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海默还阅读人类学就原始部族的数字思维所做出的报告，并于1912年就此问题写下一篇论文。他得知，一些讲南海语言的人使用不同的方法计算水果、钱、动物和人数，每种方法都代表着适合于该项目的格式塔。他还发现，凡缺少我们抽象的编组和计数方法的民族，往往使用自然的编组法作为数字思维方式。一个原始人在搭建棚屋时可能不去计算所需的支柱数，但他根本不需计数就可能知道整个棚屋的框架将呈现什么样子，并据此推断出所需要的支柱数量。（韦德海默只写下少数几个他所采用的实验，但大部分例子都被记载在科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中。）
这些资料，外加他在法兰克福所做的实验，使韦德海默于1913年在一系列讲座中勾画出一种全新的心理学轮廓，其中心论点是，我们的心理操作主要由格式塔而不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感觉和印象构成的，后者是冯特心理学的门徒及联想主义者所坚持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格式塔，并不是相关联想物的简单累积，而是某种整体架构，且该架构并不等同于而是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知识的获取经常是在“定中心”或定结构的过程中得来的，因而只将事物看做一个有序的整体。
尽管韦德海默认为格式塔理论是整个心理学的基础，但他的大部分研究，且包括早年所有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的半数研究，都是在应付感知问题。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三位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学家发现出一系列的感知原理，或被称作“格式塔定律”。韦德海默总结了自己和他人的一些观点，在1923年他所发表的为数有限的几篇论文中对若干主要定律一一命名，并进行了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韦德海默与同事和学生们一道，又发现出其他一些定律。（最终，定下名字的定律多达114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下列几条：
接近律：在观察一系列类似物体时，我们倾向于以彼此距离较近的组或集对它们进行感知。韦德海默的简单演示如下：
··············
abcdefghijklmn]图2：接近律：简单例子
他发现，给人们看一排黑点时，他们会自发地以彼此距离最近的黑点结对来看（ab／cd／……），但在实际上，完全也可看做一对分隔较远的黑点和分隔较近的黑点（a／bc／de／……），然而，没有人以这种方式去看，且大多数人无法使自己这样来看。还有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
········
········
········
图3：接近律：极端例子
在这里，我们看见由三个距离较近的黑点构成的一些线条，以竖直方向向右上倾斜。人们一般不会以另一种结构来看它，或就算以其他结构去看，也非常吃力——即由三个彼此分隔较远的黑点构成的线条，以竖直方向向左上倾斜。
相似律：当相似和不相似的物体放在一起时，我们总将相似的物体看做一组：
o o··o o··o o··o o··o o
图4：相似律：简单例子
相似因素在实际上可以克服就近因素。在下面的左图框里，我们倾向于看见四组距离较近的物体；在右边的图框里，我们倾向于看见两组分布在各处但相似的物体。
方向的连续律：在许多模式中，我们倾向于看见一些有内在连续性或方向性的线条，我们可据此在令人迷惑的背景中找出有意义的形状来，如平常所玩的“藏图”游戏。这样的线条或形状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格式塔”——内部具有连贯性或需求。例如，在下面这个例子中：
在合并的图中，几乎不可能再看出原来的图形，因为连续的波纹线已控制整个图形。
求简律（Pragnanz）：相关的英文词是“怀孕（pregnancy）”，但该词并不能传达韦德海默的意思，因为他所要表达的是“看见最简单形状的倾向”。正如自然法则使肥皂泡采取最简单的可能形状一样，思维也倾向于在复杂的模式中看见最简单的格式塔。
可解释为一个被直角切去右边的椭圆相接于一个被弧形切除一角的长方形。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看到的要简单得多，即一整个椭圆和一整个长方形互相重叠，仅此而已。
闭合律：这是求简律的一个特别并重要的特例。我们在看一个熟悉或连贯性的模式时，如果某个部分缺失了，我们则会把它加上去，并以最简单和最优秀的格式塔对它进行感知。比如，在下图中，我们总是倾向于把它看做一颗五星，而
20世纪2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注意到，侍者能非常容易地记住尚未付款的客户的账单细节，然而，一旦付过之后，他就会立马将其忘记。这使他想到，这是记忆和动机领域的一个闭合案例。只要交易没有完成，它就没有闭合，因而可以引起张力，保持记忆。一旦闭合完成，张力即消除，记忆也就消失了。
卢因的学生，一位名叫布鲁玛·塞加尼克（Bluma Zeigarnik）的俄国心理学家，用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证实了老师的推想。她给被试分配一些简单任务——做泥人，解决算术问题等一连串工作——让他们完成某些任务，然后以某种借口打断他们，不使其完成另外一些任务。几个小时以后，她要求他们回忆所做的工作，结果发现，他们能清楚地记忆尚未完成的任务，而已经完成的任务，他们的记忆效果要低一倍左右。这个试验确立了卢因的推测，同时，也使塞加尼克小有名气。即使在今天，在提到动机问题时，心理学家们仍然不会忘记“塞加尼克效应”。
图形一背景感知：注意某物时，我们一般不注意或很少注意它的背景。我们看的是一张脸，而不是脸后面的房间或风景。1915年，古丁根大学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Edgar Rubin）深入探讨了“图形一背景”现象，即大脑将注意力集中于有意义的图案而忽略其他资料的能力。他使用许多测试图案，其中的一个，即所谓的鲁宾瓶，几乎人人皆知：
如果看到瓶子，你就看不到背景。如果看到背景——两个人脸的剪影——你就看不见瓶子。同时，你可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所看的种类；在这里，意愿明显存在，不管新心理学家和行为主义学家如何认为。
大小恒常性：一个已知尺寸的物体，拿到远处去的话，会给视网膜留下较小的图像，但我们感知到的却是它的真实大小。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联想主义者认为，我们是从经验中得来的，远处的物体看起来要小一些，暗一些，因为我们把这些线索与距离联想在一起了。格式塔学者却发现这个解释过于简单，与新的证据也相冲突。对雏鸡加以训练，使它们只啄大颗饲料。在该习惯完全形成之后，把较大颗的饲料放在远处，使其看起来要小于近处的较小颗粒。小鸡仍毫不犹豫地直奔远处的大颗饲料。对11个月大的女婴进行训练（通过奖励办法），使她在两个并列的盒子中选择较大的盒子。在较大的盒子被移至足够远的地方，使其在视网膜上的图像大小只有较小盒子的面积的十五分之一，可婴儿还是选择远处的那只大盒子。
我们感到，远处的物体与它们在近处同样大小，因为大脑用相互关系——如邻近的已知物体或透视的特性——的办法组织了这些资料。图12中的两图摘自最近的感知教科书，可对此进行说明。
在左图中，远处的人与他身边物体及与走道的相互关系可使我们将他视作与近处的人一样大小。然而，在视网膜上，远处那个人的图像却要小许多，如右图所示。
§§§第四节够不到的香蕉及其他问题
萨尔蚜是生活在猩猩研究中心的一只雄性猩猩。它整个上午什么也没有吃，已经饿极了。饲养员领着它来到一个房间，天花板上吊者一串香蕉，但它够不到。萨尔顿朝着香蕉又蹿又跳，可仍然够不着。接着，它开始在屋子里打转，发出不满的吼声。在离香蕉不远的地下，它发现一根皲短的木棍和一口很大的术箱。它拿起棍子，试图打下香蕉来，可依旧够不着。有一阵子，它来回跳个不停，极为愤怒，突然，它直奔箱子，把它拖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轻轻一跳就拿到了奖品。
几天之后：情形是一样的，R有一点，那就是香蕉挂得更高，而且不再有棍子。所不同的是，屋内有两只箱子，一只比另一只稍大一些。萨尔顿明白该做什么，或自认为明白该做什么。它把大箱子搬到香煮底下，爬上去，蹲下来，似乎要跳起来。但它看看上面，并没有跳，因为香煮离得太高了。它跳下来，抓住小箱子，拖住它满屋子乱转，同时愤怒地吼叫者，踢打着墙壁，显然，它抓住第二只箱子，并没有想到要将其叠放在第一口箱子面上，只是拿它出气。
然而，它猛然停止叫贼，将较小的箱子直拖到另一只箱子一边，稍一用气，就将其堆放在大箱子之上，然后爬箱子，解决了香蕉难题。一直站在一边进行观察的沃尔夫甘·克勒将这一切尽数记载下来，并表示了由衷的高兴。
在1914年至1920年间，克勒做出一系列的实验对猩猩的智力进行研究。他对猩猩的实验几乎与巴甫洛夫对狗的实验和华生对小艾尔伯特的实验同样著名。克勒的发现不仅在于其自身的价值，而且在于它们直接引导出格式塔心理学家对人类问题解决的类似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发现。
问题解决的思维本质，在过去24个世纪里一直吸引着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兴趣，但在德国，这一课题却早已过时。就跟所有的高级心理过程一样，它已处在由生理心理学家和冯特学派所规定的科学心理学的疆界之外。在美国，尽管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对问题解决已有论述，但桑代克用猫进行的谜箱实验却已引导许多心理学家得出这样的结果，即问题解决不过是试误法的产物，并不是有意识的计划。对于人类，情况也是如此。
受到斯宾诺莎长年熏陶并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韦德海默，却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相信具有思想的意识的力量。他还对伽利略及其他伟大的发现者印象深刻，坚信他们的突破来自于突然的恍然大悟，这种顿悟可能导致其对该难题产生出全新的看法。
为说明这样的感知力如何能产生出解题方法，韦德海默举出著名数学家卡尔·高斯（Karl Gause）的一个轶事。故事说，当高斯6岁时，其老师问班上同学，谁能最先算出1+2+3+4+5+6+7+8+9+10的总和。小高斯在几秒钟就举起手来。“你怎样这么快算出来的呢？”老师问。高斯说：“如果我按1加2加3这样算下去当然浪费时间，但是，1加10等于11，2加9等于11，3加8等于ll，等等，因而共有5个11。答案是55。”他从中看出的是一个结构，因而很快就得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韦德海默觉得推理和问题解决饶有趣味，并于晚年写出一本《创造思维》（1945年），站在格式塔心理学的立场上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总体讨论。但就这一问题进行大量实验工作的，却是由克勒领头的其他格式塔学者。
克勒在与韦德海默进行完运动错觉实验之后，又在法兰克福一住3年，于26岁时，受命为普鲁士科学院设在特里莱夫的猩猩研究站站长。特里莱夫是远离西北非海岸的西班牙属地孔拉里岛的一部分。克勒于1913年整装出海，万没想到的是，此后发生的世界大战和德国战后的混乱竟将他困在岛上长达6年之久。
但他也将这段时间运用得恰到好处。他曾被韦德海默的思想所深深打动，后来回忆说：“我的感觉是，他的工作可能会使当时算不得什么的心理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使其成为对人类的基本议题最为活泼的研究科目。”在特里莱夫岛的那些日子里，这些思想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尽管他对灵长类的研究未能正式地用格式塔心理学术语加以描述，但却极有力地证实出格式塔理论极其适合问题解决。他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旷日持久地反复变换，多年来不断重复着这类试验。他的行为使一些英国情报人员认为他是德国间谍，因为没有哪位科学家肯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来研究猩猩如何拿取够不着的香蕉。
（罗纳尔德·雷是阿尔巴尼纽约州I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花费近15年时间以取证调查克勒是否一名德国间谍。他从年迈的特里莱夫岛的居民中收集到了大量的闲言碎语和谣言，但在德国和该岛上，他未能找到任何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雷认为，克勒极有可能是个间谍，但其他学者对此心存疑感。）
克勒设立了许多不同的难题让猩猩解决。最简单的是绕道问题，猩猩得通过转弯抹角的路径以获取香蕉，这对猩猩不成问题。复杂一些的是使用“工具”。即猩猩得使用工具才能获取挂在高处的香蕉。如棍子，猩猩可用它打下香蕉。再如梯子，它们可将它靠在墙上（它们似乎永远想不出如何将梯子稳固地架好，只是将其竖着靠在墙边），再比如一些箱子。
有的猩猩需要较长时间才可看出箱子是用以获取香蕉的，但它们从未很好地使用过箱子。有的猩猩总是做些徒劳无益的事情，如随意地码箱子，而不是码在香蕉的下面，或码的水平过差，待它爬上去时，箱子往往翻倒在地。另一些猩猩显然要聪明一些，做得也很出色。它们学会以更安全的方式码放箱子，即使要码放两只以上的箱子才能取到香蕉。雌猩猩格兰德甚至在需要时可使用4只箱子，虽然在码放它们时颇费周折。
猩猩似乎能时不时地突然在某个节骨眼儿上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克勒解释说，这是猩猩在脑海里对问题情境的重塑。他将这种突然的发现叫做“顿悟（in-sight）”，定义其为“某种相对于整个问题的布局而出现的完美解决方法”。显然，这是与桑代克的猫试误学习法完全不同的方法。
克勒认为，猫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会展示出一定的顿悟，但迷箱却是它们无法用智力加以解决的问题，因为里面包含着它们看不出来的机械因素。然而，他的确肯定，在低等动物身上没有顿悟思维。他搭起一道与墙成直角的篱笆，再加一道拐弯的篱笆与外侧的一端成直角，形成一个L形。他把一只鸡放进L形里，再把饲料放在L的外面，鸡则沿着L形篱笆的内侧来回奔跑，却不知暂时离开饲料，绕过障碍以获取食物。但一只狗却能很快地识别整个情境，知道绕过障碍即可轻取食物。再将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婴放在L里面，并在篱笆对面放一个她最喜欢的玩具小人，她在开始时会透过篱笆取玩具，够不到时即乐呵呵地摇晃着身子绕过障碍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