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波特是印第安纳州一个乡村医生的孩子，而且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其父所在的家族世代居住在英格兰，母亲则是德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后裔。奥尔波特的幼年生活，如他多年后所回忆的那样，“只有朴素的、新教式的诚实和勤奋”。在他生活的那个地区，没有医疗设施可言，奥尔波特家里总是住着许多病人和护士，奥尔波特自小就开始分担家中的工作，如照应门诊室，洗瓶子，照顾病人等。他承继了父亲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经常引用父亲的座右铭：“如果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工作，只取家中所需的最低经济回报，那么，就会有足够的财富随心所欲地支配。”
在哈佛，奥尔波特除了进行自己的研究之外，还抽出时间从事许多社会服务的志愿性工作，从而使其满足了帮助困难者的深层需要，就像他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使我产生一种胜任感（以纠正普遍意义上的自卑感）”。他的两大兴趣，即心理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最终融为一体，因为他确信，“若想有效地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人们必须对他人的人格进行充分的理解。”
对于奥尔波特来说，性格研究总是常识意义上的事情。他的兴趣只在有意识部分，也即易于进入的部分，而不是无意识那难以确定的深层。他经常谈到与弗洛伊德的惟一见面，因为这次会晤对他影响深远。当时，他是一个22岁的小伙子，在访问维也纳时给弗洛伊德写信说他本人就在城里，很想见一见他。弗洛伊德慷慨地接待了他，但只是一声不响地坐那里，等他先开口说话。奥尔波特试图打开话匣子，于是说，在来弗洛伊德办公室的路上，他听到一个4岁的小孩告诉母亲说，他想躲避脏东西，从而可以看出他对脏物具有一种真正的恐惧。奥尔波特描述说，那位母亲穿戴整齐，衣领浆过，气势不凡。他认为，显而易见，这种对脏物的恐惧心理与母亲大有关联。然而，如他所回忆的：“弗洛伊德用他那双仁慈的、治病救人的眼神看着我说，那个男孩子是你本人吗？…奥尔波特目瞪口呆，只好转换话题。这次经验，他后来回忆说，“告诉我，深层心理学研究尽管有种种好处，但易于落入过深的研究圈子里，而心理学家在杀入无意识的世界之前，只要能将动机等解释清楚，也可以获得承认。”
（他对行为主义者也不敢苟同。他认为，行为主义把人描述为纯粹的“反应”机体——只对外部的刺激做出反应——而事实上，人类是“更为积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目标、目的、意图、计划和道德价值观等驱动的。）
在研究生阶段，奥尔波特即开始自行设计纸笔人格测验。他和哥哥，心理学家弗诺矣德，创造了一种远比伯恩鲁特法等早期测试法更为客观的测试法。为了测量他们提出的“支配一顺从”，他们不会直接问受试者是如何支配或顺从的，而是会问其在涉及到该维度的具体情境下作何反应。这里有个例子：
有人在排队时企图插到你的前面。你已经等了好一阵子，不能再等了。假设这位插队者与你同一个性别，你常会：
——规劝这位插队者；
——对插队者“怒目而视”或与旁边的人用清晰可闻的声音议论这位插队者；
——决定不再等待，径直走开；
——什么也不干。
对一批志愿受试者进行测试后，奥尔波特得出结论说，对任何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情境做出支配或顺从反应的人，他们在其他类似情境里多半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大多数人，”他写道，“在从支配到顺从的连续统一体中，都倾向于占据一个给定的位置。”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确立了特质的真实存在，也即在类似情境中会做出类似反应。一切如奥尔波特后来所言：
如果可证明一神行动通常与男一种行动关联，那就证明两神行动之下有种东西，即某种特质……也即是，某种神经心理学上的结构。它具有将许多刺激变成在功能上相等的能力，还可启动并指导相同（意义上一致）形式的适应和表达行为。
既如此，为何接受哈特肖恩和梅测试的孩子们会有前后不一的表现呢？奥尔波特从格式塔理论中找到了答案。每个人的特质都以层次的方式集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独特的结构：在顶层是其主要品质或关键特质；再下面是中心特质，也即其生活中的日常聚焦点（奥尔波特称之为我们在写推荐信时有可能提到的品质），最下层是一大批次要特质，所有次要特质均由少数特别刺激引起。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在具体方式上有可能不一致，但其在较大的层面上仍保持一致——奥尔波特更喜欢称其为“协调”。
例如，他认为，如果你观察某人先是慢行，后又见其匆匆忙忙地拿着一本书回到图书馆，你可能判断他前后不一致，因为在一种情境之下他轻松自在，而在另一种情境之下他又急步如飞。然而，这些只是次要级别的特质行为。另一个更重要的特质是弹性。如果你请他在黑板上写较大的字，又在纸上写较小的字，他也这么做了，你可以判断他富有弹性——他也的确如此，如在走路时一样。他在两种活动中的行为均显示出弹性，因而也是协调的，尽管不一定前后完全一致。
奥尔波特也用此观点回答了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常常会表现出互不兼容的特质，或在不同情境之下表现得前后不一致？转瞬即逝的情绪或“状态”经常构成似乎不连贯的东西，紧急的情境有可能在人的心中产生暂时的焦虑，即使他平素静若死水。
奥尔波特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人格理论，但始终认为，特质是性格中最基本且相对稳定的单位。他的特质研究在其所处的时代为他赢得了声名，今天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心理学家认为，人格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特质研究的同义词。如果他知道这一点，肯定会非常高兴。
§§§第三节人格的测量
特质既不是可见物体，也不是具体动作，而是个人的某些特质，因而，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测量它们。
首先，他们要清楚自己所测量的究竟是什么。早期的性格研究者选择一大批直觉上非常明显的特质，比如内向、支配和自足。但不久，他们就放开眼界，将许多其他东西拿进来一并加以考虑，从而导致整个领域因数量庞杂而变成一团乱麻。
因为这里有着太多的可能。勤奋工作的奥尔波特和一位同事曾数过字典中专指不同人类行为或品质的词条，总数竟达1．8万之多。并非所有的词条都指特质。有些是观察者对他人的反应，而不是那个人的特质（“令人敬佩”、“讨厌”等），有些只指一时的状态，而不是长期的特质（“局促不安”、“魂飞胆丧”等），有些只是比喻（“活龙活现”、“多产的”等）。尽管如此，还有4000～5000个词条是专指特质的。
有几百个词条已通过各种方法进行过探索，这些方法从主观印象到实验室实验，从心理分析到行为数据。主要的方法如下所示：
个人材料和史料：在信件、回忆录、自传、日记等东西里，存在着大量关于受试者性格的信息，当然也有错误信息，因为写给他人阅读的自我描述，表现出的肯定是经过伪装的自我，而非赤裸的真实（佩皮斯的日记里含有大量放荡淫秽的段落和无耻的想法，但它是写给他自己看的，里面满是代码）。一些著名的人格分析都是以个人材料为基础写出来的，但其口味和理论却在每一代都有所不同，同样的信息源可能产生出大为不同的作者形象。基于这些材料之上的性格分析有时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但鲜有符合科学的。
面谈：也许是最常用的人格评估方法，但也是效率最低的一种。就业面试的官员、大学入学考试的主管和心理分析学家等，都可通过与受试者谈话得出有关他的信息，但其他人未必就能。研究证明，即使有经验的面试者，对同一个人也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价。另外，面试虽可得出某些描述和解释，但并不能得出量化的特质测量结果。这种面试比较适合辨别一个人是否有明显的精神或情感障碍。对于正常人来说，它的最大用处是作为某人的个人资料、态度、回顾等其他细节的辅助信息，而这些信息有助于理解以其他方法收集的关于他的更客观数据。
由观察者评定：研究者经常请某人的朋友或熟人来评定他或她的若干具体特质。为求得准确，研究者会让受试者在某种特质的尺度表上定一个级别。该尺度表从0～5，或0～10不等——基本上是托马西乌斯（Thomasius）早在1692年就已提到的方法。但该方法仍有许多问题：受试者各有自己的风格（有的避免极端，另有的却喜欢走极端）；受试者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个问题作不同回答；评定还受到“光环效应”的影响（在某种特质上等级评定较高的受试者，在其他特质上也倾向于高级别）。
那么，总的说来，大家认为，评定的办法既不可靠，也非有效（所谓可靠，即每次测试均得出相同结果；所谓有效，即所测出的正好就是要测试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办法却是有效且可靠的。著名特质心理学研究者雷蒙德·卡特尔就以此方法进行研究。他大多采用定级者在多种情况下对受试者长期（可能的话，以一年为限）观察所得出的数据，且要求定级者只就一种特质进行定级，以避免光环效应。这个前提大大地改善了可靠性和有效性，但又使整个方法极为昂贵，也极费时间，且只能在人口相对固定、彼此能常见面的场所里进行。
问卷：目前最通用的人格评估工具。如我们所见，这种方法很快扩展到超越简单自我评估的范围，从而成为准客观的技巧，比如，提供现实生活情形，征询受试者在这些情境中最可能的行为方式。其他的早期测试只是关注受试者的态度和感觉，而不关注可能的行为。与“个人资料清单”中的问题相比，一般问卷的措辞更难以让被试美化自我形象。大多数问卷要求在“是／不是”或“正确／错误”中做出选择，但也有部分问题要求“不知道”之类中间答案。
心理学家斯塔克·哈塞维（Starke：Hathaway）和精神病学家J·c·麦金雷（J．c．McKinley）均为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两人于30年代合作设计出著名的“明尼苏达多向人格调查表”（M：MPI），即有中间答案，该问卷共有．550个陈述，如：
大部分时间我是快乐的。
我喜欢社交性的聚会，是想与人相处。
显然，我缺乏自信心。
我认为自己口殚不好。
受试者针对每个问题回答“是”、“不是”或“？”（不肯定）。这些问题归入十个分量表，可测定疑病、抑郁、歇斯底里、精神病态、失常、男子气和女子气、偏执、神经衰弱、精神分裂症、轻躁狂和社交内向等。这些名字给人一种印象，即MMPI主要关心的是精神疾病，也的确能测量出精神疾病。但它同样也能检测出正常的人格，比如，那些对“大部分时间里我是快乐的”和这个分量表里的大部分其他问题均回答“不是”的人，可被称为精明、心存戒备和处心积虑者。那些对“我喜欢社交性的聚会，是为与人相处”和相关问题回答“是”的人，可被定为善于社交、活泼和有雄心者，而那些回答“不是”的人则有谦逊、害羞和自我躲闪的倾向。
这些解释不是以直觉或常识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经验的证据之上。在设计MMPI时，哈塞维和麦金雷将一大批问题拿到精神病院或有精神病人的地方测试，再用同样的问题向来访的正常人征询，然后将可以区分两类人群的问题保留下来用作问卷。比如，针对抑郁的问题由受压抑者和不受压抑者进行回答，他们的答案也往往不同。
尽管MMPI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是使用得最广泛的人格问卷，但它也有自己的局限和错误。比如，问卷非常冗长。再比如，许多受试者认为，其中的许多题目过于直露，如果如实回答，就给人以不安的感觉（如“坏字眼儿，通常是可怕的字眼儿，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且挥之不去”、“我受到同一性别者的强烈吸引”等）。另外，其他项目明显是针对病理的，正常人在受试时会显得可笑或觉得受到了侮辱。前一阵子，幽默专家阿特·巴克沃尔德嘲笑MMPI问卷，认为它应该再加上一些问题，如：
领带过宽是有病的征兆。
我年轻时，常喜欢嘲弄蔬菜。
我的皮鞋光亮剂使用得太多。
1949年，一组人格心理学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款项，计划在贝克莱的加州大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机构——人格评估与研究所。它的原初宗旨——其目标后来大大扩展——是研究出一个更好的人格评估方法。在过去的40年中，它的确进行了数量庞大的研究并设计了新的心理测验。其中最知名、使用得最广泛且至今昌盛不衰的就是加利福尼亚心理调查表（CPI）。这个问卷完成于该组织成立后的头两年。
CPI是该所研究员贝克莱教授哈里森·高夫（Harrison C，o~gh）博士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一直致力于开发出一套适合正常人的材料以改善MMPI。他共收集1000个问题作为原始材料，其中部分来自MMPI，其余的由他和同事们共同编写而成。在助手和同事的帮助下，他开始对这些项目进行测试，受试者起初是80名研究生，接着是医学院的80名高年级学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共有逾1．3万来自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男女接受了该项测试。为评估出这些项目的有效性，或评估这些问题所引出的答案的有效性，高夫和他的同事们让部分受试者的朋友们对该被试进行等级评定，然后将结果与受试者自己的答案进行对比，再剔除一些不可信的题目。
最后的CPI定稿包括480个项目（1987年版中有462个），比如：
人们常常对我期望过多。
我要坐下来放松一下也非常难。
我喜欢聚会，喜欢社交活动。
受试者根据每句话回答“是”或“不是”，这些答案可得出支配性、自我接受、自我控制、移情等15个性格特质的分数（CPI的最新版本里有28个分量表，可检测支配性、保持身份的能力、待人接物的能力、社交表现力、自我接受力、独立性、移情、责任心、社会责任感、自我控制、好印象、社区精神、安宁、耐心、由服从而取得成就、由独立而取得成就、智力效率、心理学上的清醒意识、灵活程度、超脱程度、是否喜欢常规、具体化、管理潜力、工作倾向、焦虑程度和三种检测男子气和女子气的指标）。从各个方面来说，不管是销售、其他语种的翻译（28种语言，包括克罗迪亚语、印地语和塔加拉族语）还是心理学和培训机构的头面人物对它的评论，该测试方法都名列前茅。在今天的所有仍在使用中的人格测验中，它依然排在前10名——也许是前3名——的位置，尽管它问世已达4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