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随着摄影术的出现，将眼睛看做相机的比喻所引起的麻烦更加明显。相机要生成一个清晰的图像，必须在曝光时抓牢它。如果是拍电影，则其快门在一秒钟内必须快速开合多次。眼睛却是不停地前后移动，即使其紧盯某件东西，情况也是如此，但眼睛从不会看到模糊的影像。我们尽管意识不到，而且一般也体验不到这些移动，却可通过非常简单的办法看到它们。我们可盯着下图中心处的黑点看约20秒，然后快速地将眼睛移开并盯着白点。你会看到由黑色线条构成的一个错觉图案在前后波动。这些黑色的线条是一种后像，其成因是，白色线条落在视网膜受体上约20秒，造成暂时的疲劳所致。波动的原因就是本章所论的永不停息的移动。
眼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像是某种相机，但察看事物的原理与拍照完全不同。
第二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物体真的在那里吗？进而推论：这个物体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吗？民间的说法是，我们看到什么，什么就存在，我们看到的是真实存在的忠实反映。我们看到眼前有扇门，伸手摸门把手，门把手就在我们认为它所在的地方，也做出我们期望它所做出的反应（打开）。我们弯下身子坐在椅子上，椅子就真实而结实地存在着，就像它看上去的样子。我们叉一块腊肠放进嘴里，它就具有腊肠的丰美、肉感和汁液感，就跟我们所预料的一样。常识和哲学认为，知觉就是与现实的接触。只有少数人物，如贝克莱大主教，提出过一些质疑，认为在我们之外还存在一个世界，它只对我们的知觉做出反应。
然而，尽管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理性地假定知觉是真实的，我们却经常体验到某些我们明知是误导性或错误的东西。远在地平线上的月亮看上去硕大无朋，我们都知道，当月亮处于头顶时，它并不会改变其大小，但我们无法使它看上去与处在地平线上时一样大。我们紧盯着一根明亮的线条，扭头时会看到一个后像——这是知觉，但它并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任何东西。我们在梦中看到一些人，一些地方，还看到一些并不存在于我们面前的行为。它们看上去就在身边，但根本就不存在。
再说，在过去和眼前这个世纪里，心理学家还研究过许多错觉。
两个圆中间的灰度区看上去彼此差异很大，实际上其灰度是一样的。可在一张纸上剪下一个小孔，将小孔对着其中一个灰区，然后再对着另一个灰区，这样就可确定其灰度是否存在差别。思维，或至少大脑的视皮层是以对比度，而不是绝对密度，来判断其亮度的。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实的。
另一组错觉是由意义模糊的图形构成的，我们可将其看做两个不同事物间的任何一种。
正是你创造了这个三角形及其亮度。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三角形，且该三角形似乎存在的地方的纸也并不比周围的其他地方更白。
下面我们将对其中一些错觉进行解释。眼下，我们所关心的是，人类的知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将外在刺激转移至中枢神经里去的生理过程，而是涉及使光感神经传递的冲动信息产生意义（有时使其无意义）的更高级心理过程。至少说，许多知觉研究者现在这么认为，尽管仍有人坚持认为知觉并没有利用更高级的心理过程。
第三个有趣的问题——艾德温·波林在其里程碑式的作品《实验心理学史》中称这一问题为“视觉第一疑团”——我们有两只眼睛，可看到的事物却不是双重的。加伦早就正确地假设说，这种现象可能是两只眼睛里的神经细胞同时到达同一个脑区所致。但他仅答对了一半。除较远处的物体之外，两个视网膜所接收的所有物体的图像均有不同，只须两只眼睛轮流观察近处物体就可轻易将之证明（每只眼睛看到的物体一侧肯定要多于另一侧，且物体与周围背景中事物的相互关系也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当这些并不相同的图像在大脑里重合时，结果为什么不会模糊呢？
知觉研究者的回答是，不同图像的“重合”可在视皮层中得出一个三维图像。他们甚至精确地指出了皮层中由双眼视差所激发出来的特别细胞。但这些细胞，或接收这些细胞的信息的其他细胞，是如何将不同的图像重组起来并形成一个三维图像，目前仍是个谜团。
另一个有趣的，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是，视网膜上的图像是如何映照在大脑里的？从视网膜传递出的神经冲动会到达大脑的视皮层，然后呢？大脑里并没有可供投射影像的屏幕，又是如何看见进入大脑里的数据流的呢？而且，如果图像是以某种方式投射到该屏幕上，或投射到大脑里的其他什么地方，是谁，或什么东西看到它呢？这一问题又使人想起一个古老的说法，即存在着一个侏儒或小矮人——思维里的“我”——是他在感知到达大脑皮层里面的所有信息的。然而，如果有这么个侏儒在察看图像，它又是用什么东西察看呢？也是某种类似于眼睛的东西吗？那么，察看到达侏儒视觉中的信息的又是谁或什么东西呢？等等，等等。
与这个谜团紧密联系的是视觉记忆问题。每个成人都在他或她的大脑里储存大量图像：熟悉的面孔、房子、树木、树叶、云朵、睡过的床等。我们对这些东西甚至只浏览一眼，就可以某种方式将其记录下来。我们虽不能把所有这些一下子调出大脑，却可以在第二次看到它时通过记忆将其辨认出来。1973年，非常有耐心的加拿大心理学家莱昂内尔·斯坦丁（Lionel Standing）让志愿者观看约10000多张不同题材的照片，他显示照片的速度为每天2000张，一连进行5天。后来，当他将这些照片混在其他新照片里让受试者观看时，他们能从中识别出约三分之二已看过的照片。他们在什么地方存储这些仅掠过一眼的图像，又是以什么形式存储的呢？第二次看见图片时，他们又是如何在记忆里找出这个图像，并将其与新进来的其他图像进行比较的呢？肯定不是将已存储信息投射在大脑屏幕里，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屏幕。而且，不管以什么方式显示，里面的东西既会观看存储下来的图像，又会审察新进来的图像——啊！又是这个令人头疼的小矮人。
这些只不过是有关视觉神秘现象的少数几例。也许，在心理学中还没有哪个领域曾产生出如此之多的资料，却又给出少之又少的确定答案。不久之前，颇有争议但又引人注目的知觉理论家詹姆斯·J·吉布森非常平淡地说，知觉研究者在过去几百年里所学到的只是“实用知觉业中互不相关且偶然的东西”。知觉心理学家斯蒂芬·M·科斯林和詹姆斯·R·波梅兰茨说得更加轻巧。他们认为，尽管我们已收集到大量资料，但对知觉的了解还相当肤浅。他们还说：“我们的确知道了一点点。”
的确收集了大量东西，它们足以启动对它的理解，至少足以回答一部分有趣的问题，足以抛弃其他问题，使其让位于更有说服力的事实。
§§§第二节看待“看”的风格
亘古以来，哲学家一直争吵不休，争吵的焦点在于，使看到的物体产生意义的智能是与生俱来的呢（康德学派或先天论者的观点），还是后天经验对看到的事物来进行解释（洛克或实验论者的观点）？在心理学进入实验阶段之后，知觉研究上的发现不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而为两者的答案均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今天，尽管一些术语已得到重新定义，一些假定也更加成熟，但争辩并没有消解。
如我们所知，洛克、贝克莱及其他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有时会提出一个想像中的个案，以期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天生盲人经过手术或其他干预后突然复明。在不触摸其正在看着的物体时，他能否知道该物体是立方体而不是球体，是狗而不是猫呢？或者，除非他学过该物体的真实含义，否则，他的视知觉是否毫无意义呢？此人的经验将是解决整个问题的关键。
近几个世纪以来，事实上也的确出现过这样一批个案。报道得最为详尽的是一位英国人。他先天患白底角膜，60年代早期，在52岁时，他终于得见天日。英国心理学家和知觉专家里查德·L·格雷戈里（Richard L．Gregory）称他为SB先生，对他进行了仔细研究。SB非常积极，也很聪明，已完全适应了盲人生活：精通布莱叶盲文，善于使用工具制造物件，经常甩掉白色导盲杆进行散步，即使撞在其他东西上也乐此不疲，还让朋友扶着肩膀骑自行车。
SB进入中年之后，角膜移植已成为可能，于是，他也去进行手术。按照格雷戈里的报告，当绑带从其眼睛上取下时，他听到的是外科医生的说话声，并朝他转身，希望能看到一张脸。结果是一片模糊。
然而，经验很快使其知觉清晰起来：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他已能看清许多面孔，不用扶墙就可顺着医院的走道散步，还能认出窗外一掠而过的东西是小汽车和大卡车。然而，空间知觉对他来说则较为困难。有一阵子，他还以为如果双手抓住窗台从窗前到地面的距离用脚趾即可够到，而实际上，该距离有10倍之多。
SB很快就能一眼辨出此前通过触摸才能了解的物体，比如玩具。但对于从未摸过的物体，除非有人告诉他是什么，或他发现是什么，否则，他就会觉得非常神秘。格雷戈里和同事带他去伦敦，他在那里能辨认出动物园里的大部分动物，因为他曾养过猫和狗，还知道其他动物与这些猫、狗有何不同。在一家科学博物馆里，SB看到一架车床——他一直想使用的工具——却根本看不出它是什么。后来，他闭上眼睛用手抚摸，睁开眼后看着它说：“只要我摸过它，就能看见它。”
有趣的是，当格雷戈里让SB观察错觉时，他却不会受到错觉的误导。比如，他无法将赫林图形错觉中的直线看成曲线，也未能将泽耳纳的平行线看成偏斜线。显然，这些错觉取决于人们已学到的具有透视意义的线索，通过错觉中的其他线条所提供的线索对SB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从这一例子中，人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令人失望和混淆的；一些证据偏向于先天论，另一些又偏向于经验论。另外，这一案例非常混杂：SB经历过大半辈子的感觉经验和学习过程，通过它们，他能解释自己的第一次视知觉，因而他的故事无法显示思维在经验之前在多大程度上做好了理解视知觉的准备。这一问题也无法通过婴儿的智力发展进行回答，因为婴儿知觉能力在任何时期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先天成熟，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经验，至今尚无定论。只有剥夺婴儿的知觉和其他感官经验这种无法进行的实验才能将它们彼此分开，并测出其相对影响。
使事情更糟的是另一个问题：知觉是生理功能呢还是心理功能？
19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科学心理学的奠基者试图回避这一问题，认为思维是不可观察的，也许是某种幻觉，从而使自己局限于对生理现实的研究。对知觉感兴趣的人开始研究感觉系统的生理学，特别是视知觉。在一个多世纪里，欧、美的研究人员收集到关于该系统工作原理的大量数据。到20世纪早期，他们已确定出，每只眼睛的视网膜里——超薄层特殊神经组织——含有约一亿三千二百万个可分为两种类型的光感受器细胞：棒体和锥体细胞，可将光线转变为神经冲动；棒体常见于视网膜外围，非常敏感，且只对较暗的亮度产生反应；锥体细胞则常见于视网膜中心地带，对较高级别的亮度产生反应。共有三种不同的锥体细胞，第一种主要为可吸收波长较短的光线（因而对蓝色和绿色产生反应），第二种主要为可吸收中等波长（绿色）的光线，第三种主要为可吸收较长波长（黄、橘黄和红色）的光线。
他们还理清了大部分极其复杂的连接线路图，柱体细胞和锥体细胞就是通过这些线路将冲动传入大脑的。一丛丛视神经纤维从视网膜一路行进至视觉皮层，即大脑后部较下方的一个区域。来自每只眼睛视觉区左半区和右半区的信息由这些视神经纤维在传送途中进行分类和交叉。最后，来自每只眼睛右半边视觉区的信息进入左侧视觉皮层，左半边视觉区的信息进入右侧视觉皮层。（进化为何安排出这样的交叉方式，迄今为止，没有谁能解释出个所以然来。）
许多心理学家长期以来不愿相信视觉功能以视皮层为中心这样一个事实，认为这种定位近乎颅相学。但在19世纪晚期，大脑定位法再次获得一定的声誉一不是颅相学的定位，而是部分功能的定位——因为威尔尼克（Wernicke）和布洛卡（Broca）成功地找出语言功能存在于大脑左半球的两个小区域之内。这个发现促使研究者继续寻找可接收和理解视觉信息的大脑区域。他们对大脑受到损伤的人类进行尸检，对猴子进行手术，最后终于发现了这一区域位于大脑枕叶。
对视皮层的精确定位是1904～1905年俄日战争的副产品。在那次冲突中，俄国引进一种新型来复枪，即毛瑟91型步枪。此枪射出的子弹虽然较小，但速度极快。于弹常穿颅骨而过，并使头骨保持完整。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子弹能部分或全部地摧毁受害者的视力，却不致其死命。一位给受伤士兵治疗的日本年轻军医绘制出伤员每只眼睛视觉受损害的程度，并根据子弹的进口和出口确定出大脑受损害的部位。他将这些数据综合在一起，终于辨认出视皮层的准确部位。
他还发现，接受视网膜信息的视皮层区域与视网膜上的图像区域在尺寸上极不相称。视皮层中较大部分信息来自视觉中心，即视网膜上视力最清晰部位的中心区域，只有较少部分信息来自较大的周边区域（后来研究发现，比例不协调的程度为35：1）。这就基本上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到达大脑的信息在版面上并不对应于视网膜上的图像。
这位日本军医和其他人的发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逐渐为人接受。其含义在于，视网膜细胞是“转换器”，可将光信号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能量——爆发性神经冲动——这些“编过码的”冲动或信号在输入大脑时，并不变回成视皮层中的图像，尽管它在那里或在大脑的其他地方被“看见”。至于它们是如何被看见的，至今仍是个谜，但知觉心理学家避开了这一问题。他们考查“看”的风格是，只处理神经冲动的流动，并在思维的边缘上突然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