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话才能办好事
有位西方哲人说过：“世间有一种成就可以使人很快完成伟业，并获得世人的认识，那就是讲话令人喜悦的能力”。让我们记住他的话吧！
有家父子冬日在镇上卖便壶（俗称“夜壶”，旧时男人夜间或病中卧床小便的用具）。父亲在南街卖，儿子在北街卖。不多久，儿子的地摊前有了看货的人，其中一个看了一会儿，说道：“这便壶大了些。”那儿子马上接过话茬：“大了好哇！装的尿多。”人们听了，觉得很不顺耳，便扭头离去。在南街的父亲也遇到了顾客说便壶太大的情况。当听到一个老人自言自语说“这便壶大了些”后，马上笑着轻声接了一句：“大是大了些，可您想想，冬天夜长啊！”好几个顾客听罢，都会意地点了点头，继而掏钱买走了便壶。
父子两人在一个镇上做同一种生意，结果迥异，原因就在会不会说话上。我们不能说当儿子的话说得不对，确实，便壶大装的尿多，他是实话实说。但不可否认，他的话说得欠水平，粗俗的语言难以入耳，令人听了很不舒服。本来，买便壶不俗不丑，但毕竟还有些私密的因素在内。人们可以拿着脸盆、扁担等大大方方地在街上走，但若拎着个便壶走在街上，就多少有些不自在了。此时，儿子直通通的大实话怎么能不让买者感到别扭呢？而那个父亲则算得上是一个高明的推销商。他先赞同顾客的话（“大是大了些”），以认同的态度拉近与顾客的距离，然后又以委婉的话语说“冬天夜长啊”，这句看似离题的话说得实在是好，无丝毫强卖之嫌，却又富于启示性。其潜台词是：冬天天冷夜长，夜解次数多且又怕冷不愿意下床是自然的，大便壶正好派上用场。这设身处地的善意提醒，顾客不难明白。卖者说得在理，顾客买下来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有过一段评论说：“语言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
确实，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有的人缺少“嘴”上的功夫，说话乏“术”，因此，言谈表达往往“话不投机”，以致很难把事情办好，有时甚至还会将好事办砸。而有的人则能得体地运用语言准确地传递信息、表情达意，有的人甚至能点“语”成金，使所言收到奇佳的表达效果。
解缙陪伴明太祖朱元璋在金水河钓鱼，不料一上午一无所获，朱元璋深感失望，即命解缙“以诗记之”。这可是个风险极大的事。没钓到鱼乃是件地地道道的憾事，如果直录其事激怒皇上，岂不是脑袋不保？但既然皇上有令，如果不录，岂不是有意抗旨？不过，这难不倒解缙，只见他稍加思索，便念出了一首漂亮的小诗：数尺纶丝入水中，金钓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明太祖听了开怀大笑。请注意这首小诗，前两句的确是“遵旨而行”的实写，而后两句则是巧妙的劝慰——钓不到鱼，那是因为皇上至尊至贵，“凡鱼”不敢上钩。于是就这么一“劝”，皇上乐开了花。
试想，如果解缙没有出色的想像力，不善于用语言将其准确迅速地表达出来，是不可能取得既直陈其事又劝慰皇上并且保全自己性命这样“一箭三雕”的效果的。
大哲学家老子曾经说过：“美言可以市。”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善于驾驭语言，便可以用之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不擅“说”道的人，可能就注定了要一辈子平庸，探谙说话之“术”的人，却常常能在最不可能处扭转乾坤。
元代的关汉卿因为编演《窦娥冤》，得罪了统治者，官府要捉拿他治罪。关汉卿得知消息后，连夜逃走。途中，遇到几名捕快。
班头问：“你是干什么的？”
关汉卿顺口答道：“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统领千军。”班头明白了：“原来你是唱戏的。”关汉卿又吟道：“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台便见；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班头见他如此伶俐，出口成章，便问道：“你是关……”关汉卿笑道：“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班头本来爱看戏，特别爱看关汉卿编演的戏。知道眼前这人便是关汉卿。捉他吧，于心不忍，不捉吧，500两赏银便没了。关汉卿看透了他的心理，便顺口吟道：“台上莫漫夸，纵做到厚爵高官，得意无非俄顷事；眼前何足算，且看他抛盔卸甲，下场还是普通人。”可能是这副对联打动了班头，他便对另几名捕快说：“放他去吧，这是个疯子。”
关汉卿就这样脱了险。此外，我国历史上还发生过烛之武妙语退敌的故事，也能给我们不少启发。
公元前630年，秦国和晋国联合进攻郑国。秦军驻扎在郑国都城的东边，晋军驻扎在郑国都城的西边。在团团包围之中，郑国君主文公连夜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对策。
有个大臣说：“面对两大强国的左右夹攻，我国危在旦夕啦！但是，只要我们能够说服秦国退兵，敌手只剩下晋国，那么我国才能脱险。”
郑文公急切地问他：“您说派谁去劝退秦军呢？”
那人推荐道：“大夫烛之武。”
半夜，天空漆黑一团。在城东，郑文公亲自把烛之武送到城楼上，他命令士兵拿来一只大筐，叫烛之武坐进筐中，上面用绳子吊着，把他徐徐下放到城外的墙根。
烛之武偷偷地来到秦营中，一见到秦穆公就伤心地哭了起来。
秦穆公喝道：“你是什么人？深更半夜哭什么呀？”
烛之武说：“我是郑国大夫烛之武，在哭我们郑国快要灭亡了。”
秦穆公说：“你怎么要到我们军营里来哭呢？”
烛之武说：“我也是来替你们秦国哭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秦穆公好生奇怪，“我们秦国快要打败你们郑国了，怎么要你来哭我们秦国呢？”
烛之武说：“我们郑国的国土，和贵国并不相连。我们在东，你们在西，中间隔着晋国。所以，我国亡了之后，只能被晋国占领。那时晋国就会比以前更强大，而贵国也就相对地显得比晋国弱了。替别人打仗争土地，最后又拱手送给人家，这合算吗？再说，晋国的侵略野心；哪里有满足的日子，它东边灭了郑国，难道就不想向西边的秦国扩张了吗？”
秦穆公沉思了一会，说：“你说得对。”
烛之武说：“您如果肯解除对郑国的包围，我们郑国从此一定心向贵国，做个‘东道主’，贵国使者在东方道上往来经过的时候，郑国一定尽主人的责任，好好招待贵宾，这对你们没有什么不利啊！”
秦穆公立即答应撤兵，并且和烛之武歃血立盟。秦军悄悄班师回国，还留下杞子等三位将军，带领两千秦兵，替郑国守城。
晋国文公见秦穆公不辞而别，只得也下令撤军。
烛之武巧妙地通过语言诱之以利，动之以情，晓之以害，说服了秦穆公，从而挽救了自己的国家。
可见，学会运用语言的威力，掌握说话的艺术，不仅是人际交往增进感情的催化剂，更是我们摆脱困境达到事业成功的保证。当然，好口才也不是天生而来的。一个善于说话的人，首先要不断培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能深刻认识事物，只有这样，说出话来才能一针见血，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其次还必须有严密的思维能力，懂得怎样分析、判断和推理，说出话来才能滴水不漏，有条有理；此外，流畅的表达能力是必需的，再渊博的知识，没有流利的话语作保证，也会失去它应有的本色。
有位西方哲人说过：“世间有一种成就可以使人很快完成伟业，并获得世人的认识，那就是讲话令人喜悦的能力”。让我们记住他的话吧！
会说话是门艺术
从本质上讲，我们应该把“说”看成是一种生存的技能，是一门艺术。
有些人对于“说”的理解总是难以做到恰如其分。一种是有“说瘾”的人，以说为乐，不论大事小事与自己有关无关，滔滔不绝，尽管挨了不少白眼受了不少批评，甚至被冠以“懒婆娘裹脚布”的名号仍不以为意，依旧乐此不疲；另一种是“乌鸦嘴”，他们是天生的批评家，他们的眼里没有白米饭只有沙子，即使是鸡蛋也非要挑出个骨头来，结果是人人反感；还有些人，专爱搬弄别人的是非，东家长，西家短，不免落个“长舌妇”的骂名。
实际上，“说”是用以表达自我、说服别人、沟通外界的一种手段。能说，不一定就要喋喋不休；会说，也绝对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就像武侠小说中真正的高手没有兵刃，摘花飞叶都能伤人一样，真正会说的人很少长篇大论，常常是片言只语，就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从本质上讲，我们应该把“说”看成是一种生存的技能，是一门艺术。既然是一种技能，一门艺术，就不是随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也不是谁都能很好地掌握的。俗话说：“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言半句六月寒”。不掌握一定的技巧，好话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恶果，“好心”也成了“驴肝肺”。好钢必须要经过回炉才能炼成，要想说得好，说得妙，不经过头脑的加工是不行的。诸葛亮能够“舌战群儒”，在众英才中“口若悬河”，靠的不是伶牙俐齿，而是“思如泉涌”。因此，要学会“说”，要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地运用“说”，你必须要深入地进行思考，谋定而后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由于受反常的“自我尊严”的驱使，变得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唯我独尊”的个性使他不能允许世界上有人比他高明。莫斯科保卫战前夕，大本营总参谋长朱可夫将军曾建议“放弃基辅城”，以免遭德军的“合围”。这本来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建议，但斯大林听不进去，当面骂朱可夫“胡说八道”，并一怒之下把朱可夫赶出大本营。不久，基辅果然遭德军合围，守城的红军精锐部队全军覆没。
但是，一度当了苏军大本营总参谋长的华西里也夫斯基，却往往能使斯大林不知不觉采纳他的正确的作战计划，从而发挥杰出作用。
华西里也夫斯基的进言策略非常别致。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在斯大林与华西里也夫斯基谈天说地的“闲聊”中，华西里也夫斯基往往“不经意”地“顺便”说说军事问题，既不郑重其事，也不头头是道。可是奇妙的是，等他走了以后，往往能使斯大林想起一个好计划。过不了多久，斯大林在军事会议上陈述了这个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是华西里也夫斯基的计划。
华西里也夫斯基也在军事会议上进言，但那方式方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他首先讲三条正确的意见，但口齿不清，用词不当，前后重复，没有条理，声音含混，因为他的座位通常靠近斯大林，所以只要使斯大林一个人明白他的意见就行了。接着他又画蛇添足地讲两条错误的意见。这会儿，他来了精神，条理清楚，声音洪亮，振振有词，必欲使这两条错误意见的全部荒谬性都昭然若揭才肯罢休。这往往使在场的人心惊胆战。
等到斯大林定夺时，自然首先批判华西里也夫斯基的那两条错误意见；斯大林往往批判得痛快淋漓，心情舒畅。接着，斯大林逐条逐句、清晰明白地阐述他的决策。他当然完全不像华西里也夫斯基那样词不达意，含混不清。但华西里也夫斯基心里明白，斯大林正在阐述他刚刚表达的那几点意见，当然是经过加工、润饰了的。不过，这时谁也不再追究斯大林的意见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来，华西里也夫斯基的意见，也就因为已移植到斯大林心里，变成斯大林的东西，而付诸实施。事后，曾有人嘲讽华西里也夫斯基神经有毛病，是个“受虐狂”，每次不让斯大林痛骂一顿心里就不好受。华西里也夫斯基往往是笑而不答。只是有一次，他对过分嘲讽他的人回敬道：“我如果也像你一样聪明，一样正常，一样期望受到最高统帅的当面赞赏，那我的意见也就会像你的意见一样，被丢到茅坑里去了。”
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斯大林在军事上最倚重两个人：一个是军事天才朱可夫，一个就是华西里也夫斯基。有人甚至说，军事天才朱可夫之所以被斯大林倚重，从某种意义上看，正好与斯大林倚重大智若愚的华西里也夫斯基有关，因为倚重朱可夫，也是华西里也夫斯基的主意之一。
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很多华西里也夫斯基，佩服他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跟他们学点什么呢？
说话就好像是火把，当你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说出合适内容的话时，你就像是在别人的屋里点燃了火把，让屋里充满光明，让别人觉得温暖。反之，你就像是在别人的屋里点燃了火，伤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公元前378年，齐威王即位，据说他九年不理朝政。一天，他把一个叫邹忌的人召去弹琴消遣。邹忌只是大谈特谈乐理，就是不奏曲。齐威王不高兴地说：“您的乐理说到我的心坎里了，但光知道这些不够，还需要知琴音才行，请先生试弹一曲吧。”
邹忌说：“臣以弹琴为业，当然要尽心研究弹琴的技法。大王以治国为要务，怎么可以不好好研究治国大计呢？我抚琴不弹，就没法使您乐意，怪不得齐人瞧见大王拿着齐国的大琴，九年来没弹过一回，都不乐意呢！”
齐威王十分惊愕，和他大谈治国的道理，邹忌竟说得头头是道。于是齐威王拜他为相国，加紧整顿朝政。
这天早晨，身材修长、形貌漂亮的邹忌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照了照镜子后问妻子说：“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谁更美呢？”
妻子说：“徐公哪有您美呢？”
邹忌想：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自己哪里比得上他呢？
他又问妾说：“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谁更美呢？”
妾说：“徐公不如您美！”
白天来位客人，邹忌又把对妻、妾说的话再说了一遍。
那客人恭恭敬敬地说：“徐公确实不如您美。”
第二日，恰好徐公来访，邹忌对他横看竖看，觉得自己哪里有他美呢？
晚上，他想了又想，最后明白了：“妻子说我比徐公美，是偏护我；妾说我比徐公美，是怕我；客人说我比徐公美，是想得到我的好处。”
于是，邹忌上朝对齐王说：“臣确实自知不如城北的徐公美，但臣的妻子偏护我，臣的小妾怕我，臣的客人对我有所求，所以都说我比徐公美。由这件事，我联想到：我们齐国，地有千里方圆，城有一百二十。宫女左右，没有不怕大王您的；朝里的大臣，没有不偏护大王您的；齐国四境之内的人，没有不对大王有所求的。这样看来，大王所受的蒙蔽是多么厉害呀！”
齐威王听了邹忌巧妙的劝谏，觉得很对，就下令说：“以后，不管是谁，凡是能当面指责我过失的，可以得最上等的赏赐；能用书面文字批评我的过失的，可以得中等的赏赐；能在大庭广众中非议我的，只要让我知道，就可得下等的赏赐。”
这道命令颁布后不久，文武百官纷纷上朝来向齐威王提出很多意见，齐威王吸收合理的部分，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一年之后，大家都觉得提不出什么意见了。齐国因此渐渐强盛起来。
俗话说：以小知大，以小见大。能够打动人心的话语往往是从发生的小事情引申出来的，这样的话语既有亲和力，又有说服力。邹忌正是因为掌握了说话的艺术，所以他不仅能够巧妙地说服九年不理朝政的齐王改正过去的错误，而且能够闻过则喜，励精图治，使齐国走上富强之路。这不能不说语言的魅力确实不可小视啊！
语言精，事半功倍
要想使我们的想法能够让人牢记于心，就要做到表达精确，用最少的字表达最清晰的思想，做到语言平实、脉络清晰、结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