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及其丰功伟绩，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无可争辩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土壤，产生于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实践，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既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保障，又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奋斗、共同创造的结果，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一、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为了对抗神权和王权的专制统治，以现代政党政治作为体现民主精神的政治游戏规则。但是，西方政党制度发展到今天，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倾向、中间人投票定律以及现代兼容型政党的出现，已经开始蚕食“民主”精神的基础，使政党与民主之间产生了悖论性关系。无论从西方政党制度产生的历史传统，还是从政党制度的现实发展角度看，这种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制度在社会主义中国根本行不通。
（一）西方政党制度的理性解读
政党是当代西方国家中最重要、最活跃、最有力量的政治实体，它对一个国家政治过程起着决定作用。西方政党制度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政党制度，是资产阶级通过其政党全面执掌国家政权、操纵国家全部政治生活、稳定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和经济生活的自由竞争，产生了多元的社会经济利益，任何个人都无法站在高高的政坛上代表这多元的利益。因此，多党的产生是经济私有化和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1.各类政党体制
由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历史传统、政治结构和文化基础等具体情况各异，国内各阶级、阶层或集团力量对比不同，政党制度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关于政党制度的分类，按某一国家内部的执政党数目作为标准来划分的传统分类法，即两党制和多党制。
所谓两党制，是指一个国家长期存在着两个势均力敌的政党，通过以轮流上台执政的方式长期交替控制国家机器的政党制度。两党制最早产生于17世纪70年代的英国，1679年5月，英国新国会与国王查理二世因王位继承而发生冲突，在激烈的斗争中，国会内形成了辉格党和托利党两个对立的集团：托利党后改名为保守党，辉格党后改称为自由党。从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两大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的基本格局一直没有改变。两党制后来流行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尽管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其内在机制都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尤其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对峙的党都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表面上，政府允许建立其他政党，但资产阶级内部没有第三种力量可以打破两党严密控制的政治局面，外部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其政治力量也不足以构成威胁，实际上就只有两个资产阶级政党才可能轮流坐庄，他们有组织地控制着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千方百计排斥其他党派竞争获胜的可能。
由于实行两党制的西方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执政的国内背景、政治力量对比、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使两党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是，作为同一种政党制度模式，两党制又具有基本的共同特征：其一，某一资本主义国家内存在具有单独执政实力的两大政党，长期轮流居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排斥和挤压其他政党的执政可能性。其二，某一资本主义国家内两大政党势均力敌，虽有“在野”和“执政”之分，但并无主从之别，长期彼此互相攻击，处于对峙状态，定期的选举活动为两大党和平接管政权提供了均等与合法的机会。
“多党制”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中多党并立，实力相当，各个政党都可以单独或联合其他政党进行竞选和执政的政党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的表现形式即操纵议会或总统选举的政党在两党以上，各党分立，轮流组织政府执政。“多党制”源于法国，后来流行于德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某一资本主义国家由议会中占最多数席位的那个党组阁，但由几个党联合执政。在某一国内存在着三个以上的政党，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多年长久的维持其绝对优势的地位，只是与其他政党形成联盟，来共同掌握国家政权，以法国最为典型；其二，某一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存在许多拥有议会议席的政党，但由一个占压倒性优势地位的政党单独或主要执政。如果在某一国内许多政党并存的情况下，其中有一个党处于压倒性优势的地位，就一直单独掌握政权，这种现象为“一党独大制”或“独大党制”，以日本最为典型。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突尼斯的社会主义宪政党、印度的国民大会党都是长期执政几十年。
从西方政党制度的种类可以看出，西方政党制度是颇为复杂的政治制度模式，任何国家选择政党制度都是基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和条件。即使同一种类型的政党制度运用于不同的国家也都各具特色。如同是实施两党制的国家，美国是三权分立的两党制，在英国是议会制的两党制；又如同是实施多党制的国家，意大利是典型的议会制的多党制，法国是“半总统半议会”的多党制，日本则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多党制。因此，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是国家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大事。
2.西方资产阶级“多党制”的理性评析
从本质上说，不论何种形式的政党制度，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协调统治阶层内部的各种矛盾，诚如列宁对“两党制”的批判：“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它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因此，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尽管形式多样，但却具有共同的本质、目的以及相似的弊端。
第一，西方多党制的实质是“一党专政”，是通过多党竞选完成多个资产阶级政党交替垄断政权。
从本质上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也是由党领导国家，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制度都是执政党按照它的纲领提出来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是国家权力机关背后的一体化向心力量，区别只在于谁在前台、谁在后台，而谁何时在前台或后台要视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以及转移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情绪的需要。以被奉为“民主典范”的美国两党制为例，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两个党都代表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的利益，只是代表垄断集团的不同派别而已。恩格斯在分析两党制度时写道：在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作为“两个官方的政党”，实际上没有任何本质性区别；在美国两党制政治，除了“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之外，不可能从中发现什么民主。事实上“这两个政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起着不同作用，但又分工合作的两只手”。此外，列宁评价西方多党制时，也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亦即“富人的民主，是骗局、虚假和伪善”，在这场民主的闹剧中，资产阶级政党制度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因此，揭开多党制漂亮的外衣，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可以清晰地看到多党制中执政党幕后最大的操控手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如果看不清西方“多党制”只是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真实谎言，就是对其制度的无知和误解，是政治上的幼稚。
从选举和执政方式上来看，西方多党制实际上是多个资产阶级政党交替垄断政权，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如美国的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轮流执政已达到150多年，它们分别为不同的垄断财团所支持，代表着不同的垄断财团的利益。但是它们在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压迫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策略上的不同，都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实行统治的工具，广大选民的选择是有限度的，只是在两党挑选的两个候选人之间挑选（总统）。列宁在《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中指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党的斗争主要是在关税高低的问题上，这种斗争对人民群众没有多大意义，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它们之间的这种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因此，我们要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看清资产阶级多党制的实质。不管它的方式、手法如何变化，如何巧妙，总也掩盖不了它的实质和根本目的。
第二，西方多党制的党群关系具有明显的功利性，政党与选民构建联系的最大动机是获取选票。
从马克思唯物史观来看，一个政党如果脱离同群众的联系，就很难了解、综合、表达和协调各阶级阶层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即使上台执政，也不可能完全代表民利，表达民意，而只能代表它自己赖以存在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最大利益。西方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其党群关系的实质就是政党与选民的关系，政党与群众建立沟通和联系目的只在于获得选票，以达到政党获取执政资格的根本目的。由于多党制度中政党在选举中有效地剥夺了人民表达意见的机会，而又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致使政治程序遭到破坏。“在我们最早的记忆中，政党政治一直是一种精明的和耍手腕的事情，并不总是正当的”。而且，对多党制的弊端，美国前总统华盛顿早就警告过“政党精神”对美国政府体系的“有害影响”。关于这样的危害，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撰文进行批判时指出，政党“总是分散公共议事机构的注意力，削弱公共管理机构的力量。——政党以没有多少根据的猜忌和种种假警报扰乱社会，引起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敌意，挑起暴动和反叛”①。在此基础上，美国的学者认为多党制在“政党”问题上，还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危机，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腐败：政治活动者丧失公民美德和追求私利。如果腐败发生，谋求利用政府权力达到它们自己目标的那些集团就可能控制政治程序”。因此，西方多党制貌似公正、民主的选举和政党制度本身，都隐含着诸多社会不公和专断的可能性因素，这些可能性在社会监管失序的情况下，就会演变成现实的不公正和专制性决策。
第三，多党制下党派林立致使政府更迭频繁，导致社会发展缺乏长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各垄断集团特殊利益的差别性之间矛盾斗争的必然产物。各政党从各自所代表的资本利益集团的要求出发，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着自己的政治纲领、方针、政策，并都希望通过竞选执政组阁，使自己政党的政纲得以实现，各政党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利益冲突的结果导致政局不稳，政权更迭频繁。党派之间的利益纷争和政见相左，常常引发政党之间的相互抵制、责难和对立，如果执政党的纲领一旦失误，立刻就有反对党群起而攻之，从而导致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攻击，使执政党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导致政局不稳。在政权更迭的过程中，每一个新总统上台，都会推出一整套新的施政纲领，进行一番新的改革，这样就使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连贯性。例如：日本首相更迭之快，令人目不暇接，连日本国民都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此外，多党制下执政党难以有效整合本党的政治主张，经常出现政见不一招致的责难与阻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执政党内部也受到制约和影响。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仅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且还能够正确认识到西方多党制共同的弊端和难以避免的劣根性。对此，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西方多党制的弊端和劣根性批判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多党制的本质。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他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这就形象而生动地指出了多党制的阶级实质及其严重的痼疾所在。
（二）西方多党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任何国家从政党的产生到形成一种政党制度都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且每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都具有不可模仿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又是由该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和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因此，政党制度的选择不能够生搬硬套别国模式，只能按照本国的国情进行选择。
1.西方多党制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在西方政党理论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各派人士纷纷在中国进行政党政治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致使近代中国政党政治表演的大舞台上，各种各样的政党和政党体制都曾经出现过。在他们各自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党理论中吸收思想养分，又将这些思想不同程度地“现代化”和“中国化”的过程中，开启了探讨发展中国家政党主导政治的历史先河。立宪党人从吸收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出发，并以西方的两党政治为楷模，试图建立中国的政党政治。罗普则根据自己对国外政党学说的理解对近代议会政党的概念、组织要素、发生原因、存在意义等基本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梁启超也根据自己对美国等国政治的考察和思考，结合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发表了对政党问题的见解。到了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失败之后，孙中山受到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理论和列宁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影响，创立了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的政党发展思想。孙中山提出为了国家的自由，必须放弃个人的自由，革命党内部不能讲党员个人的自由；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党员必须无条件地在思想上服从“孙文学说”，在组织上拥护领袖独裁制；党内不能实行“法治”，只能推行“人治”等思想。
2.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不能由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来决定，必须是由一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把西方多党制盲目地理解为西方国家成功的发展模式，加以简单的照搬和移植，而不考虑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的经济政治制度、阶级力量的强弱对比，以及国际政治的战略格局等因素，不仅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而且是一种非常盲目的冒险。如拉美的一些国家在照搬西方多党制后，带来的是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经济始终处于徘徊状态；20世纪90年代非洲也从西方抄来了多党制，结果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和冲突，仅1996年一年之内就有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布隆迪等国通过非宪法手段改换了政权，1997 年有三个国家的政权因武装冲突或军事政变垮台，给非洲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采用多党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在总结上述各国的政变后认为，多党制具有竞争性政党体制的一切弱点，同时又不具有其他政党制度的优点，因而是软弱而无效的政党体制，是一种带来政治不稳定和政权频繁更迭的体制。
与亨廷顿的观点一致，许多西方学者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进行全面分析以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发展中国家具有实行一党制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党往往产生于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它所面临的是反对外国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这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当取得国家独立之后，这个政党便自然成为领导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如几内亚、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所创建一党制的情况都是如此。亨廷顿认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变迁，不应完全生搬硬套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而应以变化中的社会条件为基本出发点。并且，亨廷顿一再强调，对于现代化水平和民主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实行多党制必然带来政治动荡，因为多党制与政治安宁是不能共生的。
3.西方多党制在近代中国的尝试与破产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党制度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曲折发展和探索过程。从辛亥革命成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38年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多党制、一党制的实验，出现了照搬西方多党制的混乱局面，也曾尝试过实行西方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辛亥革命后，在1911～1913年，中国冒出了300 多个政党政团，其中许多没有明确政纲及固定成员。例如，曹锟 5000大洋1票贿选到黎元洪参加了9个政党，伍廷芳在11个政党挂名等。一时间中国各党派之间互相倾轧、明争暗斗，或借助武力相威胁，或借助金钱相利诱。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文化条件和政治环境，加之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阻挠，多党制并没有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站稳脚跟，很多政党也只是昙花一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简单照搬和移植西方多党制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稳定和繁荣，混乱的政党政治，不仅没有带来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派别林立的局面，加剧了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与割据，闹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历史经验证明，盲目移植和抄袭外国模式，最终结局只能是失败。因为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多党制的实施没有必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4.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要求我们，“坚决抵制西方多党制度和三权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响”。因为，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中国还处于人口多、底子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任务和现实国情都决定了中国没有西方多党制生长所需的基本条件和必要的社会基础，因而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模式。
首先，中国缺乏实行西方多党制所需要的客观依据，即缺乏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从社会基础来看，近代中国社会缺乏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赖以生存的历史基础，即在政治上能够代表本阶级不同阶层集团利益的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基础。相比之下，中国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属于中间阶级的上层，阶级基础、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并不雄厚，其政治代表结成党派团体则具有阶级联盟的特点，很难发展成为西方式的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或两党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从经济基础来看，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这种经济关系决定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一个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共同体，而这个利益共同体的总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根本不需要通过剧烈的社会变动导致权力转移的办法来解决。
其次，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体制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条件，现实的中国不具有西方多党制的政治环境。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定了我国社会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也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阶级关系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定，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联盟，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而广泛的阶级基础。而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自己特殊的社会阶级基础。从政治条件来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个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长期共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的政治基础。所以各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盟友，是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历史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各民主党派也都拥护这一历史的选择。
总之，中国不存在西方多党制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土壤，也就不能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西方多党制简单地类比，更不能把建立在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专政国体之上的西方多党制，作为中国政党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对此，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讲话中，针对一些人效仿西方多党制的思想主张，强调指出：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否则许多事情就很难办。
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党体制的一个创造。其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根本所在，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依托力量和唯一希望。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赋予的
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受制于国家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因而国家政治制度是不能简单移植和照搬的。而且，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社会上层建筑运行系统中的构成要素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即政党制度同时受制于文化历史传统、民族认同和社会意识特点要素的综合影响。因此，任何国家政党制度的选择都是客观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就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客观结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赋予的。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近代政党制度的历史借鉴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政党制度经历过一个较长阶段的曲折发展过程。从辛亥革命成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38年时间里，中国既经历了对西方多党制的简单移植和尝试，又历经了国民党“一党独裁”在中国的统治。但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多党竞争超越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客观实际，注定是破灭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因背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潮流，最终结局是也要破产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正是基于符合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顺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确立起来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也不同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国情具体结合的历史产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国共两党曾两度合作，但最终都没能走上多党议会民主制的道路，而是通过武装斗争决一胜负。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过程中，人们曾普遍希望在抗日胜利后实行多党政治协商制度。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和系列谈话中多次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要实行多党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愿望，蒋介石也表示要实行宪政。抗战胜利后，在共产党、国民党之外的第三方势力也积极活动，各民主党派也积极呼吁抗战胜利后实行多党在中国推行多党制，建立所谓的理想中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并且得到了美国的鼓励和支持。1945 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表面上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其后也达成了某些具体协议，但是，蒋介石却不顾这些协定和协议，顽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疯狂进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残酷屠杀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宣布各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使中国最终没走上西方多党制的道路。
1948 年，在解放战争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得到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11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各民主党派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做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历史已经证明，一党独裁背离历史潮流，必定要破产；多党竞争超越社会实际，也注定要破灭。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中国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不让人民民主势力合作发展，敌对的利益冲突使中国大党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在议会中得到解决，最终只能通过武装斗争这种激进的、革命的方式予以解决。斗争的结果是正义战胜邪恶，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这样的结局成为历史必然。其二，西方多党制不能把中国导向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正确轨道，反而会使种种固有的弊端在中国变本加厉，甚至导致全面内战。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由于具体经济和政治条件的限制，理想中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只能是虚无缥缈的水中月、镜中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客观需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政党制度既同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同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相符合，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的基本政治制度。
在社会运行系统中，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对特定国家执政体制的性质和基本面貌，有着不可抗拒的制约和影响作用，而且这种影响还具有很大的客观性。特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往往深受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为，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对现实政治制度、执政体制的性质和基本状况有着重要的规制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是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背景是相适应的。
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儒家文化源远流长，长期占据社会历史文化的主导地位，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根深蒂固。传统政治文化虽然在民主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其文化霸权地位，但它以强大的历史惯性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并缓慢地发生着适应环境的变化。一方面，封建专制政治思想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历史的沉淀，但其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心理层面，还部分地保留着。因此，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某些内容，虽然部分地被中国民众所接受，但并非整体性地为社会所认同。另一方面，受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和整体观念的影响，在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上，中国民众对“权威”有着很强的依赖和膜拜心理，对法治、民主和个体尊重等意识比较淡漠。即使到了近代社会，中国的民主法制传统基本上属于空白。这种文化背景和观念意识形态，对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因此，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革命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缺少实行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治文化基础和历史条件。
基于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对民众心理和政治意识的深刻影响，广大群众对革命领导中的权威和具有统摄作用的核心力量存在极大需求，中国共产党满足并适应了人民群众的这种需求，从而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坚强领导力量。按照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政治心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不仅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满足了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需求。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南，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宗旨，以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取得了执政地位，建立了起以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为母体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运作体制和执政体制，并在这一体制中顺应历史文化传统的需要，确立起其执政党的历史地位。因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在中国同样的历史文化传统支配下，国民党也曾有过“一党独裁”的失败教训，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制度与国民党“一党独裁”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是真正反映和满足群众中的各类需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不是反对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另一方面，国民党只是代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己私利，并站在与人民群众对立的一面，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在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治格局下，中国所有其他政党是处于在野党的地位，并受到残酷的排挤、打压，甚至残杀。因此，不同性质的政党，不同实质的一党执政，必然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确立的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的制度，是近代世界民主革命的一大创举，因为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既体现出社会发展的多元性需求，又保持了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所需的必要政治整合能力。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全面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最好的制度安排，能够最好地体现各族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追求。
3.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选择
纵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而且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还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和执政地位不是通过竞争性选举获胜取得的，而是通过领导中国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而取得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权威性来自于党在革命时期的正确领导，来自于党为中国革命付出的艰苦努力。与西方国家先有议会后有政党的情况不同，在中国是先有中国共产党，后有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缔造了新中国，包括建立起整个国家全新的上层建筑，这也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的政党政治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居于整个社会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即是将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特性集于一身的政党。
近代中国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各个政党都曾试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起领导革命的作用，但终究未能使革命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以它特有的革命坚定性、彻底性，始终保持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形成了对其他革命阶级的领导，带领全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成功地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把一个黑暗破败的旧中国变成了光明独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此奠定了共产党在中国合法的领导地位。对此，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在这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以自己“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独立富强”的无私情怀奠定了其在中国的执政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人民选择和赋予的，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选择结果，因而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有很高的支持率和认同程度，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4.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
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就必然选择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和社会主义道路连在一起的。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这一原则既是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要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的时候，就把“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纲领。近代中国的其他阶级都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革命纲领。所以，社会主义事业只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进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和忠实代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胜利。就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攻坚阶段，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此关键时期，更加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正确处理各种矛盾、问题，引导中国人民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面对社会主义建设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重任，不辱使命。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的最根本政治保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既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必然性，也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就必然选择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与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等条件连在一起的。
（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靠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决定了带领广大人民实现民族复兴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也是其首要奋斗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始终坚定地致力于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1.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更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集合体，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业绩和奋斗目标，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所有奋斗历史，都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自成立以来，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创设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创造了前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无产阶级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成功地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把一个黑暗破败的旧中国变成了光明独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中国赢得了完全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使中国人民当家做主，成为自己的主人，由此拉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长剧的序幕。
第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主要在于其能够集中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不仅表现在推翻“三座大山”、争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变革中，也表现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能够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而有共同利益的整体。在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彻底改变旧中国那种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的状况，引领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步入世界强国之林。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通过进行“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继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代替了“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门。
第三，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开创了中华民族复兴事业蓬勃向上、昂扬发展的崭新局面。党的十六大郑重地将“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基于全国人民的奋力开拓和进取，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30年的实践使民族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机与活力，使中华民族复兴呈现出光辉灿烂的前景。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进程和实现蓝图进行了宏伟的规划：在先期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将奋斗目标确定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整个中华民族将步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盛世时期，炎黄子孙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基本可以实现。
2.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中国在民族复兴道路上所取得的光辉业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核心力量。中华民族复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成功地领导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奋斗方向。尽管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了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真正有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担当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为民族复兴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为民族复兴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肩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开辟了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确立了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坚毅的脊梁，成立之初就毅然提出了包含独立、民主、统一之内蕴的民主革命纲领，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以民族大义为重，把自身发展与振兴民族紧密结合起来，带领人民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人民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搭建起中华民族崛起的平台，构筑起民族复兴的基石。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创造性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将这条发展道路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基于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同步发展。通过道路选择产生具有很强现代意义的文化核心价值，就可以实现对整个国家和各民族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为复兴中华民族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相符合，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能够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统一意志，协调劳动人民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广泛民主和集中领导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充分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体现了我国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60年的发展，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但是，这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需要完善的方面。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国政党制度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挑战。我们只有在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结合中国政党制度建设的实际，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须抓住两个重点：一是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
（一）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完善政治协商制度的关键
我国多党合作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动选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新世纪新阶段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制的领导，主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和改善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保证，而且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为此，邓小平反复指出：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只有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得到坚持和加强。改善党的领导，既要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又要进一步提升党员的思想素质状况。
1.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提升党的执政水平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党执政后不断探索的核心命题，由于过去党对执政和执政规律的研究较少，特别是缺乏对执政一般规律的研究，致使党在执政方式、执政途径上走了一些弯路。面对新时期新任务，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这充分说明党对“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提高领导干部执政本领，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领导体制，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的工作机制，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定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集体。以加强领导班子执政能力建设影响和带动全党，使党的全部工作始终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国际国内各类严峻挑战，培养具有良好素质和执政能力的党政领导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所在，只有发挥好领导班子的作用和约束好领导班子成员的行为，才能建设好党，才能使党在新的时期和新的挑战下胜任新的建党的根本目的和宗旨、基本性质和历史任务已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执政党有着本质的区别，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升党的执政水平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解决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执政素质和水平；一是要解决怎样执政的问题，加强执政的方式方法和基本内容科学性、合理性建设。
第一，加强执政主体的能力素养建设，奠定党的执政能力的主体基础。提升执政主体的水平和能力，也就是要强化党员干部的队伍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十七大报告指出：“按照四化方针，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人才，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这一论述，抓住了治党兴国之本，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在面临着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背景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进行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一方面，积极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和干部选拔标准，做到在选“好”（品德）人的基础上，选“能”（能力）人，真正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作为党员干部，肩负起党赋予的执“好”政的历史重任。另一方面，还要积极构建起以“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为框架的管理制度设计要求，强化对党员干部的任用管理和监督，以制度保证党员干部有条件创新执政思路和执政方式方法，又要有足够的制度约束保证党员干部的创新不越轨、不逾矩。总之，要从党员干部的选人和用人两个环节着力保证执政主题的综合素养，以解决“靠谁执政”的问题。
第二，围绕党的执政兴国的服务对象，完善民主集中制下的执政机制。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健全决策科学化、民主制度和机制，规范和完善决策程序，为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供制度保证。首先要坚持群众路线，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在制定政策和决策的过程中，党员干部一定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制定政策措施、拟制工作计划、决定重大事项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党员干部要深入了解民情，充分调查研究，并充分反映民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认真对待群众的建议和意见，要集中民智，及时总结群众的经验和教训，确保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其次，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一定要努力提高决策者的思想觉悟。而这其中关键是要注意提高决策者的党性修养和“公仆”意识，使决策者具有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具有很强的科学和民主观念，能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决策的各种规定和各项要求，推进执政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效率。为此，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并针对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赋予了民主集中制建设新的内容和要求。
第三，与时俱进地改进执政方式，着力加强执政方式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然有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把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放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标准下衡量，就需要对不适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心环节和迫切要求。一方面，要加强党的执政职能和方式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上来抓是当务之急，除了要做到确定执政目标，坚持执政宗旨，增强执政意识，巩固执政基础，改进执政作风，完善执政方式，抓好执政要务，还要避免和减少执政失误，提高科学决策的水平和能力。科学的执政方式和决策程序，必须通过权力配置和操作程序等方面的制度化规定，使党内权力运作符合规范和制度，既达到制约滥用权力的行为，避免决策失误；又使全党从执政理念到执政行为的一致性得到制度保障，使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在长期稳定的状态，不至于因领导人素质和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因此，在提高执政能力的过程中，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既确保党的正确路线的制定、巩固和发展，又确保党的执政水平科学化和民主化发展。另一方面，依据科学发展观的指导，重建执政能力的科学途径和价值导向，既从有利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又从统筹兼顾的角度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统筹各个方面的利益、整合各种力量，协调各种矛盾，把各种力量聚集起来，把蕴藏在广大民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出来，引领人民群众朝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前进。
此外，基于科学化的建设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培养目标是使其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新一代政治家。并从这一总体目标出发，设计“高素质”干部应该具备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基本能力和素养，这就是在加强党性锻炼的同时，作为干部队伍整体，还应使党员干部具备“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和“总揽全局”等“五种能力”。作为每一位党员干部，还必须具有开阔的视野襟怀、高远缜密的战略思维能力、科学深邃的理论素养等综合素质。这些为我党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紧贴时代脉搏的科学标准。
2.强化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综合素质
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也是增强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内容。2007 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切实抓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使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振奋的精神和良好的作风，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在执政情况下必须面对的考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包括思想作风、学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它们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整体。在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中，思想作风建设是最为重要的。思想作风建设关系到整个作风建设的方向和命运，体现着整个作风建设的灵魂。因此，强化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特别要抓住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方面，要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着力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第一，加强干部生活作风建设，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由于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状况如何，直接反映其形象和人格的魅力，直接关系到其影响力和表率力。而且，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表现如何，既反映出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准的高低，也反映出领导干部的思想情操是否高尚、美好。因此，对于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建设必须要抓紧、抓好、抓出成效来。这样才能为搞好党风和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创造出一种良好的氛围。加强干部生活作风建设，最为关键的是党的领导干部要牢记“两个务必”，即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领导干部，应当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做到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灯红酒绿的侵蚀影响面前，一尘不染，一身正气”。因此，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地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坚决抵制铺张浪费之风和奢靡腐朽的生活方式，时刻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好风尚好传统。
第二，加强领导干部工作作风，保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要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宣传教育，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自觉性。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拉大，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这对于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巨大考验的时期，我们党必须要增强执政党的权威，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体制和机制上安排好工作，落实好责任。
（二）加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是基础
纵观民主党派的历史，它们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国共两党的对立和斗争中产生的，并在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中逐渐与中共走向了联合，都和共产党有着长期的合作历史。同时，由于多年的参政，各民主党派已经在政治协商制度中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和技巧。但是，在中共与民主党派间的党际关系上，必须进一步改革，以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协商政治中的合作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发挥更为充分的作用。
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强化各党派之间的平等合作
在我国的多党合作中，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不是去包办各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而是实行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所谓政治上的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主要是指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民主党派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引导各民主党派为实现这些路线、方针、政策而共同奋斗。
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民主党派在协商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实行多党平等合作。除了国家执政权力民主党派不能与中共分享外，民主党派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上享有同等的权力和地位。并且，要体现在各项政策决策的制定前和制定中协商，而不是在中共已有决策意图、政策倾向之后的协商，做到协商过程的公开、透明，尽量减少感情因素和心理暗示在协商过程中的影响。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合作，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巩固和维护多党合作的良好政治格局，发展我国各政党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的和谐政治关系，实现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合作。另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中国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亲密友党的政治地位，把政治领导寓于团结合作和民主协商之中，善于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协商和讨论，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识，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参政议政作用，坚定不移地同他们永远密切合作。为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全面提高理论素养、知识水平、道德水准和实践能力，尤其是要具有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平等待人、协商办事的民主作风，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说服教育工作，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
2.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提升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
面对新时期国际国内不断变幻的形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各民主党派需要不断改革开放，顺应时代的潮流，参政议政要体现出时代特征、各政党自身的特征，围绕党政工作重点、改革发展难点，把参政为民作为加强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立足点，增强参政党活力和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
首先，加强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大力提高参政党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综合素质、领导水平和社会活动能力，是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的关键。在组织建设中，关键的是要通过各种形式尽快培养后备干部，完成新老交替和组织发展工作。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提升成员的素质和能力结构，一方面吸引优秀青年人才进入各民主党派。从民主党派构成的现实状况来看，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长期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业技术工作，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但是他们在组织领导能力、协调能力和社会活动经验等方面还需要不断学习和提高。同时，随着中共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大力推进，大批高文化、高智能的人才进入党和政府的决策层，党政决策的科学含量和知识含量不断提高。基于这种状况，提升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必须要大胆启用和破格提拔一批政治意识敏锐、社会责任感强烈、学识渊博、参政议政能力突出的民主党派中青年骨干，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精英辈出的局面相得益彰，使之与执政党的青年才俊们一起共谋中国的发展。
其次，加强各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建设，以提高成员政治素质，增强参政意识，是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素质是民主党派发挥好参政作用的深层要求，思想素质能否与时俱进地得到提高，将决定着民主党派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判断和把握，并决定党派成员的其他素质和能力，进而决定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效用大小和时间长短。因此，加强各民主党派的思想建设，必须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对成员进行教育和引导。总起来看，新时期各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最主要的是组织成员认真学习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在原有属于本民主党派的纲领与路线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尤其是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不断深化和提高认识水平。
总之，我国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关系同西方各党派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它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权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相互支持、协作、监督的友党关系，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既没有建立西方多党制那样的条件，也根本不需要那样的多党制。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政党制度。坚持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归根到底，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大问题。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正在中国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和蓬勃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