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发现——我们之所以喜欢某些产品或人，仅仅因其名字或形象在我们面前重复的次数太多——中令人不安的含义之外，扎伊翁茨看到了某些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东西。感情反应（感情状态）可在认知之外发生，可在认知性评估之前发生，它比认知更能解释我们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他发表一篇富有挑衅性的文章，其名字可能只有他自己能够接受：“感觉与思维：偏好不需要推论。”在文章里，他平淡地谈到了情绪生理来源的重要性：
感情不应被看做不可改变的最终现象，也不应被看做没有变化的后认知现象。感情反应的进化根源指的是其生存价值，是其从严格的控制中挣脱开来的独特的自由，是其速度，是对个人进行感情区分的重要性，是感情可号召起来的行动的极端形式——所有这些，均指明了感情的某些特别之处。人们结婚，离婚，杀人或自杀。或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追求自由。均不是建立在对其行动的正反意义进行详细的、认知性的分析这一基础之上。
这篇文章激怒了许多认知心理学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理查德·拉扎罗斯成为扎伊翁茨的最主要对手，激烈地抨击着扎伊翁茨的观点。他在同一家杂志上提供大量的反证，最著名的是他自己收集到的数据，其中受试者的情绪被电影唤起，又可以被给出不同信息的影片形式所改变。拉扎罗斯此前曾利用电影中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剧情做过实验。在片中，土著人用锋利的石片对少年男性实行割礼手术。当这一仪式着重强调其痛苦和残酷时，一些观众感到极其难受，但当强调少年目不斜视地正视这一仪式并因此获得地位和成人的好处时，观众的反应则平缓下来。拉扎罗斯的结论是：
认知活动是情绪产生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要体验一种情绪，人们必须得理解——不管是原始的评估知觉或是高度不同的象征过程——他们的好处均包含在一种转换之中，不管其是好是坏。对于那些能使自身得到好处的事情的重要性毫无知觉的动物，不会产生情绪反应。
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他在情绪的认知作用上抱着“最坚决的态度”，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且充分的条件。“充分一词是指，思维能够产生情绪；必要一词是指，情绪不能在没有思维参与的情况下产生。”
扎伊翁茨和拉扎罗斯进行着旷日持久的辩论，但其他人的研究似乎在指明，两种认识都没有过错，他们的发现并非彼此不容。
譬如说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刘易斯及其同事的发现。我们在前面已谈到这些发现，即六种基本情绪（喜悦、害怕、愤怒、悲伤、厌恶和惊讶）是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出现的，但另外六种情绪（窘困、移情、嫉妒、骄傲、羞耻和内疚）则是在孩子发展出认知能力和自我意识之后才出现的。刘易斯和他的小组并没有讨论扎伊翁茨一拉扎罗斯的辩论，但他们的观察却为有关情绪的两种解释（非认知和认知）留下了余地。（卡罗尔·伊泽德的婴儿照片记录了相同的情绪及其表情的发展。）
罗斯·伯克认为，这场争议的解决在于承认存在着不止一种认知方式，即“通过熟悉而得来的知识”或直接的感觉意识，与“描述得来的知识”，即对感觉信息的认知性解释，其差别在几十年前就由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详细地描述过。伯克说，感情也许首先产生，但经过思维的知识又可变形为对其所传送的信息的认知判断，它会再度修改感情。这是一个连续的相互作用过程。“感情、表情、生理反应、认知、与目标相关的行为等，都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过程，在动机和情绪中扮演着整合及相互影响的角色。”
罗伯特·普鲁契克认为，扎伊翁茨和拉扎罗斯的观点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小部分。他将情绪定义为一系列复杂的反馈环路系统中的一连串现象。刺激会启动这一过程，可从此时起，在认知评估、感情、生理变化、行动冲动和表面行动之间，就存在着相互的作用，其结果将改变它们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因由。普鲁契克认为，扎伊翁茨和拉扎罗斯的数据都是研究方法的产品，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人们可将一根电极插进猫或人的大脑里面，然后产生一种没有对外部事件进行认知评估的恃绪反应……显然，人们理所当然地将注意力集中于这根链条的任何环节之中。接着，人们可得出理论，比如疆调激发，或强调外显行为。
情绪是常常推翻思维的更好判断的主要动机来源，这一古老的理论在达尔文式证据面前似乎有点过时。这种证据是，情绪是具有生存价值的行为的信号和提示。然而，达尔文式观点如何与我们经常受一些无用的或有害的情绪——恐慌、压抑、嫉妒、自我懒惰、为失去的爱而长期悲伤、恐惧等种种令人伤心和折磨的情绪紊乱——所左右这样的证据达成合解的呢？
这个问题是一堆流沙，你一旦沾上便脱不开身了。我们还是小心为上，只从远处瞥它一眼吧。
尽管没有达成一致，这一领域里的许多著名人士却大多采取一种新的达尔文式情绪理论。他们认为，这些情绪是信息源，可让我们评估情境，并判断出应采取哪些行动才能达到有价值的目的。然而，情绪和智力之间的经典对抗已行将结束；按照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情绪和认知均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即自我保护。罗伯特·普鲁契克认为，在低等动物中，情绪是产生求存行动的提示。而在包括人类在内的更高级的复杂动物之中，认知能力服务于同一功能，即纠正或扩大情绪的预告——尽管我们仍需要它们的力量以产生行为：
合适的情绪反应可决定一个人是生或是死。为使对刺激现象的评估更为正确，使预期更为准确，这个认知过程已经历了几百万年的进化，从而使最终导致的情绪行为能从适应角度于刺激现象相关。因此，对于增强的、更有概括性的适应这一最高结果来说，情绪行为是最接近的基础。
这一点仍然没有解答我们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我们何以经常体验一些可误导我们的、无用的或可使我们受伤的情绪。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尼可·弗里吉达（Nico FIijda）是位处于领袖地位的情绪研究者。他所提供的几种答案是，功能紊乱的情绪有时来自于对情景的错误评估，有时来自于一些个人所不能应付的偶然事件，有时来自于一些特殊情形中产生的应急反应，在这里，稍加迟缓和更为深沉的认知评估可能对我们更加有利。
心身研究显示，当我们无法逃脱，也无法采取行动来对付一种威胁性较大或非常紧张的情形时，我们的情绪并不是行动的指南，而是痛苦和疾病的来源。被狂徒扣押的人质、前线的战士、晚期癌症患者都不能从他们的情绪中得到任何益处，只能受到它们的伤害。最后，如果我们产生互相矛盾或不可兼有的欲望，或产生与社会禁忌相左的欲望，我们就能体会到病态的情绪。
近几年来，许多动机和情绪研究者一直在东挖西采，虽未找到富矿，也没有惊人的发现，却为刚刚出现的多重起因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比如，一些人探索出具体的神经介质是何以影响动机和情绪的。一簇神经介质分子可堵住某些神经受体，并以此来影响食欲；肥胖者在服用这种化学药品后能减少进食。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推翻沙切特的发现，即肥胖者受思维的提示而产生吃东西的欲望；它只能说明，他们的进食可受到不止一种因素的影响。
其他人依旧沿着更古老的办法研究下去，即辨别情绪中的不同生理反应。在最近一项研究中，172名志愿者说出了他们感觉不同情绪的身体部位：羞耻感主要在面部，恐惧感可产生于许多部位，但主要集中地是肛门，厌恶感产生于胃部和喉部等。但这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并不意味着情绪经验主要来自于躯体体验。反之，他们认为，躯体信息是组合过程的一个部分，这一过程包括意识、认知评估和身体感觉，它们交互影响，互为作用。
再有一些人长期致力于对儿童的观察，旨在寻找移情和利他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他们发现，婴儿在听到其他婴儿啼哭时自己也会啼哭，显然，这是一种最为原始的移情形式（同一婴儿如果听到自己在录音机里的哭声却不啼哭）；还有，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将近一周岁的儿童在看到或听到另一人经历痛苦时，也会产生痛苦的表情；两到三岁的儿童则试图安慰甚至帮助另一个处于疼痛中的人；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形成复杂而无私的帮助行为。这些结果导向一个复杂的理论：对他人的痛苦做出类似反应的倾向是天生的，但同情的情绪和因之而起的利他主义行为却是性格发展和社会化的结果，并在移情的基础上不断增长。
人们几乎可以无限地提供出类似的例子。加上过去70年里像万花筒一样出现的发现，这些结果能不能串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纯粹的动机和情绪学说呢？一些理论学家认为这一点大有可能，并提出了这样一些整合理论。在几种理论中，比如在罗斯·伯克理论中，情绪被认定为动机系统状态的读数或流程报告；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些信号和提示，可引导动机能量的流向。在另外一些理论中，比如在罗伯特·普鲁契克的理论中，情绪被认定为可引发行为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导向需要的满足和平衡的恢复。上述两种观点在实际上要比听上去更为接近一些：情绪均是动机和满足机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伯克的动机和情绪学说是今天发展最为成熟的理论，它几乎容纳了我们所见过的所有现象，从躯体的到认知的，也最好的代表了目前学说的状态。
伯克学说中的动机一情绪系统里最基本的元素给他称作“原始元素”——由进化发展而成的生理基础过程。它们包括反射、原始驱动力（生理需要）和原始情绪，并在三种水平上对人施加影响：躯体变化（通过边缘系统、下丘脑、ANS、和脑垂体）、外部行为（通过ANS和CNS）和认知。每一种都依次对其他部分产生反馈影响。
除非你自己喜欢，否则完全没有必要费力解开它的谜团。然而，即使不想解开，你仍可一眼看出，它将动机及情绪学说中关于躯体、丘脑—边缘、认知等学说编织在一起，从而汇成一个统一的多重起因学说。
对于“我们何以这么做”这一问题，本图解算是答案之一。它非常复杂，也难以理解；然而，那些希望得到一个较易理解的简单答案者，看来只能放弃心理学，转而从占星术、命理学或对人类行为的某些类似解释中来寻求了。
§§§第十六章认知心理学家
§§§第一节革命
1960年的乔治·A·米勒（George A．Miller）虽然年近几年40，看上去仍相当年轻，并总是喜欢搞点恶作剧出来。他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在这一职业领域名利双收，前程似锦。然而，他的内心并不安分，总是感到一股无法遏止的冲动——显示自己的本色，即使这么做意味着放弃他在哈佛的地位。
这种自我显示并非出自其激进的政治信仰，亦非出自某宗桃色事件，虽然此两者在当时已司空见惯，而是出自于他对思维的兴趣。
思维？这有什么毁灭性或者见不得人的？难道它不正是心理学关系的核心问题吗？
并非如此。自从行为主义者于40年前开始主宰美国心理学以来，事情完全是两回事。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看不见、非物质且只能推测的思维是一种过时的形而上概念，任何一位关心自己前途和名声的实验心理学家都不会硬碰这一话题，更不愿耗时费力地研究这一课题。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米勒已成为一个隐秘的心灵主义者。他出生于西弗吉尼亚的查尔斯顿市，并在这里长大。读大学一年级时，他对心理学毫无兴趣，甚至有点讨厌它；在回忆录中他像平常一样半开玩笑地说，他看到一本心理学教科书里画着大脑和其他器官的插图，“我被信基督教的科学家们带大，从小就学会不吃药物。如果碰到恶魔，我会认出他来。”
要么是教育所致，要么是鬼迷心窍，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他在阿拉巴马大学读二年级时，由于一个女孩的影响（后来他娶了她），他参加了一次非正式的心理学讲座。讲课的是唐纳德·拉姆斯德尔教授。拉姆斯德尔教授在米勒的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他拿到了语言与交际专业的硕士学位。此时，拉姆斯德尔给他提供一个心理学本科生的教职，尽管米勒此前从未正式接触过这门课程。这时的米勒已结婚并成为父亲，确实需要养家糊口，于是答应了。一年之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
他去哈佛继续自己的研究生课程，并在那里彻底领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他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成为讲师。在接下来的14年里，他先在哈佛，后到麻省理工学院，主要从事语言与交际等方面的实验研究。尽管他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但这项工作跟以老鼠为基础所进行的实验大不一样，迫切需要他对人类的记忆和其他高级的心理过程进行思考，不管其是否愿意。他参加了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暑期研讨班，此后在内心深处更加接近心灵主义。在这次研讨中，他与心理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进行了紧密的合作。在学年休假期间，他前往帕罗阿尔托的行为主义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在那里工作一年，学到了许多思维研究的新方法，特别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进行思维过程的模拟。
米勒于1960年秋季回到哈佛时，已今非昔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意识到自a开始对哈佛心理学系所限定的狭隘心理学概念产生不满。我刚在阳光下潇洒地度过7年。一想到自己要回到一个既受制于心理物理学，又受制于操作性条件反射的世界里，其让我忍无可忍。我决定，要么哈佛允许我创立一种类似于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里那种交互式激发的机构，要么走人。
米勒将自己的不满和建立新中心以研究心理过程的梦想告诉了朋友和同事杰罗姆·布鲁纳——个社会心理学家。布鲁纳理解他的感情，也看出了他的意图，于是，两人一起去找校长麦克乔治·班迪。班迪大力支持，并在卡耐基公司的资助下，为他建立了哈佛认知研究中心。这样一个名字使米勒在感觉上更像一个公开的叛教者：
对我来说，尽管已拖至1960年，使用“认知”一词仍然是一种反叛行为。当然，对杰里【布鲁纳】来说，情况可能没有这么严重；社会心理学家扶来就没有像实验科学家那样因为行为主义的盛行而销声匿迩。但对于一个崇尚简化科学的人来说，“认知心理学”无疑是一个明确的声明，意味着我已对思维产生兴趣——我从橱厢里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