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体内存在着一种物质，它在我们醒时能够看见、感觉和思考，熟睡时又暂时消失（如果做梦，它似乎可以离开身体，跑到其他地方），而在死去的瞬间，它便会永久消失。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它是否等同于灵魂，或是灵魂的其中一个部分？或者，它是否为其他某种不属于物质的东西？
——在任一种情况下，不是物质的存在——甚至不是气体，不是影子——对其所依存的物质的肉体又能产生什么影响呢？它如何才能感觉到肉体的感觉呢？
——肉体死去后，它能独存吗？——如果能够，它存在于何处？而且，由于死后不再与感觉器官和神经产生任何连接，它又怎能感知其所寄住的处所呢？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哲学家、神学家和原始心理学家们长久以来就意识、精神状态和思维过程等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总是引发出更多的困惑。
这些问题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尽管大部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直厌恶它。这就是，意识是一个错觉；我们的体内根本不存在某种有形的自我；我们的精神经验，包括意识，对自我存在的感觉和思维，都只是一些生理事件，它们发生在神经系统之内，是神经系统对刺激的生理反应。
在过去的若干世纪里，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曾以模糊和不能令人信服的用词提到过这一点。随着物理和生理科学的发展，这个假说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有道理。到19世纪后半叶，亥姆霍兹和其他生理学家已把一些简单的感觉与感觉神经里的电子化学现象相联系，冯特的门徒也开始从感觉和感知的基本构成中建构一套完整的心理学体系。
到19世纪末，对“心灵主义”（认为意识是单独存在物）的反动已得到另一种支持——动物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源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认为，人类和其他物种存在着内在关联。起初，一些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假定出动物具有虽简单但与我们类似的思维过程；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生物学家乔治·罗曼（George Romance）通过“类比内省法”对动物心理学进行了探讨；他假定说，在任何一种给定情境中，如果自己是动物，应该怎么做。但在1894年，动物学家西·劳埃德·摩根——就是将两种毛虫喂给小鸡吃并用两种颜色的玉米调戏小鸡的研究者——利用奥克汉姆（Ockham，14世纪法国人，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即为最好的解释）的观点对这一方法进行了剖析：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能用较低心理等级的表演结果对一个行为进行解释，我们就不用将其解释为更高心理能力的作用结果。
摩根（Morgan）认为，即使宠狗玩的一些复杂游戏，也可用反射和简单联想学习等术语进行解释，因而没有必要假定动物中存在着某种更高级的心理功能。
出生在德国的生物学家雅克·罗艾（Jacques Loeb）走得更远。他于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教书时，就已通过非常广泛的证据证明，许多动物行为是由“向性（tropisms）”构成的，他用这个词以描述蠕虫、昆虫及更高级动物因刺激而产生的非自主反应。按照他的观点，许多或大部分动物行为是由这样的向性构成的，动物只不过是由刺激驱动的自动机。
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如果人类与动物有涉，如果动物行为可不用心灵主义概念进行解释，那么，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或许整个人类行为——也将如此，对意识的本质和行为方式等无法追踪的问题的回答也可能变得异常简单：意识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可忽略不计，因为它既无法观察，又与解释行为毫无瓜葛。
心理学真正的主题是行为——明显可见、不可缺少的动作——而不是记忆、推理、意志和其他无法看到的、由心灵主义心理学家想像出来的过程。成为完全客观和严密科学的心理学的真正对象的，不是就不可观察的功能进行的猜想和假设，而是一系列从可观察现象中得出的规律，比如猫从笼子中逃出等。这是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早期许多心理学家们所思考的问题，而在此时，“行为主义”一词还远未造出，其学说的信条更未成形。
§§§第二节行为主义法则的两大发现者：桑代克和巴甫洛夫
上述动物实验列举了两种不同的行为主义原理：自然学习原理（小鸡因为甜玉米粒的奖赏而产生了与特定颜色玉米粒的联想，猫因为逃离和获得食物而产生了踩踏板的联想）和条件反射原理（狗在听到节拍器的声音时产生唾液，是与人为形成的唾液反射相联系的刺激结果）。这些原理是由两位有着不同背景、不同教养和不同性格的人发现的，一位是聪明绝顶、专心致志的心理学家，另一位是生理学家，平生瞧不起心理学，甚至怀疑它是否可以被称为一门科学。
第一位叫爱德华·李·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1949）。他是一位心理学家，但其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一些史学家把他归入功能主义者，另一些则把他归为行为主义者，而他本人则认为自己哪一类也不是。终其一生，他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从事心理学研究（只外出一年），共写有50部书，450篇论文，主要讨论教育心理学、学习理论、测试和测量、工业心理学、语言获取和社会心理学等。他还编辑出不同凡俗的材料，如学生常规阅读2000词汇教师手册，学生希望生活其中的美国城市排名手册及一本极受欢迎的字典。然而，我们对桑代克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他在研究生时期所做的工作之上，那时，他颇有行为主义者的势头，只不过后来走入他途而已。
桑代克出生于马萨诸塞，是循道宗牧师的儿子。孩子时代，他貌相一般，孤独，害羞，只有在学习中才能找到乐趣。他的天赋极高，中学时代一直名列第一或第二名，1895年从卫斯理大学毕业时，获得该校50年来最高的平均成绩。他觉得大学的基础心理学课程非常无聊，但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教程则很有趣。他考入哈佛大学研究生，计划学习英语、哲学和心理学，但在听过詹姆斯的两次讲座之后，则完全陷在最后一门课程里了。
尽管对詹姆斯非常尊敬，但他选取的研究方向却最没有詹姆斯特色：鸡的本能及智力行为。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说，当初的动机只是“为满足获取学分和学位的需要……显然对动物没有特别兴趣”。也许吧，但确凿无疑的是，作为一个腼腆的人（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可能觉得与动物交往比与人交往更容易一些。詹姆斯同意了他的选题，于是，桑代克买下一群小鸡，因实验室太小，他就把鸡关在自己的屋子里，直到愤怒的房东勒令他把小鸡弄走为止。他把麻烦告诉詹姆斯，詹姆斯让他将鸡关在自己家中的地下室里，其行为已远远超出了作为教授的责任。
在那里，桑代克用厚厚的书本堆成一个迷宫，其中有三条死路，第四条路却可通往邻近的开口，那里有食物、水和其他鸡。他把一只鸡放入迷宫，它便在死路里转来转去，急得咯咯直叫，直到碰巧找到出口为止。他把这只鸡一次又一次地放回去实验，鸡竟慢慢地学会了很快地找到出口。显而易见的是，这里并没有多少智力行为，一切非常简单。照桑代克的说法是：
鸡在面对孤独和封死的墙时，其反应方式s在类似自然环境中可使其逃脱的行为差不多。其中一些行为可引导它走向成功。因之而来的快乐则使它记住这些动作，同时忘却那些没有导致快感的行为。
这些话里潜埋着行为主义理论的种子。
次年，桑代克追求一位年轻姑娘未果，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远离剑桥为妥。他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完成博士学位，指导教授是詹姆斯·麦克金·卡特尔（Jame8 MeKeen Cattell），当时正致力于人体测验以测量智力。尽管桑代克后来也研究过智力测验，但为完成博士论文，他只得继续研究自己的动物学习。他用水果箱和蔬菜箱做出15个样式不同的迷宫，在大学内一幢旧楼的阁楼里对猫（与几条狗）进行研究，主要观察其逃脱的能力。
他的猫在一些箱子里可通过较简单的行为逃脱，如踩上踏板，按动按钮，或拉一卷绳子等。但在另外一些箱子中，要想逃脱就得进行多重动作，如拉绳子，然后移动一根棍子。在其中一项实验中，只要猫舔一下自己或抓一下自己，桑代克就把门松开。在狂热的驱使下——他决心花5年时间攀上该行业的巅峰——他工作得非常勤奋，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业内权威部门也几乎立即承认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性。1898年1月，纽约科学院邀请他在学术会议上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同年6月，《科学》杂志发表他就自己的研究所写的论文；他的毕业论文不久也成为该年《心理学评论》的专题。同年12月，美国心理学协会邀请他在年度会议上作专题报告。
桑代克的发现虽然简单，其含义却非常重要。首先，猫没有通过推理或洞察力就学会了逃跑；更重要的是，它们经过试误，慢慢地排除了无用的动作，并在合适的动作与欲求的目标之间建立联系。如果要猫观摩另一只有经验的猫如何逃跑，或由桑代克抓其爪子以松开箱子之门，它便什么也学不会。如果逃脱只需要一种反应，所有的猫都能学会，但当逃脱需要两种反应时，半数以上的猫则怎么也学不会了。
根据这些情况，桑代克形成了自己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理论，并由两大认知定律表达出来：
第一是效果律（Iaw of Effect）。迷箱是刺激物，可激发一系列反应；大部分效果都是“无快感反应”（无法逃出或取到食物），只有一个是“快感反应”，可使它逃脱并得到食物。无快感反应和快感反应可有选择地“印入”（桑代克后来的说法是“强化”）某些刺激反应联系，减弱或消除其他联系。因而，任何动作的效果都可决定其是否能够成为对一个给定刺激的反应。
第二是练习律（Law of Exercise）。如果其他方面是相等的，则“一个反应会根据其与当时的情景相联系的次数及该联系的强度和历经的时间长度，与一个刺激产生更为强烈的联系”。
桑代克的专论立即影响了心理学的思想。它赋予旧的联想主义哲学概念以全新的以研究为基础的意义；它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西·劳埃德·摩根的著名论断，即行为若可用较低的功能进行解释的话，就没有必要假定它的高级功能。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他所创立的动物实验方法遂成大多数学习研究的模式。
后来的研究者（包括桑代克本人）对效果律进行过修订，并极大地完善了练习律。两条定律于是成为动物及人类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基础。人类的行为虽然远比猫的行为复杂，但行为主义者认为，两者可用相同的原理进行解释；桑代克认为，差别仅在于，“人类大脑里‘细胞结构的数量、精度和复杂性’构成了它所产生的联想的‘数量、精度和复杂性’”。他甚至认为，人类文化发展缓慢的原因是，跟动物一样，人类是通过试误法进行认知的，成功只是碰巧。
伊凡。巴甫洛夫（Ivan Pavlov，1849—1936）则属于另一类科学家。他首先是个实验生理学家，其职业生涯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对消化进行研究。正是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他才注意到狗的垂涎这一奇怪现象。在其职业生涯的后半部分，他将精力集中于对“条件反射”的研究。自始至终，他一直认为条件作用是一种生理现象，而非一种心理过程，尽管条件作用的规则已经成为行为主义不可缺少的规则，就像学习和效果律一样。但是他对心理学的偏见如此之大，竟然威胁要开枪击毙胆敢在其实验室里使用心理学术语的人。他在弥留之际仍在声称，自己并不是心理学家，而是一位研究大脑反射的生理学家。
巴甫洛夫出生在俄国中部的一个农庄里，父亲是当地的东正教牧师，母亲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巴甫洛夫本打算也承袭家庭传统。没过多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法令，使家庭贫穷但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巴甫洛夫两个条件全都符合，于是得以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在中学阶段，巴甫洛夫开始接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俄国生理学家伊凡·塞基洛夫（lvan sechenon）的《大脑反射》（Reflexes of the Brain），在他的人生里经历了一段类似转教的过程。最后，他放弃当牧师的计划，辍学来到圣彼德堡大学（同样也因为沙皇的慷慨），专攻自然科学。塞基洛夫当时正是这里的生理学教授。
1875年，巴甫洛夫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继续研究医学，但其目标是从事研究，而不是实践，而且，他得靠当助手的微薄薪水养活自己，1881年之后，还得养活妻子。当时，在俄国，年轻科学家的机会远少于在西方国家，因而，尽管巴甫洛夫拥有出众的才能，在生理学研究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其一生的许多个年头里，他的全家一直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
然而，他过于执著于自己的工作，因而根本无暇顾及日常生存的窘迫。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知识分子的象征。订婚之后，他没有花钱为情人买一件奢侈品，只为她买过一样实用的东西，那是一双鞋，是她在出远门后准备换用的。然而，未婚妻在到达目的并打开行李时，发现里面只有一只鞋。她写信诘问，他的回答是：“别找了。我将其视作一件可以记起你的信物而放在桌子上了。”结婚以后，他们几乎就生活在贫困之中。他经常忘记领月薪，总是妻子提醒方才拿回来。一年冬天，他因无钱买燃料而使一群他养在家中以研究蜕变现象的蝴蝶死于寒冷。妻子因为他们的贫穷而发了几句牢骚，巴甫洛夫听到后恼怒地说：“滚开一点，我正心烦着呢。蝴蝶死光光了，你却在这里抱怨那些愚不可及的小事。”
但在实验室里，巴甫洛夫却非常实际，几乎是个完美主义者，做事有条有理。他希望自己的助手全都按照他的标准做事，稍不到位，便要遭到惩罚或开除，且不问原因如何。在大革命期间（在许多年里他一直对其不抱同情态度，但最终还是成为该制度的支持者），其中一名雇员迟到了。巴甫洛夫对其严加责问，迟到者说，街上出现巷战，他差点连命都丢了。巴甫洛夫震怒地回答，这构不成理由，对科学的贡献应该超过其他一切动机。按照常规，巴甫洛夫当即将其解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