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海因茨两难选择”）：在一座欧洲小城里，一位妇女因某种特别的癌症而接近死亡；城里有位药师发明出的新药有可能救活她，但他是个奸商，索要的药费是其制造该药成本的10倍。这位妇女的丈夫海因茨只能借到一半的钱，因此只好请药师减价，但药师不肯同意。海因茨为救妻子的性命，想翻墙入室，将药偷出来。这样做应该吗？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他有职责或义务偷药吗？如果他不爱妻子，会为妻子偷药吗？如果将要死去的是陌生人，情形又会怎样？海因茨会为陌生人偷药吗？偷东西是犯法的；但这样做违反道德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共有21个。
科尔伯格最初的样本是芝加哥地区有代表性的72名10、13和16岁男孩子，他每隔2～5年对他们测试一次，一直测试了30年。在第一次测试之后，三个年龄组所做出的不同答案使科尔伯格相信，道德发展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后来，随着受试者的年龄增长，他惊奇地发现，他们在道德感的进展正好符合他的预料。我们对科尔伯格的晦涩措辞稍做改动，在此简要展示一下这种分段理论的最新形式及每个阶段对支持和反对海因茨偷药的典型回答：罚。
——第一阶段：天真的道德现实主义；行动基于规则，动祝是避免惩
支持者：如果妻子死了，你会有寐烦。
反对者：不该榆药，因为你会被抓起来住监。
——第二阶段：实用主义道德观；行动基于回报或利益的最大化、自身消极后果的最小化。
支持者：如果被抓住，你可以将药还给他，刑期不会很长。如果刑满回家对妻子仍在，坐一阵子牢也算不得什么。
反对者：如果偷药，妻子可能在你还未出牢房时就已死去，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第三阶段；社会共享观点；行动盛于顼期中的他人的赞同或反对与实际或想像中的内疚感。
支持者：如果偷药，泼有人会认为你是坏人。然而，如果让妻子死了，在别人面前你就再也抬不起头来。
反对者：大家都会认为你是个罪犯。偷药之后，在别人面前你就再也抬不起头来。
——第四阶段：社会系统的道德感；行动基于是否会有正式的羞辱（不仅仅是反对）和对他人道成伤害后的罪恶感。
支持者：稍有荣誉感的人都不会让妻子就这样死去。如果不对妻子尽这份责任，你将永远感到内疚，会认为是你自己致妻子于死命的。
反对者：你已绝望得昏头了，根本想不到偷药是在于坏事。但等你进监狱后，你会清醒过来。你会为自己的不诚实和触犯法律而感到有罪。
——第五阶段：人权及社会福利道德观；其视，点是一种理性的、有道德者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应该有价值和权利；他们的行动基于保持对公众的尊重和对自尊感的尊重。
支持者：如果不偷药，你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如果你听任妻子死去，可能是出于害怕而不是出于理性。你会失去自尊，也可能失去他人对你的尊教。
反对者：你会因违反法律而失去在公众面前的地位和尊敬。如果听任感情的操纵而忘记长持的观点，你会失去自尊。
——第六阶段：普遍道德原则；视点在于所有人类都应对他人和对自己采用的道德观；行动取决于公平、公正和对自己保持道德原则的考虑。
支持者：如果不偷药而听任妻子死去，过后你会责备自己。你不会因偷药受到任何责备，但如果依法行事，你就无法平息自己的良心。
反对者：如果偷药，你不会受到他人的责备，但会自责，因为你没有按照自己的良知和诚实做事。
科尔伯格有许多热心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特别是在60和70年代。他对正义的强调和在第六阶段对法律的嘲弄使其成为民权分子、越战抗议者和妇女解放运动者的最爱。然而，他的测验和理论却受到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家的多方攻击。有人认为，证据表明，发展并非一直向上且有序（有的在不同发展期间呈跳跃式上升，有的则下降）。还有人认为，有道德的思想不一定产生有道德的行为，某些受试者在科尔伯格的量表上所处的位置要高于其实际行为（科尔伯格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显示，道德判断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科尔伯格在哈佛的助手卡罗尔·吉利根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自己的量表更偏向于男性：女人有可能通过表示关心和个人的关系来对道德两难问题做出反应，男人则有可能通过诸如正义和公平之类抽象概念进行表达。因此，女人有可能在科尔伯格的量表上得到较低的分数，看起来让人觉得她们在道德发展上要少于男人。
科尔伯格毫无怨言地承受了所有的批评和攻击，有些批评甚至得到了他本人的认可（并据此进行修改），对于其他一些，他往往悄无声息地利用新获得的资料和理由进行反驳。他还放弃了曾花费其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圆的两个梦想。其一是一项开拓工程，旨在通过对两难境地的讨论而将囚犯的道德思想提高到第四个阶段；其二是试图用同样的办法解救问题少年。（结果是令人鼓舞的，但该项工程只是在剑桥和纽约的几所学校里得到试验，一直未能发扬光大。）
随着这些不快和失望接踵而至的是，他的慢性寄生性肠炎开始反复发作，他不得不时时忍受肠胃疼痛的折磨。在接近60岁时，科尔伯格感到极度的抑郁，并与一位密友谈过自杀的道德两难问题。他对朋友说，如果一个人对他人负有很大的责任，他就应该坚持下去。但与病魔的争斗实在太痛苦了。1987年1月17日，有人发现他的车泊靠在波士顿港的潮水里。3个月后，他的尸体被冲至洛根机场附近。在1989年12月15日的《哈佛公报》中，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是其中之一）在一篇写得极为感人的悼词中总结了他的贡献：“（拉里）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将道德发展问题确立为发展心理学的中心议题。”
科尔伯格的修正者们对他的总体理论并无异议，只是想将其进行修正，以使其适合他们自己的实验证据。西蒙弗莱泽大学的丹尼斯·克雷布斯（DennisKrebs）就是这么个人。克雷布斯非常赞赏科尔伯格，在哈佛也跟他相熟，最近他发表文章表明，不管人们对科尔伯格两难道德问题的判断居于什么水平，都倾向于以一个更低的水平来对日常情境进行判断。
这项研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它不仅基于一项测试，而且基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形，这一点使其迥然不同于大多数的道德发展研究。该研究的另一位作者凯西·丹顿进入酒吧、夜总会和一些联欢会进行调查，并请来饮酒者参与一项“饮酒对判断力的影响”的研究。志愿受试者（她共找到40人）接受问询，并回答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诸如醉酒后驾车的道德问题（醉酒后应该继续驾车吗？若只是受到酒精影响，但并没有感到醉酒呢？你是否特别小心？），然后进行酒精测定。在大学里进行的追踪调查上，她又会见了这些人，请他们回答另外两个科尔伯格两难问题，并问他们在第一次会面后是如何回家的。
丹顿和克雷布斯发现，在大学所进行的道德发展检测上，人们得到的分数要高于其醉酒时的分数；事实上，第一次会面时体内的酒精浓度越高，所得的道德判断分数就越低。在清醒状态时，他们认为醉后驾车是不道德的，并说，他们本人不会这么做，但当喝醉后，他们往往采取不那么严格的道德标准。的确，除一个人之外，第一次会见之后，大家都是开着车子回家的，不管其醉到何种程度。
这仅是克雷布斯在现实生活中对道德发展进行测量的例子之一。在过去几年中，他和同事已进行十一项研究，在评估人们的道德判断力时所利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两难问题，而不是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两个例子：一个是生意上的两难问题——是否公开可能有损于销售的信息；一个是亲社会行为的两难问题——一位学生已约好要去做一项心理学实验的被试，再有几分钟就到时间了，就在这时，碰到另一位吸毒吸出问题、急需帮助的学生。）在几项研究中，志愿者都还谈到在生活当中经常碰到道德两难问题。
在20多年里，克雷布斯一直进行着道德推理和行为的研究，特别是对利他行为进行研究。人们为什么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心理学中这样一个争议极多且不像心理测验、消费心理学、工业心理学那样可以产生实际回报的领域呢？集中精力于道德发展的发展心理学家有着各种动机。有的是60年代理想化的学生，他们自此之后即与亲社会行为难分难舍；有的出于宗教观点对道德较有兴趣，但又觉得心理学方法更现实，更有成果；还有部分发展心理学研究者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他们来说，对人性中人道的研究是非做不可的工作，同时也具有疗伤作用。
还有像丹尼斯·克雷布斯这样的人，他的理由极其特别。他于1942年出生于温哥华，父亲是位木匠，还发明过一种装置，可使电吉他产生特殊音响效果。克雷布斯在中学里是顶尖学生，还是班长。尽管又瘦又高，他却是得过奖的业余拳击爱好者。14岁时，他的全家搬到旧金山，因为对其父亲来讲，这里存在电子音乐生意的商机。这次搬家对年幼的丹尼斯来说具有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他很快从一个上进心很强的小伙子变成一个少年犯。一切如他自己所言：
我从一个我曾是少年模范的地方来到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文化之中，完全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人们取笑我的一切——衣者、口音、行为等。因为我曾是一个很优秀的拳击手，所以很快卷入了打架斗殴之中，并因此而名声大振。坏名声激起我更多的打斗，且大多都以我的眭剩而告终。结果是，不久我即成为一个流氓团伙的一员。
他开始逃学，打架，去商店偷东西。最终，他被警察抓住，第一次当上少年犯，接着是第二次，在少年管教所一呆数月。他被保释后，有一阵子的确没有惹事。但在一天夜里，他睡不着觉，酗酒后开飞车，结果又被警察拦住。警察放了他，但他离开警察局时破口骂出一大堆脏话，气得警察开警车鸣笛在后面追他。他撞在电线杆上，虽未受伤，但再次被关进了监狱。为了反抗，他打开窗上的铁栅，用床单打成绳子溜了出去，一路来到俄勒冈。他躲藏在伐木工人的营帐中，拼命地干活，并对人生深入思考，制定出自己的奋斗计划并最终实现了它：
我已度过了违法犯罪期，得换个活法。我决定回到温哥华，到大不列颠的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我在伐木场里干了半年，积攒下上学的费用。然后，我考进了大学。这时，我已20多岁，大出其他学生几岁，且总是背负着沉重的落后感。因此，我学习非常认真，也十分刻苦，不但选修许多课程，而且还兼打零工。
我于1967年毕业，时年25岁，成为获得心理学荣誉的顶尖学生。我申请去哈佛读书，想在那里拿到博士学位。然而，在我被录取之后，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感向我袭来。我是一个逃犯，有人可能告发我。团此，我决定自首。我回到旧金山，在那里自首了——考虑到我的战就，这件事在当地立即引起一阵轩然大波，我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电视节目还专门对我进行报道——结果，我得到了，宽恕。
克雷布斯来到哈佛，在这所大学里只花一年时间便拿到硕士学位，又花两年得到博士学位。这在当时简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更令人注目的是，在追求学位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哈佛大学打零工，成为心理学和社会关系学入门课程的首席助教。他于1970年拿到博士学位，也即刻得到哈佛的任用，成为该校的助理教授和本科教学部主任，在那里一待就是4年。之后，他来到西蒙弗莱泽大学，从1982年起一直担任那里的全职教授。50岁时，他依然身材清瘦，一头长发，一脸娃娃相，没有人会想到他是这样一位勤奋的学者，有着如此传奇般的经历。
克雷布斯的履历表上登载着一系列发表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与道德发展和利他主义有关。他淡淡地说：“我对道德问题，尤其是对一种道德水平向另一种道德水平的发展问题，之所以大感兴趣，绝非出于偶然的原因。”
§§§第七节认知发展
在20年代，皮亚杰的早期出版物在欧洲和美国发动了一场对认知发展的研究热潮。在美国，这种热潮迅速消退了，因为行为主义在此时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后继者对这种东西没有任何兴趣，将之看做在唯心主义的旧瓶里装上的新酒。但在60年代，当认知主义再次受到欢迎时，皮亚杰立即得到重新发掘，以他的方式所进行的智力发展研究再次成为热门项目。
然而，皮亚杰理论的庞大体系很快陷入模糊，因为大批的准博士生和心理学家进行了数以百计的皮亚杰式研究，所得到的发现一方面大大地修改了原来的理论，另一方面却向其提出了挑战。在过去的30年内，认知发展这一领域尽管仍受皮亚杰的影响，但它已成长为一个生长繁茂的花园，需要有人以全新的综合视点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整修。
在这块杂草丛生的花园里生长着无数美好的东西：一些发现给人以启迪，使人愉悦，另一些却使观赏者大吃一惊。在这里，我们并不想追求完美，也不想找出代表。，我们只想随手采摘几朵30年来的研究所开出的鲜花和结出的硕果。
记忆力：一个不能说话的婴儿，譬如说新生儿，甚至连通过表情或手势表达都不可能，我们如何来调查他的记忆力呢？研究者已想出许多聪明的办法。在195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他们利用条件反射对不到一月大的婴儿进行训练，使其在听到某种特定声音时转动自己的头（他们在碰触面部时会转头，并得到奶瓶奖励）。一天之后，他们听到响声后仍然转过头来。这种方法在不同年龄的婴儿身上试过之后，即可得出记忆力发展的数据。
在几个月大的婴儿中，用得最多的是通过我们已经讲过的范茨法（fantz-tech．nique）来观察它们的眼部运动。由于婴儿观察新事物的时间要长于其观察旧事物的时间，此方法可直接指示婴儿对所看到物体的记忆。
另一方法可见于1979年的一项实验。此方法需要一个活动物吊在婴儿床上。受试者为2～4个月的婴儿不等。当婴儿踢腿时，研究者就让活动物动起来，婴儿很快学会踢腿，以便让活动物动起来。接着，一周后再使其看到该活动物。结果是，他一看到活动物就开始踢腿。若间隔两周之后，他就不记得踢了。这个办法使记忆力的发展得到了准确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