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大萧条时期成长于纽约里激进的犹太社区，父亲是一位知名的希伯来学者。年轻的乔姆斯基年幼时即已掌握了闪族语的基本结构，也大致领略了什么叫语言学。两个主题，一是激进的政治学，一是语言学，此后主宰着他的一生，但乔姆斯基一度更为倾向于政治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两年之后，他发现那里的学术生活远远枯燥于左派政治生活。1948年，他打算去以色列，准备在那里致力于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阿拉伯一犹太工人阶级运动。就在此时，他遇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教授泽尔格·哈里斯（zemg Harris）。共同的政治信仰使他们相见恨晚，但乔姆斯基非常喜欢且敬佩的哈里斯教授却让他对语言学产生出浓厚的兴趣，于是，他放弃了投奔以色列的打算，转而投身于语言学和左派激进政治运动。
在乔姆斯基遇见他时，哈里斯正准备发展一个基于行为主义原理的语言学系统，以在不推论其意义的情况下解释语言模式。然而，他的计划里漏洞较大，乔姆斯基花费多年精力试图使其运行起来。他未能达到目的，于是放弃了哈里斯理论，并在两年时间内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有趣的是，乔姆斯基是位极左分子，而其学说的中心议题，如在专题论文《句法结构》中所述的，即认为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某些方面出于先天，而不是出于后天经验。这一观点一向被极“左”分子、自由主义者和接受行为主义观点的心理学家视为唯心灵主义，因而是保守的。
乔姆斯基认为，孩子使听到的语言产生意义及获取语言的途径，不是来自于语言的语法（“表层语法”，按他的说法），而是来自于先天所具有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辨识句子所包含的短语元素的深层句法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称为潜在连接的“深层结构”。他指出，作为一种证据，孩子们可轻易地理解一种形式的句子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句子时的真实意义。比如，当一个陈述句转变成疑问句时，他们可以自己完成这样的转换关系。如果孩子们所依靠的是表层语法，他们就会在转换句子中使用不正确的抽象法则。下面的例子可说明这些问题：
The man is tall（这个人很高。）
Is the man tall？（这个人高吗？）
他们会得出一个规则：从开始处着手，转到第一次出现“is”或另外一个动词的地方，再将动词移到句子的前面。但这一规则过于简单，遇到像下面这一句子时，它便毫无用处：
The man who is tall is in the room．（个子很高的那个人在房间里）
按理，他们会把这个句子转换成：
Is the man who tall is in the room？（个子很高的那个人在房间里吗？）
但孩子们并不会犯下这样的过错。他们只犯一些较小的错误，如“toofs（应为teeth，牙齿）”，而不会犯此类严重的错误。他们可感到思维元素之间的关系——其句法构成或“短语结构”。正是通过这种“通用语法”的知识方法，孩子们才使自己听到的语言产生意义，并毫不费力地正确构建自己从未听说过的句子。
孩子们何时及如何获取这种通用语法和深层结构的知识呢？乔姆斯基的答案完美地代表了针对行为主义理论的一场革命，因为行为主义认为新生儿是一块白板。他认为，在大脑的某个地方，有一专业的神经结构——他将此结构称作语言获得装置，或L．A．D——它靠基因连接，可辨认由名词词组和动词词组所代表的事物或动作与彼此作为主体、行为和客体之间产生联系的各种方法。
乔姆斯基和其他采纳其观点或衍生自己观点的语言心理学家们开始以新的形式回答一些行为主义时代视为禁区的古老问题，诸如知识是否存在于经验之前的思维之中。他们的答案是：语言本身是后天经验所致，但大脑的结构可使孩子们自发地从他们听到的语言里抽取规则，而不需要人们告诉他们这些规则。虽然他们会犯一些枝节性的错误，但在构造句子时，他们都能利用这些规则。
乔姆斯基平素严肃认真，但也有幽默的时候。为演示一个句子中元素之间的深层关系，他构造出一个荒诞不经的句子，此句后来变得非常出名：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r．（没有色彩的绿色思想愤怒地睡者了）
尽管整个句子毫无意义，但对读者来说，它仍与下面同样毫无道理的句子有着明显的不同：
Meas furiouslyr green colorless sleep．（思想愤怒地绿色毫无色彩睡着了，）
任何熟悉英语的人都会觉得，第一个句子多少让人能够容忍——它几乎能表达出个什么事情——第二个句子则完全是堆令人不快的胡说八道。其理由是，第一个句子遵循了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的规则，第二个句子却没有。
乔姆斯基的理论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在很大的程度上归于他的先天论思想，尽管他并没有断定思想先天，只说人类具有先天能力认有用的方式来体验语言。排斥L．A．D．假设的批评家同意将获取语言的能力视做天生的，但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般智力能力的副产品。那些难以接受先天的语言获取能力的人也在不停地寻找证据，以对之加以反驳。这样的人中最近的一位是心理语言学家菲利普。利伯曼（Philip L，ieberman）。他认为，基因遗传的器官会产生变异，这是生物学原则。果真如此的话，一些孩子就应具有不正常的语言获得装置，因而在语言理解的某些方面就会出现缺陷，但目前似乎找不出这一方面的证据。
除开这些争议之外，在三十多年时间内，心理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一直在收集语言与思维何以发生联系并显示思维过程的证据。一些人极有耐心地观察孩子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错误和自我纠正行为。一些人分析语言游戏，还有一些人研究发育中的语言障碍，如失语症和由大脑损伤造成的获得性语言障碍等，更有人进行反应时实验。最后一个实验例子是：赫伯特·克拉克（HerbertClark）等人发现，给受试者显示简单的图案，比如在加号上画一颗星，然后在星旁写上一个肯定的陈述句（“星在加号上面”）或一个真实的否定句（“星不在加号下面”），他们说出第二个否定句是正确的时间，要比说出第一个肯定句是正确的时间多出十分之二秒。我们似乎更习惯于思考什么东西是什么，而不太习惯于思考什么东西不是什么。为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得首先将否定句改写成肯定句。
今天，许多心理语言学家的研究结果是，环境的确给语言获取带来极大的影响，这是乔姆斯基所没有意识到的。比如，他们强调，由“母亲的昵语”，即母亲（包括父亲）对小孩子谈话的特别方式，进行的非正式语言培训对语言的影响。然而，尽管许多心理语言学家对乔姆斯基L．A．D．学说的细节提出质疑（他本人对此也做过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改），但大多数人认为，人类具有理解和获取任何语言的基因决定能力。另外，维多利亚·弗罗姆肯（Victoria Fromkin）认为：
然而，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这种基因决定的语言能力在根本上是派生物兜——总体认知、生理学，以及臆藏在人类智能之下的其他非具体系统的副产品——还是因为纯粹语言学意义上的具体和独特的能力。
一系列证据说服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即，人类的大酗不是一台具有“总体目标”的计算机，大脑赋予的语言能力最好被视作受其自身不同原理所约束的自动认知系统。
心理语言学家还探索了语言与思维关系中的其他重要问题。我们一直以词汇的形式思考问题呢，还是偶尔为之？没有词汇的思维可能吗？我们母语中的词汇会塑造还是限制我们的思维吗？大家一直就这些问题争辩不休，处心积虑地对其加以研究。最重要的如下：
——上一代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关（Benjamin Whoff）提出理论说，思维是由母语中的句法和词汇塑造的，他还提供跨文化的证据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举出的例子是，赫必族印第安语并不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进行区别（几乎是全球通用跟则的一个少见例外），至少不像我们这样区别得如屹精细。的确，赫必族入在讲话时通过音调变化以指示他或勉所指的是过去、现在或将来所发生的事恃。沃关及其同事认为，我们所用的语言能够塑造影响我们看到或思考的东西，
——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发现，在许多其他文化中，人们使用的表示颜色的坷汇比讲英语国家的人要少得多，但其体验这一世界的方式却毫无二致。新几内亚的达尼人R有两个表示颜色的词：mill（深）和mola（浅），但对达尼人和英他缺少明确色彩坷汇的人种所进行的冽试表明，他们对于色彩的记忆和翔断色彩2间差鄹的能力与我们的一模一样。至少，当谈及颜色时，他们不需要词汇肆能思考。
——破亚杰和其他发展心理学家对儿童思维进行的研究显示，语言和思维问存者很强的相互作用。譬如说，层次化的范畴化是一种强有力的认知机制。可使我们组织并利用自己的知识；菲利普·利伯曼说道，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异族杂货店里有一种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是一种水果，我们3上就会知道它是一种植物，可食用，还可能是甜的，这种推理能力就建筑在语言结构中，并在正常的发屣过程中获取。研究显示，儿童在约18个月时开始对语言范畴化，其结果之一是“名称爆炸”，这是父母均很熟悉的现象。因此，利伯曼认为：“具体的语言并不会先天地限镧人类的思维，因为两种能力（语言和思维）所包含的大酗机铡似乎紧密相连。”
在大脑的这些机制中，至少有一部分现在已经找到了精确定位。一些是很早以前就发现的，一些是通过对失语症的研究发现的，因为失语症是由大脑某个部位的损伤或切除所造成的语言病症。我们在前面已经读过，对威尔尼克区的切除将导致相对流畅但没有语法意义的语言；受害者要么吱吱地说不出话，要么找不到所需要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研究失语症的哈佛认知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i。）给出下列例句，是从他与一位病人的对话中摘录下来的：
“您以前做过什么工作，约翰逊先生？”我问。
“我们，孩子，我们所有人，和我，我们有一阵子在……您知道……工作过很长时间，那种地方，我的意思是说在……后面的那个地方……”
这时，我插话说：“对不起，我想知道您做的是什么工作。”
“您说的那介，我也说过的，布马，离走运很近，走近，坦布，就在3月的第4天附近。我的天，全搞混了，。”他回各说，看上去非常困惑，似乎已感到他的语言之流并没有使我满意。
相比较而言，布洛卡区受到损伤的病人尽管能够理解语言，但要说出话来，却是相当不易，要么支离破碎，缺少语法结构，要么没有名词和动词的修饰语。
就宏观上来说，人们就知道这么多。我们无法弄清楚正常人威尔尼克和布洛卡区内的神经网络是如何执行语言功能的。这些区域对心理学家来说一直是个“黑箱子”——大家只是知道其输入输出，但对其内部的运行机制仍一无所知。
然而，神经科学家已在开始寻找线索。最近，在手术期间进行电极探查、pErl扫描及其他方法对语言能力受损的病人所进行的复杂的大脑功能分析显示，语言知识不仅位于威尔尼克和布洛卡区，而且还遍及大脑的其他许多地方，并在需要时集合起来。爱荷华大学医学院的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博士是其中的研究者之一，他们认为，关于任何物体的信息在大脑里分布极广。比如说一只聚苯乙烯杯子（达马西奥的例子），它的外形会存储在一个地方，其易破碎性在一个地方，质地在一个地方，等等。这些东西通过神经网络在“会聚区”连接起来，并在这里与语言区联系起来，“杯子”这个名词就存储在语言区。这与柯林斯和洛夫塔斯对语义记忆网络的抽象描述（图39）极为相似，虽然奇怪，但令人鼓舞。
还有，即使最新也最详细的神经科学研究，也没有提及这些大脑定位中的神经元的活动如何转变为个体脑中的特征、图像或概念。神经生理学的学说并不是认知学说，神经学和心理学对同一现象的看法大相径庭，因而可能永远也不会联起手来。这一点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第五节推理
十几年以前，我曾就思维问题征询著名记忆力研究者戈登·鲍尔（GordonBower）的看法，他的粗暴使我大吃一惊：“我从未研究过‘思维’。我不知道什么是‘思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主任从未研究过思维，甚至一点也不了解它，这怎么可能？接着，鲍尔极不情愿地说：“我想，你指的可能是推理吧。”
在心理学中，思维一直是一个传统性的中心议题。但在70年代，认知心理学中知识的爆发使这一术语变得不那么称手，因为它所包括的是彼此相隔甚远的过程，比如暂时的短时记忆和长期的问题解决。心理学家喜欢以更具体的术语谈论思维过程，譬如说“过度归纳”、“组块”、“提取”、“范畴化”、“形式运思”等十几种说法。“思维”现已慢慢成为远比以前狭窄、准确的定义：操纵知识以实现目标。为避免产生误解，许多心理学家，比如鲍尔，宁愿使用“推理”一词。
尽管人类总是将推理能力视做人类的本性所在，但对推理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一池死水。从30年代至50年代，只有卡尔·登克尔等格式塔学者做过一些问题解决实验，皮亚杰及其追随者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儿童思维过程特征进行过研究，此外极少有人问津这一领域。
随着认知革命的到来，对推理的研究变得空前活跃。信息加工模式使心理学家得以提出假设，并能以流程图的形式推论在不同推理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计算机的出现更是锦上添花，人类自此可用其对所做的假设进行检测。
信息加工学说和计算机互为协作，相得益彰。有关任何推理形式的假说都可用信息加工的术语进行描述，并将之看做信息加工的具体步骤。而后，计算机就可对其进行编程，并执行某种类比的步骤顺序。如果这一假设正确，机器就可得出与人类推理相同的结果。因此，如果给计算机编写的推理程序得出人类对同一问题的相同结论，那么，人们完全可以假设，这一程序所运行的方式与人脑推理的方式完全一样，或至少是以类似的方式进行推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