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代，由弗洛伊德学者和新弗洛伊德学者所进行的治疗过程，通常是每周三至四次会面——弗洛伊德喜欢6次——至少进行几年。这样一来，接受治疗的病人便仅限于少数既有钱也有时间的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出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数多出许多的创伤士兵——1946年，仅退伍军人管理医院就有4．4万住院病人——因而紧急需要更大数量的精神病医生和简单易行的治疗方法。结果，精神病专家和临床心理学家的人数剧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心理动力的概念和方法。
同时，心理分析学中有关人类心理的说法也流传开去，并通过一些作家，如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亚瑟·凯斯勒（Arthur Koesfler）等，及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努力，最终成为知识阶层的时尚话题。经验一次心理分析几乎成为走向前卫的标志，没过多久，心理分析思想开始成为普通百姓的谈资。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的《婴儿及儿童养育手册》倡导人们以心理分析的人类发展观点对儿童进行培育。该书在4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总销售量超过2400万册，成为最重要的宣传渠道，使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传至美国社会的角角落落。不幸的是，心理分析学观点经常被一些过分热情的人扭曲，将其视作挡箭牌，借以把自身的失败归罪于父母。埃里克·埃里克森悲哀地说：“即使我们只是在为极少数人设计一种疗法，结果还是被导引着促发了大多数人的道德疾病。”
考虑到为数不多的心理分析师和接受心理分析者，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是相当惊人的。在50年代它最为红火的时候，全国也不过619位医学专业的分析师及500位左右非医学专业的分析师，还有约千人正在约20所医学分析机构和十几所普通分析师机构里接受培训。尽管没有对接受心理分析的人数进行统计，但按大多数分析师每天工作8小时，每个病人一周门诊4—5次计算，接受治疗的病人总数应该只有10000来人，在所有心理障碍病人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数量相对较少的儿童心理分析师，更是不太可能处理有钱父母之外的孩子。在1949年《儿童心理分析研究》中的个案分析报告谈到一个5岁的男孩，如果没有母亲陪伴，他一个人不敢去上学。结果，他被心理分析法治好，费时长达3年。（这位分析师从未考虑过，也许还不知道使用更简单的治疗办法来应对这个孩子的恐惧。）
金钱、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定期问诊对正常生活的干扰，注定这种疗法无法普及。但是，障碍不止这些。懂行的人士一眼就可看出并对之大加渲染的是，它看起来更像是某种骗术，因为病人花费许多时间、金钱和努力，心理分析师却几乎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按照弗洛伊德传统方式培训的心理分析师至今仍占较大的比例，但比起弗洛伊德时代来，他们与一般民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靠近。（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我并不是一位弗洛伊德式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很少说话，只简单地听取病人的呓语，常常将病人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对某个叙述或症状如何看待等，用诸如“为什么这对你很重要？”“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会那样看？”等言词一一挡开。
其原理在于（现在依然如此），分析师的思想和感情表达会使他或她成为一个现实中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因此会干扰病人将童年时的某个重要人物投射到这位心理治疗者身上。对于大多数心理分析师来说，这种移情作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治疗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机制。但即使最死板的分析师也得不时地插话。心理分析培训强调，病情的转变主要依靠病人通过自由联想将潜意识变成意识，中间需要分析师引导着进行三个过程（虽不是关于他或她的个人感情）：梦的解析、移情和阻抗。
然而，尽管分析师不时地说话，但病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感觉到的却是他们的沉默和避而不答，这一点往往使他们非常愤怒——但又无法走开。一位分析师曾谈过他如何对一位漂亮女士进行治疗：“她无情地对我大喊大骂，几乎每小时一次，骂我不成熟，庸医，冷漠，色情狂，等等，但到结束时，她往往又对我投来深情、渴望的一瞥，然后温柔地说，‘下次见。’”在《国际心理分析学杂志》中，另一位心理分析师也报告了一位女病人，她在心情不好的那一天对他一阵痛骂（略有删节）：
够了。为这事儿整整折腾了，我一年——乱七八糟的一年，可悲的一年，荒废的一年。为什么呢？什么也不为。任何见鬼的东西也不为。就这几天，我不定哪天就要豁出去离开你，再也不回来。为什么要回来？你没有为我微过任何事，什么也没有做。一年又一年，你只是在那里听。你还需要多少年？你究竟认为你是谁？你怎能这样做呢？——你没有改变任何人，没有治好任何人，只是将钱骗走，然后去百慕大度周末，还不敢承认你在卖假货。我家里收垃圾的人也比你有人性。
有时，分析师甚至让无法表达思想的病人整小时地躺在躺椅上，甚至躺数小时，而不帮病人突破——但时间费用照收。幽默作家和讽刺家会使这种情况看起来司空见惯似的，尽管这种现象在实际上非常罕见。除去帮助病人的责任感之外，大多数分析师认为，成小时地不说话也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
这些高高地凌驾于病人之上，又似乎对他们漠不关心的可怕权威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中的一些在临床时间之外往往扮演着自认为是真我的角色：聪明，善于思想，具有洞穿一切的眼光，习惯于沉思默想，严谨，庄重，睿智，能力极强，也容易受到伤害——简短地说，他们表现得很是弗洛伊德。但在实际上，他们跟其他的物理学家、小提琴手或管道工毫无二致。心理分析师中什么样的人都有（现在仍然如此），有冰冷如铁的，有热情如火的，有苛刻的，有友好的，从强势的，有软弱的。一些资深观察家给他们进行了概括。一位编辑过几位分析师传记的非医学专业分析师阿瑟·伯顿（Anllur Bunon）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自认为与众不同，因而总是感到孤独；他们是聪明的犹太教师（其中一些非犹太人亦如此），具有所谓的阴柔品质（“母亲般的呵护”，直觉，敏感，感情丰富），倾向于不可知论者，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
作家和教育家马丁·格罗斯（Martin Gross）为他们另外画出了一幅素描，在《心理学界》（1978）中对其进行了尖酸刻薄的攻击。他认为，心理分析师大都是些狂妄自大者、骗钱者，自视甚高，喜欢充当病人的洗脑人，对他们的治疗结果往往夸大其词，要么自我陶醉，要么自我崇拜，从而沦为江湖庸医的行列。他的这番攻击可能事出有因，而那些不抱任何成见的调查和对心理分析师的研究等对心理分析师的描述要积极得多。到50年代，他们中的更多人转向了对人格结构中的自我进行分析。他们采纳新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某些观点，强调与病人进行实际和积极的接触，不仅解决病人的无意识和过去，而且解决他或她的意识过程和现在。
尽管如此，心理分析的诸多不利因素，即使其经过修正，外加上更简便、代价更少的治疗过程的发展，都使它的地位和受欢迎程度在60年代大大滑坡。心理分析的日暮途穷也许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门宁格基金的格伦·格巴德（Glen Gabbard）写道：“二战之后，对心理分析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的热情，在60年代却结出苦涩的果实”——这种评价的确有失公平，因为心理分析学说从未以治疗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的面目出现，它只是提供了解决个人问题的一种渠道。职业杂志和大众杂志成篇累牍地谈论“心理分析的危机”，谈论它“一落千丈的地位”，还攻击它无力佐证自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办法。杰出的心理分析者贾得·马默（Judd Marmot）博士总结道：“笔法留在墙上，我们谁都可以来欣赏。心理分析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这些几乎是25年前的事情，心理分析学说至今仍未消失。不过，它的地位和用途的确在节节减退。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心理分析学会的执行主席海伦。费希尔（Hden Fiseher）悲哀地承认：“几乎没有一个人，”——她在此处指医学专业心理分析师——“现在是在进行全日制的心理分析。”至于说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最近的报告是，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的临床会员认为自己是心理分析师。有些心理治疗者，包括专业与非专业，仍在对一些病人——那些有能力负担时间和费用者——使用心理分析方法。对于这些病人来说，他们的目标是主要性格的改变，进入自己的深层无意识。心理分析学说已不再成为治疗的模式和理想方法，也不再是治疗知识和研究的前沿科学。
然而，它关于人类性格和神经疾病的核心概念却以另外的形式存活下来。新的几种疗法以更低廉的费用、更可行的治疗和更简单的方式渐渐替代了心理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叫做心理分析式疗法。它直接以心理分析心理学说为基础，又叫做心理分析取向式疗法或动力心理疗法。它有很多变种，但最典型的变种是，治疗者一周只须察看病人一至两次。病人坐在那里，面对治疗师，后者就这样一天接一天地被人盯着——你可以回顾一下，弗洛伊德绝对受不了这个——他得变成面对病人的真实的人，可以讨论，询问，提供建议，共享经历和知识，一般来说，还得更多地充当教导者，而不是纯粹的倾听者和对无意识材料的解释者。
但心理动力学概念已普及人心，成为治疗过程的重心所在。比如，移情概念仍然存在，还可以应用于每周一次的面对面治疗之中，不过它在方法上与传统的分析法有所不同。临床精神卫生咨询员伯尼斯·亨特（Bernice Hunt）于几年前治疗过她的一位年轻女病人，对与这位患者的关系如下描述道（该病案尽管时间不太久远，却可作为近几十年来动力心理治疗中的一个典型）：
她在童年时没有得到母爱——实际上，她在三岁时即开始照顾他人，当时，她母亲因车祸而终身瘫痪。在治疗过程中，我很快成为一个好母亲，而这正是她的母亲做不到的。我同情她，支持她，安慰她，“准许她”边玩边工作，并让她对别人，包括我，发胖气。她经历过（芝加哥心理分析学院的）亚历山大所称谓的“纠正型情感经历”之后，或多或少地以不圆的形式重新度过了，一阵童年生活。如其他任何正常的进展一样，她开始将我们之间的关系内化，开始像任何健康的成人一样成为个体——开始做她自己的母亲。
在70和80年代，一批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开始以心理分析原理发展“短期动力学治疗”技术。这些方法主要集中于目前给病人带来麻烦的单个问题。他们不使用自由联想，不深入无意识，不苛求顿悟，也不彻底检查性格，主要依靠的是病人的移情。与心理分析师不一样的是，这些治疗师积极地面对病人，并用证据表明，病人正以某种从他种关系中移来的非真实方式与治疗师建立联系。治疗师往往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开始积极面对病人，如下面这位波士顿精神病医生彼得·西弗尼亚斯（Peter E．Sifneos）所描述的（稍加删节）：
病人：我是在表演，戴者面罩。我给人的印象与其实的自我不同。我的女友与我吹掉之前曾说，她不喜欢跟一个“假冒者”外出。在她之前的女友玛丽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只是用词稍有不同。我最好的朋友鲍勃也这么说。我知道他们都在说些什么。有时，审使在这里，我也有一股很大的冲动，想表演一下，让你崇拜我。
治疗师：那么，这股冲动是从哪里来的呢？
病人：很久以前。我喜欢表演一番以取悦母亲。记得有一次，我编出一整套有关学校里的故事。我告诉她，老师说了，我是她劳经教过的最好的学生。我母亲非常喜欢，但你知道。医生。这不是真的，老师的确表扬过我，但我夸大其诃了，编得走了样。
治疗师：这么说，你是在取悦你母亲，你是在取悦你的女友们，还有鲍勃，包括在这里——
病人：您说“包括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治疗师：一分钟之前你说，即使在这里，你也有这样的须向。
痛人：我说过吗？
治疗师：是的，你说过。另外，为什么这一席使你惊讶呢？如果你喜欢对任何人表演，为什么不向我表演一番呢？
病人：我的确有这个想法，也就是说，这是有可能的，可这正是我不想做的事。我到这里来是想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好使我不再继续装下去。希望您能帮助我。
在传统的心理分析中，要达到这一点可能需要几个月。加利福尼亚黑渥德的恺撒永久医学中心的临床心理学家莫什·塔尔蒙（Moshe Talmon）近期写出一本叫《单次疗法》的书，书中讨论说，在第一次面诊——经常也是惟一的一次，尤其对于门诊来说——时，医师通过心理动力学的相互交谈，完全可在病人身上达到相当的效果，根本不需要对其提供什么建议。
然而，总起来说，短期心理动力疗法仍需要12～25次每周一次的会面才能达到有限的效果。这样的疗法，据报告对压力、丧亲、抑郁和某些情绪和人格障碍比较有效。对于许多心理治疗师来说，动力治疗法，特别是期限更短、交互程度更高的疗法，是治疗大多数神经症和生存障碍的最有效方法。事实上，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治疗期相对缩短有百利而无一害。一次典型的研究显示，半数接受每周治疗一次的病人在第8次会面时，其严重症状往往能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不过，慢性和更深层的障碍则需要较长的时间。
1981年，美国心理学会对临床心理学家的调查发现，百分之三十的人认为自己在主体上为心理动力学派；1986年，这个数字降为百分之二十一。有差不多比例的临床社会工作者和精神卫生咨询员；和更高比例的精神病医生可能会以同样的方法看待自己的取向（另外，几乎任何学科都涉猎的行医者也部分地使用心理动力学方法）。
这样一来，在所有的心理治疗者中，约三分之一基本上为心理动力学派。其他呢？自60年代开始，一些与心理动力学治疗方法大相径庭的治疗法吸引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信徒。这些方法中，有部分在刚出现时似乎表现为心理动力学治疗方法的最终挑战者，但结果没有一种能替代它。所有的方法，新的也好，旧的也罢，都在不断的应用之中。有些治疗者只用一种方法，或主要使用一种方法；另一些人则随机应变，往往根据需要使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最近几年里，“心理治疗整合法”——根据问题的实质和病人的需要而充分使用不同种类的心理治疗理论及主要治疗方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