震救灾的大爱精神,但我们不能为了培植这种大爱精神而期待地震。

战乱确实有可能激发英勇气概,但更多的却是非人道的残忍。而要消除这种残忍在人们心灵里留下的毒素,往往要花费远比战乱更长的时间。墨子说,一心只想发动战争的只能是统治集团,他们会用千言万语论述战争的必要性,而对普通民众而言,则没有任何理由接受战争。因此,他提出,为了普天下的“兼爱”,必须坚持“非攻”。

古今中外有很多的名家、名士进行创作时都带有某些怪瘾,比如说李白,每当他写诗之前都要喝酒,海明威创作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写字台前面,古龙在写作之前必须把手洗得很干净,干净得甚至都脱皮等。这些怪瘾包括我们讲过的魏晋名士们也有很多奇怪的行为方式,您觉得在中国现在这个环境下还能容得下这些有怪瘾的才子吗?

余秋雨:不少杰出的艺术创造者确实有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有时甚至表现为神经质。这不仅应该被宽容,而且应该被欣赏,就像欣赏窗外一棵长相奇特的树,奇特到不像正常的树;或者欣赏天边一朵怪异的云,怪异到让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群体生态造成了在生活习惯上互相窥视、互相衡量、互相偷笑的恶瘾,只容得下平庸人物的寻常生态,给很多杰出人物带来了大大小小的不幸,还说人家是“怪癖”。

我认为,即使不是艺术家,不是名人,也可以有多种奇特的生活方式。

这不可耻,可耻的是偷窥他们,又容不下他们的人。大而言之,一个把平庸的一致当做生态标准的民族,是可怕的。

至于你所说的李白喜欢喝酒,海明威站着写作等,根本说不上奇特,而是很正常。艺术家太正常是让人遗憾的,但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有不少隐潜的怪异,没让大家知道。

前一段发生过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某个城市街边的银行旁,一个歹徒突然冲到人群里对一个女孩捅了一刀,抢了她的包就跑了。那个女孩倒在地上一直在流血,但是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街头,却没有一个人理会那个女孩,直到最后那个女孩流血过多致死。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事情,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余秋雨:这件事,是一个城市的耻辱,也是一个时代的耻辱。很多路人也许会解释,他们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人物关系,、不便介入。但是,鲜血就是命令,生命就是命令。孟子说,看到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近乎本能地把他拉住,而不会问那是谁家的孩子。孟子认为,拉不拉小孩,是人和禽兽的区别。

在我看来,中国人在公共空间发生的灾难,至少有一半是因为旁观者的冷漠才造成的。这个毛病不改,总有一天大家会在更大的灾难中束手无策。

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社会名流、影视明星都纷纷捐款,随后网友们在网上将没有捐款或捐款较少的名人、明星列入一个个黑名单,进行抨击。您对这一现象如何评价?

余秋雨:这种倾向使我非常担忧,因为――

第一,大爱的奉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和比较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爱就会陷于尴尬,并大打折扣。这种行为,极有可能成为不捐助者对于捐助者的审判,结果从根本上败坏崇高的捐款活动:

第二,捐款途径多种多样,仅从网上查询,很容易搞错。我在灾区看到不少开着大卡车前来捐献的企业家,他们的捐助数量就很难查得出来。我本人捐了五十万元人民币为灾区小学建三个学生图书馆,由于我必须亲自挑选书籍和设备,就把款项交给一个工作小组来执行,这也无法在红十字会的账目上查到。

总之,我不希望把全民参与的一个伟大的救助活动搞脏。我们社会上总有一些人习惯于鸡蛋里边挑骨头,把好事折腾成坏事,大家要警惕。

现在的城市越来越像工地,不断在拆,不断地建,我们似乎难以找到安身之所,更别提心中的安稳了。请问余老师,您怎么看目前包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拆大建?

余秋雨:我们原来的生态实在太落后、太简陋了,可以用“脏、乱、差”三字来概括。因此,“现代化进程”是必须的,大拆大建是免不了的。

忍一忍吧,过几年就安静了在这个问题上,不少文化人给大家制造了一个误会。他们总是宣称,我们是从和睦的古典社会一步跨入喧闹的现代社会的,因此诱使大家进入了一个“是古典,还是现代”的伪命题之中。

其实,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古典”早已过去,至少在我曾祖父的时代就过去了。而且那时的“古典”也不精彩。后来,兵荒马乱、连年灾害、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多数中国人陷于最低劣的生态之中,现在的“大拆大建”,是针对这种生态而来的。

即使被现在一批文人描绘得精彩绝伦的上海“石库门”房子,也是一种低劣生态,我长期生活其间,深有体会。狭小而阴暗的房间和楼梯,处处都可以互窥和偷听;没有卫生间,天天早上是一片“倒马桶”的呼声,整个城区臭气熏天;没有煤气,家家户户都在生煤球炉,因此臭气又裹卷在呛鼻的煤烟中,使人张不开眼……

中国民众有权利过得好一点,千万不要为了写文章而伪造和美化过往的生态。我们的前辈一直没有找到像样的安身之所,不要把我们的幼稚强加给他们。

周正龙虎照终于被裁定为是假冒伪劣产品,而围绕这个事件,上上下下一起圆谎。对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余秋雨:为假冒伪劣圆谎,大家都只在乎好听而不在乎真实,这是我国近二十几年来最严重的文化痼疾。我曾惊讶:为什么有关我的全部谣言都能在媒体上一一得逞,而大家都对真实不感兴趣?时间一长终于明白,假冒伪劣已经成了上上下下的一种心理惰性,这便是让我们痛心疾首的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的弥漫下,我们没有对真伪界线的敏感,没有对虚假扮演的警惕,一旦发现疑点也缺少实证机制和驳伪机制,我们甚至找不到脱伪返真的基本程序。我认为,假虎照事件的被揭穿,是一个偶然事件,中国文化战胜假冒伪劣的功能至今尚未获得。

我们未必喜欢假,却已经习惯于假。终于,习惯也成了喜欢。“假作真时真亦假”,那么,就让真实去承担“虚假”的恶名吧。

对这个现实,我非常悲观,并坚信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曙光。

我们国家很多城市都已经进入到一种商速发展的时期了,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大量的古迹被以很快的速度消灭掉了,另外一方面,一些投资巨大的、规模堂皇的仿古建筑又被建设起来了。您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城市发展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余秋雨: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意思:一、古迹必须保护,但也不能把古迹的范围无限扩大,对于保护的项目、内容、数量、范围、方式都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论证;二、对于仿古建筑,不能加上“假古董”恶名一概反对,这是现代建筑学家撷取传统风格进行再创造的美学权利,但要力求提高等级,体现整体气韵。

城市建设是专业化要求很高的事情,已经建立了很多国际公认的技术标准和审美标准。对此,城市领导者不应该越过专业意见而武断决定,也不要对于传媒间那些非专业人士的议论过于在意。很多民众和那些喜欢发表意见的文人对于当代建筑的走向非常陌生,多数意见偏向于街坊戏谑式的保守、坐井观天式的幼稚,他们应该获得高层次的专业引领。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似乎都在盘点三十年来的得失,对于这三十年来文化方面的发展变化,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余秋雨:这三十年,在经济上发展很好,在文化上问题很大。八十年代还不错,九十年代之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假、大、空”的排场文化盛行,并互相攀比,对民众和领导产生普通误导,以为这就是文化繁荣:

第二,文化体制改革速度缓慢,完全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在主流文化领导部门和作协、文联等机构,基本上看不出体制改革的任何大动作,只有近两年才在出版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动静;

第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甚嚣尘上,并越来越走向极端,严重抑制了已经急不可待的文化创新:

第四,大量纸质传媒中的文化版面在精神品质上严重滑坡,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冒充民意、伪装正义来攻击文化创造者的阵地,由于这些传媒的官方背景,致使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磨损机制已远远超过文化创造机制:

第五,文化立法严重滞后,对于打击文化领域的盗版、诽谤、诬陷依然乏力,结果,二十年来文化名家出现的比例小而又小,即使出现了也处于随时可能被扑灭的状态。

前段时间曾经有人声称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知道秋雨老师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余秋雨:我理解他的善良意图。在中国,富裕虽然令人羡慕却缺少话语支持,贫困虽然令人同情却缺少实质帮助。因此,“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说法,很有针对性。

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话进行理论琢磨,就立即显得简陋了。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办事的地方,一定还有难办之事;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讲话的地方,一定还有难言之痛。那么,官员的宿命就只能是:随说随办,无论贫富。

请问秋雨老师,对于京城的一些新的地标项目,比如说鸟巢、水立方以及中央电视台新楼,您的观感如何?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一定会感慨北京城城将不城,因为长安街一路走过,可能就是万国博览会,您如何看待这个老城里出现的光怪陆离的各类现代建筑呢?

余秋雨:我在建筑上的观点与你不一样。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有资格走在世界现代建筑的最前沿。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也会赞成。

对一座伟大的城市来说,最好能留下一些昔日的记忆,但更重要的是展现面向未来的活力。

一位教授在论述自由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首先解释了理性,他把人类的理性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科学思维,第二种我们姑且叫它意志,或者叫私性,然后他就谈到宗教信仰,有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地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教徒,实际上这构成了对人类理性的压迫的一种可能,或者是对人的自由的干涉的危险,我不知道您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余秋雨:我不赞成他的看法。一个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会构成对他人自由的压迫和干涉。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越来越多,每个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小,真正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集中在政治界、企业界、娱乐界、体育界,几乎挨不到知识分子的事。有少数知识分子由于专业原因出了一点名,也根本没有获得一个健全公民社会中“公众人物”应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从来不具备独立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我劝社会各界,不要再以夸张的手法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伪造这种幻想式的“公众人物”。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自己也这么幻想,那就比堂吉诃德还可笑了。

中国人不仅有一种彩民心态,还有一种评奖的心态,特别关注评奖,尤其关注诺贝尔奖,屡次有学者指出这个奖更多地关注了实验性的科学,技术性的科学,没有关注基础性的科学,比如像数学没有放进来,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式的傲慢与偏见,那么您如何看待国人现在如此热捧诺贝尔奖呢?

余秋雨:中国人关注诺贝尔奖的热忱,并不大。你所说的学者议论,人数很少。任何奖都有自己的局限,议论议论它也是可以的。至于国内评奖,倒是有点过热。但那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做最无奈的表面文章。你稍加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大有作为的行业和部门从来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比较尴尬的角落。

近日颁布了2007年作家财富榜,郭敬明名列榜首。您作为两次都上榜的畅销书作家,如何回应“中国作家不是窗,而是太想富”的说法?

余秋雨:据我多年观察,并没有见到过“太想富”的中国作家,却看到了大量“太想富”,而且已经真正富起来了的盗版者。还有一批嫉妒作家稿费收入而天天口出恶语的评论者,他们的嫉妒证明他们也是“太想富”的一群。

真正的作家如果“太想富”,成天绿着眼睛东张西望,一定写不出像样的作品。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作家反而是当代中国想富想得较少的一群人。

我的书畅销,但稿酬收入一直不多。除了盗版集团外,那些正式出版社也大多对稿酬的问题漠然以对,几度查问都没有回应,让你觉得再问下去很没有格调。有的出版社,则一次次以请客吃饭、赠送画册等等搪塞过去。我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只保留单位最低的基本工资,我妻子在八年前就被迫失去了工作。我们又有两个家庭需要照顾。幸好,我们两人生活非常简单,又从来没有雇过保姆,因此靠若那点稿酬,日子还过得不错。

当然,我知道二十年来一直在盗我版的那些书商过着广宅深院的豪华日子。为了防止我追究,他们还每隔几个月雇人在网络、传媒上大造一番谣,使我即使追究也失去了正义。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听任他们过好日子吧。

有学者的名片上把“博士生导师”写成头衔,被某国际学者戏称为:就像一个扫厕所的工人自我介绍时说,我是负责刷马桶的!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余秋雨:这确实有点可笑,但已经成为习惯。中国的名片头衔中有很多好笑的内容,例如“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又如,很多演员的名片上都印着“国家一级演员”的头衔,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的评选?这显然不可能,“国家”没有这么一个评选机构。

更奇怪的是,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名片上印“国家二级演员”?我在北京还得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家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审定他。

听说还有“国家一级作家”的称号,那就更滑稽了,不知是谁评的。我想,如果哪个出版社敢于出一套“国家一级作家丛书”,哪个剧场敢于组织几轮“国家一级演员专场”,那肯定要让国家大大贴一笔钱了。哦,原来“国家”的含义在这里。

您在5?12地震之后写作《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初衷是什么,您又如何面对误读与质疑?

余秋雨:5?12地震后,我与国内一些“文化人”产生了严重的观念分歧。他们认为:一、这次地震是上帝对中国人的谴责;二、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三、倒塌那么多房屋,主要是建筑质量,因此灾民必须把地震现场当做控拆官员的现场:四、死亡人数、救援、捐款,都带有很大虚假性。

我认为:一、这明明是天灾,不是人祸;二、十三亿中国人没有做错什么,没有理由受到谁的惩罚;三、这么高的地震级别,倒塌房子已经不是“建筑质量”所能解释的了;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的政府、军队、官员,表现得都不错。

这种严重分歧,我从一开始就已经用多篇文章与他们反复辩论。后来,看到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在请愿要求惩罚建筑承包商和相关官员,我的辩论对手们兴奋异常的时候,我就对那些家长作出了劝告。我知道那些辩论对手一定会在网站趁机闹事,诬陷我“反对请愿”,但我出于良知,不能不发言。我发表的真实意见是:

第一,呼吁政府部门虚心听取这些家长的意见,尽可能保留废墟证据,以便以后做法律鉴定。但我又告诉灾民:由于这次震级实在太高,倒塌房屋实在太多,抢救过程中翻动实在太大,耍对倒塌房屋的建筑质量做出法律鉴定很不容易,不能急:

第二,堰塞湖随随时可能决堤,几十万人都在紧急转移,灾区防疫又是火烧眉毛的大事,我请求家长们出于安全考虑不要继续挤在那里请愿了,应该把法律的事交给律师来解决:

第三,同时我又责斥那些挑唆者:你们要反对政府,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时间,为什么要唆使这些可怜的父母充当你们的政治棋子?你们还有人道底线吗?

果然,我对家长们的劝慰立即遭到这几个人的围攻,很多网民不知事情真相,也以为我在反对家长请愿,跟着他们一起声讨我。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做得一点儿也没有错。我本来不太关心政治,经过这件事情终于明白,那些以文人面目出现的政客实在太邪恶了。他们居然诅咒十三亿中国人道受天谴,试图抹杀一切抗震救灾的壮举,刻意挑唆受难儿童的家长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都不顾这些家长的死活;不仅如此,他们又在海内外报纸上大规模就此事造谣,后来又伪造了我“假捐款”事件……至此我豁然醒悟,我与他们,不是什么理念分歧,而是本性上的敌对。这种敌对关系,从“文革”时我爸爸被关押,我叔叔被杀害时就建立了。我在今天能重新发现他们,使自己的人生意义更完全。因此,我会继续与他们周旋下去,绝不放过。我很可能失败,因为很少有人支持我,包括官方,包括全国传媒,但我不怕。

天地间总有正义。

近来内地游客在华尔街骑铜牛,还大喊:“领导骑牛,比牛更牛!”“我们是中国人!”等口号,此事在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此举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另一些人觉得此事无关紧要,有的外国人也骑。您对此有何看法?

余秋雨:小事情。普通中国人在华尔街的这类举止,虽然有点过度兴奋,却也没有怎么离谱,不存在“损害中国人的国际形象”的问题。纽约街上,怪事多多,大家都很随意,我还多次看到时代广场上有一些脱衣牛仔在招摇,过路人最多也只是瞟一眼,笑一下,没有什么人去查问他们的国籍,更不会觉得他们损害了什么群体的国际形象。在这类问题上,我们的心态要放松,再放松。

前几年全国高校最热的话题之一,奠过于迎接教育部的教学评估。为了教学评估,各个学校使尽浑身解数,做假教案,重改考试试卷备档,甚至为了搞迎接教评活动的晚会、欢迎领导来校而停课,耽误正常的教学,真是花了血本。

同学们人人自危,上课迟到面临被开除的危险,盛传“如果你在教学评估过程中毁了北大,北大就将毁了你”。诚然,教学评估有意义,客观上改造了学校的“生态环境”,提高了教学条件。但是,评估不可能年年搞,不搞评估的这些年,楼道就可以一直脏兮兮么?迎评促“进”的进步,是真的“进步”么?

余秋雨:中国各行业的所谓“上级检查”、“领导评估”,常常成为一种灾难,多数是自欺欺人的过场闹剧。试问,这种“评估”,曾经“评估”出一位大学者,或“评估”出一个抄袭者吗?曾经“评估”出一项真正有价值的创新项目,或“评估”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研究工程吗?都没有。有的只是一大堆秘书所制作的报表,一大堆空空洞洞的“肯定”和“希望”。季羡林先生有一次在饭桌上对我说:“这种评估,如果认真一点,即使只对全国重点高校,花一百年时间也轮不过一圈。”有一位省委书记深知这种评估、检查对下级单位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在电视里看到他在一个大会上宣布:“全省一百二十个检查团、评估团,今天下午全部撤销,立即返回省城做正事!”我一听,在电视机前远远就为他鼓掌。

将中国的第一颗探月飞行器命名为“嫦娥”,似乎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彰显和宣传。但是,仔细想来,将中国古典文化和艺术中最具浪漫情调的意象之一,中国的阿弗洛狄特“嫦娥”与一颗没有美感的金属机器联系在一起,发人深思。

现代科技其实对传统文化艺术正顺理成章地侵蚀。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侵蚀,甚至是文化想象的替换。“嫦娥”之类,在我们下一代人、再下一代人的心目中,就可以是某种高技术产品的意象了,泛着冷冷的金属光……这并非危言耸听……

余秋雨:你的想法太保守了,不像你的年龄。一个古典形象的最大魅力在于超越时空,而超越时空的最佳状态是融入新的时空,而不是让新时空中的一切对自己“肃静”、“回避”。嫦娥既然有勇气飞向月亮,为什么没有勇气飞向现代?

另外,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幽默。我第一次看到伦敦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穿着满台牛仔服演莎士比亚,一下子适应不了,但在看了半小时之后就为莎士比亚高兴了,发现他真的有能力穿越时空,而且,我仿佛也看到他在剧场上空爽朗大笑。

你们那么年轻,千万不要成为因循守旧、咬文嚼字式的老古板。人类史上一切有价值的灵魂都是可以互相对话的,他们都会像飞天一样自由翱翔,这不是谁“侵蚀”了谁,也不是谁“战胜”了谁。这是一种互相“侵蚀”和互相“战胜”,结果指向人类的完整,艺术的永恒。

不得不说中国电影,尤其是大制作,偏爱武侠和古装戏。很多人将之归为对“童话”的回归,武侠是“成人的童话”,而我更愿意指出这些片子的一种特质――异时空。电影不断地讲述古代,难道是当代生活的贫乏不足以生长想象么?作为造梦工程的电影,只能在进述与现实无关的“异时空”时,才能制造出让人获得审美愉悦和观赏快感的“童话”么?对比好莱坞,当代生活照样可以插上想象的翅膀,获得自由舒展D电影造梦,为什么不能直接给当下的生活松绑?中国人电影中的“现实生活”意象,什么总要和“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

现实生活不等于现实主义。

余秋雨:很抱歉,我必须指出,你提问题的语言方式太拗,听起来很费劲。

以古代武侠编织现代童话,是中国艺术需要经历的一个美丽阶段。因为只有这样的阶段,才能使我们在艺术上真正超拔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局限。用你的概念,只有琢磨了“异时空”,才能知道我们身边的时空。

但是我相信,这个阶段不会沉湎很久,观众也没有长期陪伴的耐心。艺术家们在翻越一个山口后不会老是赖在这个山口不走了。他们很快就会游荡别处,观众们等着跟随他们走新路吧。

这一段时间的古代武侠童话题材,也暴露了我们电影艺术家的一个大毛病:实在不会“质朴叙事”。这是缺少文学原创力的证据,一时补不起来。

那么多大同小异的炫丽场面,那么多的感觉和哲理,展览得眼花缭乱又苍白无力。如果他们要跳上更高的台阶,必须花大力气修炼“质朴叙事”的功夫。最惊人的想象力,也以“质朴叙事”为基座,例如《指环王》、《哈利?波特》。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瑰宝,古琴一直是很高层、很小众的艺术形式,它伴随着一个阶层――文人士大夫阶层,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士大夫阶层退出历史舞台而跟着逐渐步入坟墓。但最近几年古琴回热,看起来形势大好,琴也成为大型音乐会的宠儿,但是,古琴的声音不断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扩音设备回响在人们耳边的同时,又使得古琴音乐精华――极其微妙处(比如细微的吟猱之音)丢失,从文化的层次上说,更抽离了它深刻的文化属性。古琴音乐从来不为悦耳,流行音乐则一定是和“好听”分不开的。高雅艺术走向大众,还是高雅艺术的变质和死亡?

余秋雨:又太保守。古琴在古代的地位,显然被夸张了。数量少得可怜的文人士大夫的高雅生态,显然也被理想化了。

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人都试图通过科举考试做官,整日忙忙颠颠,诗、书、琴、画对他们来说只是“风雅余事”,达到专业水平的不多。诗、书好一些,琴、画的水准大多也只是入门而已,其中尤其是琴,真正能弹的只能是专业琴师,一般文人也不过是摆弄一下罢了。

因此,要说古代文人弹古琴没有表演性,其实那完全是一种萎弱的不自信状态。等到明末江南有一些官僚文人有能力养琴师了,当时也是不惜四处通知、长期张罗,竭力打造若一个个表演场面。阮大诚家里就是如此,已经是非常热闹了。我们不能用臆想中的古代,来批判现代创作。

现代音乐创作中能发现中国传统音乐的特殊美色,应该鼓励。但如果要把古琴曲与民间的原生态音乐相比,我更钟情后者。这一点,我与音乐界的朋友谭盾先生有近似的看法。

艺术形式的创新和维持,往往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命题。中国古典诗词讲求格律,本来是为其“音乐”美,但是,如今,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遵守格律,则不一定和坚持诗歌的“音乐”美统一了。本来合二为一的目标,如今已经不再一致。而且,今人学习古诗词,用今天的语言,也很难再直接、生动、纯粹地感受到它们原初的美,就像是兵马俑一类的出土文物,我们看到的,已经褪去了油彩,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失去颜色的灰色调,就是那个时代的意象。

再者,即使今人完全按照诗韵来作诗,么我们也仿佛是一个盲人在手杖上绘出五色斑斓的图案来,有和无,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余秋雨:你的表达方式也是太“绕”,听起来不太明白,但我大致领会了你的意思。你认为古诗有当时的音律美,但不必在现代依样画葫芦了。我赞成你的想法。

你们不知道,我能写一手很淳厚的古典诗词。我从小就背诵大量古诗,感谢中学语文老师刁攀桂、穆尼使我有了这方面的鉴别能力,更感谢大学时代的陈汝衡、盛钟健、范民声老师严格地教会了我写作古典诗词的技巧。后来,陈、盛、范三位古文专家都对我写出的古典诗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我现在完全不写了,因为那些词语方式,与我的真实心情产生了阻隔。前几年,马鞍山市要在李白去世处立一块碑,市民投票让我书写碑文。我提出,如果用辞赋体或文言文来写,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但我要用现代散文来写,才能真实表达我对李白、对长江、对中外游客要说的话。他们同意了,我很高兴。

请注意,只要写好了,现代散文也会有一种语言节奏,可以句句人心,句句在口。这种语言节奏,未必比古代音律差。

秋雨老师,记得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您说过,如果把文化知识和看文化的眼光来比较,您更希望我们接受您看文化的眼光。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您的这种眼光确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也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我想问您的是,这一年的相处下来,您对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和建议吗?

余秋雨:我很高兴这一年与你们的相处。我已说过多次,本来我对中国的经济很乐观,但对中国的文化不乐观:自从结识你们,我在文化上也稍稍乐观一点了。当然,还只是“稍稍”。

对你们的希望和建议,这一年我零零星星已有不少表述,概括起来是三句话――

第一,把善良当做生命的根。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我别有所指。你们从过去和现在都会听到很多动人的口号、漂亮的主张,包括那些国际通行的理念,这些都会理所当然地吸引年轻人的心,然而必须注意提出者的“善良指数”。他们如果以诋毁他人、造谣中伤、歪曲事实、幸灾乐祸为基本手段,那就千万不要追随。这是我在“文革”中取得的经验,那些“打、砸、抢”的造反派提出的口号,也是“为了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现在不少投机者连“文革”造反派都不如,完全是在扮演某种角色,你们一定要防范和警惕。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把善良作为生命之根,并以此来衡量世间百态。

第二,把创造当做文化的魂。这是针对当前风行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而言的。没有面向未来的创造,中华文化便没有前途,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意义。这些年,文化的误导、政治的需要、大学的风气、民间的无知,造成了对古老话语和故事的盲目崇拜,这是中华文化面临转型和迈进时遇到的一个大泥潭。希望你们能够看清这一点,快速地移身到创造者的立场上来。

为此,你们要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能力和评判能力,增强对一切创新信号、异态信号、陌生信号、后代信号的敏感能力和吸取能力,千万不要成为装模作样的“伪古董”。更重要的是,你们虽然出身北大,我更希望你们不要满足于成为文化的讲述者和评论者,而应该力争创造一点什么,从事文学创作、推动创意产业都可以。

第三,把自己当做独立的人。这就是说,不要盲从已有结论,不要盲从既定规范,不要盲从官方思维,不要盲从传媒误导,不要盲从众口喧哗,不要盲从多数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在大学里的所学、所读、所听,绝大多数都是前人和别人的想法,整个儿是一个“异己的沼泽地”,明明已经被吞没了还觉得“水草丰美”。只有独立的人格,才有自由的思想。而一个人要唤醒并加固独立的人格,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做,否则,只能使平庸的文坛更加平庸,使杂乱的精神更加杂乱。在当前,年轻人更需要从网民的情绪潮汐中自我解救,独立寒秋:冷眼江湖,厕身人海,中流砥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抓住那一点点独立。平心而论,生于今日而求独立,远比老子、孔子、屈原、李白他们的独立更困难,也更可贵。

这三句话,是我历尽半辈子风霜的自处之道,自卫之道,敞帚自珍,且转赠你们参考。人与人之间,生存环境可以千差万别,但生命哲学却处处相通。我与你们深谈了整整一年,彼此的生命也有了关联,因此临别直言,如同家人。

最后顺便说一句:你们今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而又估计我能帮得上忙的,尽管来找我。

秋雨老师的北大学生们:

◎王安安

很荣幸地出生于1982年12月28日(系约定俗成之电影诞辰)。幼年起学习乐器演奏及声乐,后转而从事文字工作,有《后校园时代》《昙花之内,时间之外》两本个人文集;2004年开始投身电影、电视剧剧本创作及策划、拍摄工作;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2009年获电影学硕士学位;同时作为一名歌手、编剧及电影、艺术、文化活动组织者,正在以各种途径为疗救人类心灵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王牧笛

他是一名犀利的辩手,创办北京大学辩论协会,喜欢“胡思乱想”;他是一位校园演讲家,摘得北大演讲冠军,擅长“胡说八道”;他读书、写作、演讲、辩论、乒乓、围棋样样通吃,可谓“胡吃海喝”;他六年求学于国际关系,却一朝出轨、投身传媒,实在“胡作非为”!2007年,也就是与秋雨老师相识、相知的这一年,“四胡先生”完成了从学生到传媒人的角色变迁。如今的他供职于广东电视台,继续着“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的未竟事业。

◎何琳

爱读书、爱音乐、爱提问、爱逛街。曾经作为北大爱心社副社长,经历过一段青春在左爱在右的菁菁岁月;曾经作为校园主持人活跃在北京大学的舞台上;曾经作为北京大学电视台记者团团长和诸多政要、学者亲密接触。带着对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心,带着对中国文化独有的自豪感,把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软实力交流当成终身追求的职业目标,现在是中国驻美使馆最年轻的女外交官。

◎欧阳霄

1985年9月生,四川绵阳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广播与影视编导专业本科,修哲学双学士学位,现已保送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攻读研究生。自幼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寄情于古典诗词、音乐、绘画。浅识平仄,拙于裁句,久溺凤箫之曲,初习丝桐之音,略知绘画,闲事丹青,道境虽难成,足以自娱。又好遐思,俯仰之间,取诸身物,乐而忘言,得人生真味些许。

◎周双双

1984年11月3日生于北京。童年生长在海军大院,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实验班,哲学方向。2007年7月拿到本科学士学位。同年9月保送研究生,继续在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硕士。本科担任元培计划实验班宣传副部长,协同部员们一起创办了《元培时讯》,被评为校团委优秀刊物,本人也获得了优秀编辑嘉奖。研究生阶段担任校研究生会女生部部长一职,为女研究生创造生活便利。性格开朗,爱好文学、音乐、写作。

◎萨林娜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电影学专业研究生。有一半的蒙古族血统,可惜已经汉化了。但血液中仍然藏着野性,仍然天生善舞,(本科期间喜爱跳拉丁舞)仍然在梦中看到自己高贵的祖先。小时候在东北长大,后来搬到呼和浩特。自幼喜欢看书,喜欢写东西,诗歌、散文、小说都写过些。性情安静柔和,害怕别人大声说话,自己说话当然也很轻声。16岁信主,成为基督徒,生命不再一样。由一个郁郁寡欢的小姑娘渐渐成为他人的安慰、劝勉和祝福。

◎诸丛瑜

1984年9月生于“天府之国”四川成都。03年考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本科曾担任院学生会副主席、北京大学电视台学生记者团团长;后保送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传播学硕士,是“全面发展,普遍平府”的典型。多次参与校内外影视剧创作拍摄,央视、凤凰卫视和云南卫视等节目录制并担任主持人,曾获CCTV3《挑战主持人》优秀选手和2006北京大学主持人大赛季军;10年竞技游泳训练,曾获全国第七届冬泳锦标赛1OOm仰泳银牌;手风琴9级;相信温暖和坚持的力量,在感性中游走,善良人的鼓励中成长。所著《凤凰卫视新老主持人“造星”策略对比研究》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吕帆

1985年生于西安一个电视人家庭,18岁一路高歌来到伟大首都,进入北大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学习,辅修哲学双学位。期间担任北大电视台记者团团长、戏剧社社长,摘得北大主持人大赛冠军,也做起了自己的电视栏目,越来越与影视沾亲带故。07年终被保送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随著名电视人阿忆老师攻读研究生。用俺一室友的话说:“你电视人,你全家都电视人!”此言不差矣。本人矛盾体。官运亨佳,最怕开会;抛头露脸,实非所愿;站上舞台人来疯,下了台谁都比我疯;可于聚会时大放厥词指点江山,亦喜在独处时沏茶品茗读两本圣贤之作,属典型两面派。所幸人后来不坏,有点可爱,本性温和,不咬人。

◎金子

1983年3月出生于美丽的冰城哈尔滨。童年与电视结缘,曾是黑龙江省电视台一位小有名气的少儿节目主持人;主演电视短片《美丽的八音盒》获东北三省电视剧“金虎奖”。被载入由文化部出版的《飞吧,太阳乌》一书,列入中国文艺十小童星之中;02年与北大结缘,考入北京大学艺术院影视编导专业。曾担任北京大学电视台记者团团长。四年后得到北大校长许智宏推荐,保送北大艺术学院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赞晟

谁说生于人间天堂的浙江杭州,就不能长成地狱来客?自幼好说爱动,从杭州剧院到浙江电视台少儿栏目,都曾留下自己的身影。无意中目睹西部穷乡僻壤的芸芸众生,顿时觉得追求被万众瞩目原来只是窗边击鼓,只有钻研学问才能成为“天下公器”。于是修身齐家,接受先贤的洗脑,陶醉于墨迹的香气。现在已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研究生,若干校际学术沙龙的组织者。2007年结缘“秋雨时分”节目,感受颇多。

◎丛治辰

山东威海人。2002年获首届华人少年写作征文大赛金奖,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2006年保送攻读当代文学硕士。在校期间担任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社长,参与和组织了大量文学活动,主持编辑北大中文系系刊《启明星》、“我们”文学社社刊《我们》、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刊物《纵横》等。曾担任《小说选刊》外聘编辑。发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若干。嗜爱饕餮,以成脸上横肉三两条;好读杂书,聊存胸中点墨四五滴。落拓难以拘小节,诙谐或偶有妙语――不过细细考察起来,内心里倒还算是个严肃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