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于前384年出生于希腊北部的斯达吉拉。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二世的御医，而阿敏塔斯二世的儿子即是菲力普二世，也即亚历山大大帝的生父。医学在希腊是一个代代相传的技术，因而，亚里士多德在青少年时代一定学到很多有关生物学和医学的知识。这一点可以解释他之所以后来形成了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的科学和经验世界观。在这一方面，他与柏拉图的典型唯心主义恰好相反。
他于17岁进入柏拉图的学院就学，在那里一直待到37岁。之后，他离开学院。有人认为他是在盛怒之下离开的，因为柏拉图在死前并没有指定他为继承人，而是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遗留给了自己的侄子。
此后的13年中，他远离雅典，先在小亚细亚的亚述暴君赫米斯那里担任哲学顾问，然后到莱斯博斯岛的麦迪伦就任过几年的哲学院院长。接着，他在菲利普国王的首都贝拉，给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做老师。这期间，他大量地读书，观察动物和人类的行为，而且笔耕不辍。他的大自部分作品都以对话形式刻写下来，据说都是文学杰作，只可惜全部散失了。流传下来的47篇，尽管在知识上高深莫测，但大多是麻木不仁的散文和学究气十足的说教。它们可能都是讲课笔记，或是只准备用于教学的讲稿。
49岁时，亚里士多德抵达自己的权力巅峰，重返雅典。尽管学院院长的职位再次空缺，可他仍未能轮上。在此情况下，他自己开办一所学院，即吕克昂，与之竞争。吕克昂位于城外，他在那里聚集一些师生，开设一个图书馆，还收集了一些动物标本。他早晨和下午都要授课，授课的过程一般发生在吕克昂学院里铺着石子的小路（peripatos）上。他与学生一边散步，一边讲授（peripatetic，即“逍遥派”一词，由此而来）。他将一些研究领域交给学生去做，很像今天的一些大学教授，把学生的发现一本接一本地汇集在自己的作品中，从而使自己的学术产量大增。
在吕克昂任教13年之后，他被迫离开雅典。当时城里爆发反马其顿人的骚动，他因为与马其顿人联系过多而遭到攻击。他说，他离开的原因是想拯救雅典人，使其不至于对哲学再犯罪过（第一次罪过是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错误审判和杀害）。第二年（前322），他死于腹痛，享年62或者63岁。
所有这些都无法解释他的巨大成就。人们只能推想，如同莎士比亚、巴赫和爱因斯坦一样，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天才，而且碰巧生活在一个特别适合他的超凡天才的时代和地方。
确切地说，他的许多学说都在后世遭到推翻或废弃，他的科学作品也大多混在一系列神话、民间传说和明显的错误之中。比如，在其著名的《动物志》（DeGeneratione Animalium）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列举出下列“事实”：老鼠如果在夏天喝水就会死亡；蟮鱼是自发生殖的；人类只有8根肋骨；女人的牙齿比男人的少。
可是，他与柏拉图并不一样。他有一种对经验证据的饥渴和对仔细观察的爱好，为从此之后的科学研究树立了榜样。虽然他对演绎推理和形式逻辑百般强调，但他认为，归纳推理也非常重要，即从观察到的案例中推导出普遍性。这是科学方法中最基本的部分，也是与柏拉图所倡导的知识获取方法背道而驰的。
亚里士多德不仅从不认为感觉是虚幻和不可信任的，而且将之视作知识的基本原料。亚里士多德的一位研究者说，这对一位曾师从于柏拉图的弟子来说确属非凡，因为他对“具体的事实有强烈的兴趣”，认为除数学这类抽象的领域以外，对真实事物的直接观察才是理解的基础。比如，在《动物志》中，他首先承认自己不知道蜜蜂怎样繁殖，然后说：
到目前为止，事实并没有完全搞清。如果把事实搞清了，那也应该归功于观察雨不是理论，即使是要归功于理论。那也只能是那些经观察到的事实所证实了的理论。
跟早期的哲学家一样，他努力理解知觉是如何发生的，但又苦于无法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当时并不知道测验与实验，也不许可人体解剖——他只能依靠形而上的解释。他得出理论说，我们感知事物，更重要的是感知其内在的属性，如黑白方圆等，它们都是非物质的“形式”。当我们在观察它们时，它们就会在人的眼睛里得到重新创造，它们唤起的感觉通过血管给传送至意识层面——这个意识，他认为，一定位于心脏之内，因为头部受伤的病人往往能够康复，而心脏受伤，却无一例外地致人以死命（他认为，大脑在血液过热时可起凉血的功能）。他也讨论过内在感觉，即“共有”感觉，存在的可能性。通过它，我们可以综合从不同的感官得来的各种感觉——比如说白、圆、温、柔等——都来自同一物体（在本例中为一团毛线）。
如果抛开这些荒诞之处不谈，我们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对知觉如何成为知识的解释是符合常识和令人信服的，而且对普罗泰戈拉及德谟克利特以知觉为基础的认识论形成互补。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的意识能在一系列的物体中找到共性——这是归纳推理的精髓——从这些共性之中再形成“普遍性”。这个词或概念，不是指某个实际的东西，而是指某一类东西或一个普遍的原则。这就是通往更高知识和更高智慧的途径。如果这样，理智或知识就可对感官材料产生作用，形成一种积极且有组织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生物标本的研究上花费了多年时间，因而不可能把感觉的对象看成是纯粹的错觉，也不可能把普遍性的概念视作比从中归纳出来的个体还要真实的东西。柏拉图认为，抽象的概念可以脱离物质而永恒存在，而且远比物质真实；而其弟子却说，它们只是具体事物可以“预测到的”特性。亚里士多德从未彻底摆脱过希腊思想中形而上的陷阱，但他几乎就要得出结论说，这个宇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人的思想意识之外存在。就这样，他把希腊人有关知识的两大思想主流，一是普罗泰戈拉和德谟克利特对感官感觉的极端强调，一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理念的极端重视，合而为一。
至于意识与肉体的关系，有时候他令人失望地支吾其词，有时候却又表达得清楚明晰。模糊不清之处主要涉及“灵魂”的本质，对此，他形而上地称之为肉体的“形式”——不是它的外形，而是它的“精髓”，它的独特性，抑或它的生存能力。许多世纪以来，心理学这潭池水被这种含糊不清的概念搅得浑浊不堪。
另一方面，他对灵魂产生思想的评论却明晰而有道理。他在《论灵魂》（DeAnima）一书中说：“一些作者兴奋地把灵魂称作思想的产生之地，可这种描述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应用至灵魂上，而只适用于思想的力量。”
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把灵魂产生思想的地方叫做psyche（心灵）。不过，有时候他也拿这个词指代整个灵魂。尽管这里存在着不一致，但他却始终如一地认为，灵魂的思想部分是概念形成的地方，而不是在灵魂栖居肉体之前它们被储存的地方。
如果脱离开肉体，不管是灵魂还是心灵，都不可能作为一个实体而单独存在。“非常清楚的是，”他说，“灵魂无法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灵魂的具体部分也不能与身体分开。”他抛弃了柏拉图的说教，后者认为，受禁锢的灵魂的最高目标是从物质的束缚中逃脱出来。跟柏拉图的二元论正好相反，他的理论系统从根本上说是一元论的。（这是他在成熟后的观点。他的观点在一生中不断地变化，基督教神学家可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发现大量的二元论素材。）
一旦把上述问题阐述清楚，亚里士多德就直奔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意识如何驾驭归纳及演绎二者以获取知识。他的描述，按罗伯特·沃森的说法，构成了“心理过程最初的功能观点……（对他来说）心灵是一个过程，心灵就是心灵所做的一切。”心灵不是一种非物质的本质，也不是心脏或血液（也不可能是大脑，尽管他曾认为心灵存在于大脑之中），而是思维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功能主义者的观点，即今天支持认知学说、信息理论和人工智能的观点。难怪那些了解亚里士多德心理学的人大都非常敬畏他。
他对思想过程的描述，听起来就好像是以实验结果为依据的。当然，他没有任何实验证据，但他却是一个聪明的生物标本收集者，因而极有可能做过类似的事情，也就是说，仔细琢磨他自己以及别人的经验，将它们当作标本加以研究，再将其应用于概括自己的普遍原则。
这些概括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不管其形式是归纳或演绎，思想意识都使用感官的知觉或记住的知觉来形成普遍的真理。感觉带给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觉，记忆允许我们存储这些知觉，想像使我们能够从记忆中的心理表象按照知觉进行重新创造，从而在积累下来的表象当中得出普遍的思想。与他的恩师柏拉图的思想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从不相信灵魂天生就带有知识。按照丹尼尔·罗宾逊的说法，他相信：
人类都有认知的能力，通过它，外部事物（感知的）记录会导向他们在记忆中的存储，从而形成经验，而从经验——“或已经来到灵魂中安息的整个宇宙”——中产生出一个可证实的理解原理。
这是一个超凡的观点，23个世纪以后，科学心理学才将之证明。
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的一些有关记忆的评论现在看来毫无意义。比如，他认为，当记忆处于潮湿状态时，记忆的效果达到最佳。反之，干燥时效果最差。他还认为，年轻人的记忆较差，因为其（像蜡板一样的记忆的）面积会在成长过程中快速变化。
然而，他的许多观察仍然很有见地，而且接近事实。例如，他认为，经验重复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被记住。再有：虽只经历一次，但经验若发生在非常强烈的感情之下，则会比一些经历许多次的事件更容易记住。再有：我们从记忆中调用存储时，是靠概念之间不同的联系进行的——如相似、对比和接近等。例如，为找回一段失去的记忆，我们会在记忆里寻找一些我们相信或知道会引导我们找到我们正在搜寻的记忆的东西。
每当我们想找到某个东西时，我们都会体验到一种寻找前提的活动（即记忆内容），直到最终我们找到某稀东西，通常其后会紧跟着我们要寻找的东西。因此，我们总是在一个系列中寻找，要么扶当前的某个直觉着手，要么从某种类似或相反的事物里搜寻，要么从与之接近的事物里找求。
虽然无法界定上面一段话为不朽的箴言，但心理学史学家大卫·默里（DavidJ，Murray）却写道：“最后一句话有可能是心理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名言，因为它明确地表明了这个观念，即我们是通过联想从一个概念到达另一个概念的。”这个观念从17世纪起，一直构成主要的学习理论的基础，构成解释人类发育和行为的主要方法。
在《论灵魂》和其他著作中，亚里士多德也简要地叙述或浮光掠影地触及过其他的心理学课题。虽然没有一点是值得我们严加考察的，但这些评论的范围和见地却令人惊叹。譬如说，他提出过有关愉快和痛苦的动机理论，触及了产生各种行为的驱动力（勇敢、友谊、自制和其他），并概述了宣泄理论（怜惜和恐惧的替代清除）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戏院里观看悲剧时会感到是一种补偿。
对于他的其他大胆猜想，我们只能报之一笑。比如，美餐会使我们睡意朦胧，因为消化可引起气体和体热团团绕住心脏，从而干扰心灵。但是，罗伯特·沃森（Robert Watson）写道：“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会令人十分惊奇，人们会因为他就心理学的一些事情所产生的现代思想而感到惊讶……当然，他在许多所谓的事实上是错误的，他还忽略了一些重大的课题，可是，他关于成长、感觉、记忆、欲求、反应和思维的总的框架却少有差错，简直与现代心理学毫无二致！”
§§§第二章学者们
§§§第一节
漫长的睡眠
我们难以解释心理学在希腊突然出现和兴盛的原因，更无法解释亚里士多德之后心理学为什么会进入冬眠之中，一场持续约两千年的漫长睡眠。直到17世纪之后，心理学的问题才又一次激动着一些思想者的兴趣，就像其在希腊文化里昙花一现的繁荣期间所展现的那样。
然而，“冬眠”和“睡眠”都是误导性的词汇，里面暗含着一种对此情况缺乏了解的意思。实际的情况远非如此。在古希腊的文明末期，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在基督教改造社会时期，在罗马帝国的解体过程中，在罗马帝国废墟上的封建主义产生过程之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更新过程中，心理学既没有垂死，更没有被人遗忘。在这些漫长的世纪里，在社会的种种变形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继续提出希腊哲学家们曾经提出过的问题，并为之作答。然而，他们这样做时，只不过是以局外学者的身份评头论足一番，或在前人做过的工作上重复劳动一下，从没有对此进行真正的探索和创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产生出足以推动心理学知识大幅向前进步的重要思想。
也许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心理学已经发展到了思辨和反思所能到达的极限。在他的时代之后，那些对心理现象感兴趣的人们却继续依赖这类方法，然而这门科学也自然不可能在没有观察、测量、取样、测试、实验和其他实证过程的情况下得到发展。
然而，对这场漫长的睡眠，还有另外一种更重要的解释：主导西方文明达2000年之久的社会和宗教方法，没有哪一点足以启发人们去探索心理学的未知领域。出于不同的原因，希腊社会、罗马社会和基督教社会只鼓励那些思考心理学问题的学者对先辈的工作进行考察，并对之小修小补以适应他们自己的信仰系统。
这些学者、编辑和校订者们所做的一切之所以依然值得我们注意，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在任一种学科史上，实践者都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只对一些已经接受的理论做一些修订工作，以使其适应更为复杂的现实。在此期间，科学就像茧中之蛹一样，要做许多准备工作，伺机以崭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在这段蛰伏期间发生的事情，可能没有质变出现时的那种戏剧性场面，但对知识的进步来说却也不可小视。
其二是，在心理学冬眠的晚期，基督教学者们精选并修正了希腊的心理学学说，并在神学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有关人的本质的非科学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在大众思想中一直流传至今。审察这些假设是如何及何时得到发展的，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的一些争论，如意识是否存在于与身体分开的精神当中（如体外或死而复生的经验等），或它是否就是发生在活着的大脑中的一些物理和化学事件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