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知天赋不高，只能借助勤奋。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唯一可以掌握的，是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尽可能利用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做好自己能做的每一件事，这是我的信条。
—韩济生
韩济生，1928年生，籍贯浙江萧山。1953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医学系。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北京大学神经生物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主任委员，国际疼痛学会教育委员会国际顾问、国际疼痛学会中国分会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针刺镇痛原理研究，在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机理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卫生部甲、乙级奖，国家教委一、二等奖，国家民委一等奖等荣誉称号。
2011年11月19日，中国医学界最高规格个人奖项 —吴阶平医学奖举行颁奖大会。与钟南山院士同台领奖的，是一位神采奕奕而又风度翩翩的长者。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疼痛医学开创者韩济生。
“济生”指引了一生的前进方向
1928年，韩济生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一个开业医生之家，“济生”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韩父是浙江萧山的一名医生，他从传教士那里学了一点医学知识，以行医谋生。给儿子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他将来能够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有更大的本事和出息，普济众生。
年幼的韩济生并不知道这个名字有什么深刻的含义，但从小的耳濡目染使他感到做医生很好。当时的医生都是非常接近病人的，与病人的关系非常密切。韩济生看到，经过父亲治好了的病人常常到家里来看父亲，病人和医生往往成了朋友，医生能够解决病人的痛苦，病痛被解除了的病人都特别高兴，这种情景让他期望着自己将来也要当医生。
1937年，也就是韩济生九岁那年，日本侵略中国，到处狂轰滥炸，萧山许多老百姓被迫逃难，在举家逃难的途中，韩济生的母亲因为胆囊急症得不到及时救治，撒手人寰，这给幼小的韩济生心灵上刻上了一道无法磨平的伤痕。凭什么中国人就要受欺负呢？国耻家仇，铸就了韩济生刚毅的性格，他立志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事情。
1947年，韩济生从杭州高中毕业。父亲原来是希望他学医的，但是家道衰落，要供他上六年的医学院非常困难，他身边许多亲属认为，报考四年制的工科学校早日谋生，是韩济生最佳的选择。可是韩济生最为向往的，还是六年制的上海医学院，尽管他同时报考了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一共三所学校，并且同时被三所学校录取。家里说一个六年、两个四年，你还是上四年吧，时间短好早一点赚钱。韩济生手里攒着三份录取通知，拖而不定。到最后，浙大放弃了，交大新生报到的截止期过了，韩济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这样“赖”，赖到了上医。虽说上医的学制比另外两所大学要长，但他父亲最后也没有说什么。那一年报考上海医学院的考生有三千人，但只招三十名，学校规定，前四名提供奖学金，吃饭不用出钱。韩济生刚好是第四名，获得了奖学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韩济生执意选择了学医之路，回忆当初，韩济生认为，他人生的第一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他常说“学医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这是一次最为关键的转折，从此指引了他一生的前进方向：走济生之路，普济众生。
严谨的校风启迪了做人和做事的原则
韩济生在上医学习的五年期间，上医各位老师认真的态度、敬业的精神，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首先印象深刻的是人体解剖学的齐登科教授，解剖学是医学生最早学习的课程，当时全部都是英文授课，那么多的解剖学专业名词，使韩济生和同学们刚开始有点头晕，但不久都很快适应了。一方面，齐老师了解这些学生，所以讲课比较慢，让你有时间记笔记；另外，他一边讲课，一边在黑板上画图，他两个手同时都能画，将人体内神经、血管、肌肉、骨骼和各个器官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准确地画出来，层次分明，使学生一目了然，而且他的解剖学名词拉丁文发音很标准，所以学生们对那些拗口的名词都背得很熟。
令韩济生印象深刻的徐丰彦教授当时是生理学教研室主任，每次到教室上课，韩济生都要经过他的办公室，看到的是徐教授整天就坐在示波器前面，除了上课，他一天到晚就坐在那里，旁若无人地进行着他的实验研究，是那么专注、认真。药理学的张昌绍教授，他讲的药理学，思路清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总让人意犹未尽，使得枯燥的药理学知识学起来轻松又充满乐趣。
临床各科的教学中，钱悳教授给韩济生的印象最深：“他的脾气很大，要求很高。 ”韩济生记得很清楚，他两次带领学生们去上海郊区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第一次是到驻军部队里做粪便检查，在显微镜下看有没有血吸虫卵，任务比较轻松，有空时还可以骑骑马玩玩。但是第二次任务却很重，要参加对血吸虫病人的治疗，要注射锑剂，锑剂是治疗血吸虫病的特效药，但毒副作用大，钱悳教授一个组一个组地去检查，凡是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没有对病人做好宣传解释，或者对锑剂注射的操作不规范的，都会挨批评。韩济生是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分配在有名的血吸虫重灾区任屯村，好在他们这个组非常兢兢业业，圆满完成任务。
钱悳教授和上医老师们严谨、认真的风气，对工作的严格要求，对病人的负责精神深深地影响着韩济生。拿讲课来说，他从不照本宣科，而是运用精湛的语言艺术、丰富的肢体动作、充分的眼神交流，牢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他还注意在课上留出一定的时间与学生互动。他讲的生理课和神经生物学课，都被教育部评为精品课程。
韩济生坚持一种理念：“批评是培养研究生的主要方法。等到没有什么可批评时，研究生就该毕业了。”曾有一名学生请韩济生给他写出国推荐信，韩济生看了学生起草的信稿，发现这名学生把学习成绩写为前5%，便对他说这并不符合事实啊！学生说有同学还写了前 2%呢。韩济生当即严厉地批评说：“科学就是要实事求是，你连对自己的评价都没有勇气求实，你将来从事的科学研究能让人信服吗？”学生们也习惯了他的批评，甚至希望听到韩老师的批评。
上医给了韩济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件事。一个是英语学习，一个是讨论的风气。
韩济生总是说：“我这点英语，人家说你怎么会的？我就是借着上医的三年—1947、1948、1949年 —打的底子对我帮助很大。”他1947年入学，那个时候上医全部都是英文讲课，他慢慢地适应了这种学习上的转变，对他的帮助很大。以缩写为例，凡看到英文缩写词，韩济生一定要知道这个缩写的来源是什么，这就是上医教出来的。有一次，一个澳大利亚的同事给他们介绍刚刚出现的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中文翻译为聚合酶链式反应，简称 PCR）的原理和技术，澳大利亚的同事介绍时说成了PRC，韩济生笑着说是 PCR，他一愣，说：“是，PCR刚出来，韩老师你怎么知道？”韩济生说，这是他的习惯，在上医就养成了这个习惯。现在他也希望他的学生养成这个习惯。他的学生做文献报告时提到缩写词，他肯定会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1952年毕业以后，接触英文的机会少了，直至 20世纪 60年代中期，韩老师在针庥研究上有所突破，开始接受外宾来访，逼得他不得不重新抓起来，熟悉相关的专业词汇，预先写好要介绍的内容，甚至背出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语言用语不是交流的障碍了。1979年，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在美国波士顿国际麻醉药研究大会上，用英语作了大会报告并回答了提出的问题，他说：“这是我人生经历里很重要的一段。”通过自己的体验，韩济生在北医第一个提出来用英语讲课，还为此编写了英文的生理学，这是当时北医用的第一本英文教科书。他希望趁学生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大潜力的时候，开发他们自身的资源，“你开发他，他就会了，你不开发他，他的智能就发挥不出来。”这样，生理主任用英文讲课了，大家也就慢慢地讲起来了，送出国的研究生回来，也都这样讲，英语氛围越来越浓，业务讨论的时候也可以用英语发言了。
关于讨论的风气，韩老师又谈到了在母校上医的学习。他说，“下课以后，除了开开玩笑，同学们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课堂内容争论专业知识上的一些观点；学校的临床病例讨论会，更是鼓励师生们发表意见。”韩济生是一个喜欢参加争论的人，他说，“是这样的气氛造成了自己这么一个性格。”后来，他出国学术交流，更感受到西方浓厚的学术讨论风气。“在西方学术会议上，如果你只是说YES，人家会看不起你，但如果你能够提出问题，特别是提出有见解的问题，人家会刮目相看。”所以，他第一次出国回来以后，大家都要他作报告，韩济生不假思索地提出一个要求：“做报告可以，但是我做完了你们一定要问问题，如果讲完了鼓鼓掌，以后我就不会再讲了。”韩济生知道，在学术报告会上，国外的提问和国内的鼓掌是两个不同的方式，要真正得到进步，就应该有问有答，否则，做报告的“等于没有讲”。
勤奋刻苦加机遇成就了一番事业
韩济生说：“我自知天赋不高，只能借助勤奋。一个人可以靠小聪明得到一时一事的成功，但要最终取得一定的成绩，只能靠勤奋。 ”“我总在想，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唯一可以掌握的，是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尽可能利用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做好自己能做的每一件事，这是我的信条”。“虽然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是尽自己的努力，这总是自己可以做到的。要用自己争分夺秒的努力，不辜负命运赐予我的良好机遇。”韩老师的“努力”，拿他自己的话说是：“抠自己”。他说，“我这个刻苦还是从小形成的，特别是日本侵略了家乡，日本炸弹一下子丢下来了，我很气愤，要努力学习，立志报国。”此后他的考分在班里都是第一。他说：
“我别的没有什么特点，说刻苦我真的是。”以他主编的《神经科学纲要》来说，汇集了中外 60多位著名神经科学家的论文，十年修订一本，他给我们看了去年刚出的第三版，“这个就是我主编的，是全国最大的一本神经科学的书，这些真是日积月累编出来的”。“我编这本书，每个字都要去核定，这得多少工作量？每天凌晨 4点多钟就起床，晚上 11：30再睡觉，中午休息一个钟头，持之以恒，每年如此，习惯了。别的没什么，要求自己刻苦这一点还是有的”。
上海医学院学习的五年，韩济生坦言，这是他一生当中知识积累最高效的五年。在附属中山医院实习期间，韩济生立志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外科的医护人员和领导也对他说，毕业后就留在这里。本来，他们这一届是 1953年毕业，但是因为国家急需医学人才，让他们提前一年毕业。
毕业前，学校领导对他们说，“你们班素质高，都去教书吧。”确实，那时候医生比较容易找到，但教员比较少。领导还说：“在基础医学中，解剖、生理、药理、病理，你们随便选吧。 ”这样，韩济生做不成外科医生了，但是他“并没有太丧气，只不过是遗憾而已，因为我喜欢外科，外科也要我”。他想，基础医学也是医，大方向没有变。他选择了生理，他相信“生理肯定也有可为之处的”。这是韩济生人生经历中“第二个重要的转折”。从 1952年至 1962年，韩济生一共经历了五次调动： 1952年到大连医学院，1953年到哈尔滨医科大学，1956年到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1961年到北京中医学院，最后于 1962年调到北京医学院。这些调动，并不是韩济生要求的，但是到了哪里他都会努力工作，他说：“服从组织调动和祖国需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韩济生人生的第三个转折，就发生在北京医学院工作期间。
那是 1965年，上海完成了利用针灸刺激穴位进行麻醉的手术，引起了国内外的很大兴趣。首先是西哈努克亲王要求参观，接着越来越多的元首都来了，以致惊动了周总理，那时候，许多外国学者将针刺麻醉视为“东方巫术”，不少国内学者也有质疑。为此，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组织力量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钱信忠部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彭瑞聪亲自挂帅，找生理教研室的教授、副教授谈话，可是大家想到那些年里的冷水疗法、鸡血疗法等这些不靠谱的民间疗法，怕做不出结果，都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务，最后找到了韩济生，希望韩济生担当起这项任务，完成总理的嘱托。当时的韩济生 37岁，是讲师，跟随他的恩师王志均教授，在消化生理学领域已经有所建树。听到了周总理的指示以后，他本认为自己是学西医的，对于针灸没有什么把握，但是他最后仍然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使命：为的就是“大学已经毕业了，应该给国家干点活”这个朴素的念头。为此，韩济生献出了大半个人生。
韩济生记得当时针麻研究属于国家任务，学校和生理教研室给了他许多支持，这样，韩济生率领他的团队，通过不懈的努力，初步揭示了针刺麻醉的奥秘。他发现在人体的一个穴位针刺 30分钟，不仅在穴位附近，在全身都能够产生明显的镇痛作用。将针拔出以后，镇痛作用并不立即消失，而是逐步衰减，半衰期为 16分钟。根据这一现象，韩济生推断：针刺促使人体释放了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很有可能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对家兔、大鼠等动物的实验观察验证了他的这一推断：用不同频率的电脉冲刺激穴位，可以在脑部和脊髓中释放出不同的化学物质，从而产生不同的治疗效果，这证明我国针灸学说的“在同一穴位进行不同方法的针刺可以产生不同的疗效”有着科学的根据。进一步的实验表明，脑脊液中的化学物质就是神经系统中分泌出的中枢神经递质（5-羟色胺等）和神经肽（脑腓肽、内啡肽、强腓肽等），它们和吗啡差不多，有镇痛作用，统称为鸦片肽。韩济生还发现了人体针刺镇痛现象的时空规律，若刺激时间超过两小时可促使脑中产生出胆囊收缩素（CCK）等抗镇痛的抗鸦片肽物质，每个人针刺治疗效果的优劣取决于镇痛和抗镇痛两类物质的多寡和相对平衡。就是这样，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勤奋和刻苦，韩济生初步阐明了针刺镇痛的生理机制和分子机制。这其中的酸甜苦辣、人生百味，他的领导、同事、师生、亲人都看得很清楚。然而，他自己却淡淡地说“全是机遇”。每个人的机遇不同，但是每个人都会碰到机遇，韩老师抓住了机遇，用他的刻苦和勤奋将机遇变成了成就。
1979年是韩济生人生轨迹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宋振玉接到了美国药理学会理事长的邀请，去参加一次“国际麻醉药研究大会”，宋振玉推荐韩济生出席。韩济生第一次走出国门，到波士顿报告了他在针刺麻醉研究中的结果，并用上述大量令人信服的科研资料，赢得了“我主持会议以来听到的声音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掌声”（纽约大学的 Simon教授兴奋地对韩济生说），在此之时，“东方巫术”的说法遭到驳斥，针灸的科学性开始得到承认。更值得一提的是，韩老师回国途中，又在旧金山给华侨针灸医师做了一次报告，“有的听众被感动得都流下了眼泪”。韩济生没有想到，他的第一次出国如此成功：“波士顿的掌声是对中国针灸学研究科学性的肯定，旧金山的眼泪表示他们的工作对于针灸在世界上的推广有很大帮助。”
由此，韩济生坚定了他的毕生事业，沿着“济生之路”，在针灸医学和疼痛医学上为人类作出了杰出贡献。
草根意识开启济生之路
自从接受了研究针麻原理的国家任务以后，韩济生一方面致力于我国传统医学针灸学的科学论证，一方面力求适应国情的需要，在国内外推广应用。前者可以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针灸听证会议的《声明》
作结论，后者则以“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的发明为标志。
1979年的波士顿会议以后，从 1986年开始，韩济生就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的基金资助做针灸研究，一直持续了十二年。1997年，NIH对针刺疗法的科学性和在美国应用的可行性进行广泛听证，韩济生作了精彩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肯定。会议最终发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关于针灸的一致声明》，认为针灸在止痛、止呕吐等方面，确实有明显的疗效和科学的依据。这次会议为针灸正了名，美国卫生部承认针灸可以在临床上应用，保险公司同意为针灸治疗付钱，韩济生功不可没。从此，针灸在全世界得到了推广，显示了中华古代文明和科学技术对世界的贡献。
在此期间，韩济生注意到，针刺镇痛与刺激手法有极大的关系，每个人的手法不会相同，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的针刺手法也不会相同，实际上，针刺效果涉及刺激强度、频率和时间。为了给针麻原理研究提供科学数据，也为了便于针灸的普及应用，他利用 NIH的资助，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级电子工程师刘亦鸣合作，按照实验研究中得出的相关参数，设计制造了“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HANS），通过电极模拟针刺，而且实行个性化，因人而异地调节输出，获得了比针刺更好的效果。如今 40多年了，随着韩济生草根意识的深化，仪器不断改进，更加专一化，疼痛治疗仪、脱瘾治疗仪、自闭症治疗仪相继问世。
20世纪 80年代以后，毒品从边界进入国内，吸毒者逐年增多。韩济生想：能不能用扎针的办法来解除吸毒者的毒瘾呢？他设想通过“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促进脑内释放出多种内源性吗啡样物质，其作用与吗啡大同小异，用这种“自制吗啡”，替代吸食吗啡，促使体内受到毒品侵害的脑神经细胞逐渐恢复功能，慢慢减弱对外来毒品的要求，使吸毒者逐渐摆脱对毒品的依赖。试验的结果是肯定的。“韩式戒毒仪（脱瘾治疗仪）”发明出来，并投放到三个戒毒实验基地中，不仅产生了即时效果（有效地抑制戒断症状），而且发现有长期效果（降低复吸率）。
“中国的针灸其实不仅仅能够止痛，它有很大的潜力。”韩济生认为当下精神疾病越来越多，不仅成人、小孩也有许多精神疾患，一种叫多动症，一种叫自闭症，运用针灸的办法加以治疗，可以收到比较好的效果。韩济生为此发明了“自闭症治疗仪”。研究证明，通过一定频率的电脉冲刺激与大脑有关的穴位，可促使病灶区脑组织的侧支循环形成、血管扩张和解除痉挛，明显增加脑血流的灌流量，同时能够激活处于抑制状态下的脑细胞，使外周信息顺利地到达大脑皮层，有效地调节大脑皮质功能，有助于儿童孤独症的恢复。现在，采用自闭症治疗仪，结合特定药品和强化训练等方法，已经取得较好的疗效，“有的小孩会叫妈妈了，会说话了，家长特别高兴”。韩济生说，韩氏神经穴位刺激仪，实际上就是针灸的延伸，将捻针中的精华部分弄出来以后，换算成最佳的参数，按计算机语言输入到仪器中就行了。看来，还有好多疾病可以用穴位神经刺激仪治疗，那就像蚂蚁叼窝似地一点点地去做。“我还可以再做几年，把它扩大应用。”
这里还不能不谈到韩济生组织成立中国疼痛医学联盟的历程。1979年国际麻醉药研究大会以后，韩济生于 1989年发起成立了“国际疼痛学会中国分会”，对外称“中华疼痛学会”，后改名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韩济生担任主任委员。在与疼痛患者和疼痛医师的互动中，韩济生又逐渐产生了在医院创建“疼痛科”的想法。疼痛一直被认为是疾病的症状，当时全国的医院都没有专门的科室治疗疼痛，国际上有疼痛门诊，但是没有住院的地方。事实上，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等，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大量的慢性疼痛如腰痛、头痛、糖尿病并发疼痛等患者又不知道去哪里治，只能分散到其他科室就诊，效果不佳。所以，在中国设立专门的“疼痛科”，既有门诊，又设病房，就成为韩济生的一大心愿。他为此奔波了十多年，“有时候就感觉到好像游泳快要沉下去了，没有希望了。”韩济生说。但是他没有放弃，与疼痛学会同仁们一而再地呼吁和努力，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007年7月16日，卫生部正式下发文件，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卫医发 [1994]第 27号文附件 1）中增加一级诊疗科目“疼痛科”。这一天正好是韩济生的 79岁寿辰。韩济生情不自禁地说：“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为了疼痛事业的发展，为了给无数的疼痛病患者排忧解难，韩济生为百姓健康又做了一件好事。
韩济生并不满足于此，最近，他又发起成立了中国疼痛医学联盟，四位核心专家分别是邱贵兴（骨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临床肿瘤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罗爱伦（麻醉学家，英国皇家麻醉学院院士）和他本人。他希望将四个与疼痛关系最大的学科联合起来，互通信息，互补优势，团结互助，致力于疼痛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发展。现在，各个学科之间，凡有涉及疼痛的研讨，国内或国际性的会议，都互相邀请，同台切磋，以领先水平占领国际舞台。
真诚真心真本事，执著求索为奉献
2008年北大医学部出了一本纪念文集《韩济生院士》，作为对韩济生院士 80诞辰的献礼。时任北大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给他的题词是“真诚、真心、真本事”。
当年，韩济生居住在十几户人家的大杂院时，经常在周末带着孩子们扫院子。下雪时，韩济生与孩子们也会冒着严寒扫雪，不只是打扫出主路，就连通向每家门口的小路也会打扫出来。每年冬天，磨剪子、磨菜刀的师傅来到院子，韩济生也总是请他们到家里暖和暖和，或者派孩子们送上一杯热水。
韩济生律己很严，待人则宽，他把自己获得的奖金变着花样发给自己的团队、组织团队出游，邀请团队到家中聚餐，更是韩济生长年以来的习惯。韩济生特别关心技术员、工人。作为研究所所长、教研室主任，韩济生拿出自己的钱，设了一个“求索奉献奖”，凡是在研究生期间科研发表文章好的，奖给帮助研究生的技术人员。韩济生每年岁末都会给后勤、汽车房的师傅送贺年片；写表扬信表扬来家修电灯的工人师傅；慰问仅在坐车时见过几面却不幸罹患癌症的车队司机……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让人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韩济生除了致力于自己的医学事业，同样也是一个会生活的人。他认为，完美的人生应该是会工作、会学习、会玩儿。他不仅会唱歌、跳舞、游泳、打排球，就连修理东西、裁剪衣服、做工艺品等也很在行。
他的文史基础也非常扎实，很多文史典故，经常被他信手拈来。至于书法，更是他的爱好。
韩济生道，母校上医有一条规定，不许毕业生出去个体开业。“这个规矩太好了。就是教育学生不要只想去赚钱，而是要为国家为群众多做一点事。”上医的精神和传统对其影响甚多。“我的一生有三个大的转折，学医是个转折点，毕业了不做外科做生理是一个转折点，生理里面不做消化研究去做针灸研究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没想到 1956年接到针麻任务以后，做到今天，已经四十多年，我还在走这条路。不过大方向没有变。原来想做医生普济众生，后来做了生理，虽然不能直接给患者看病，但还有间接机会。针灸是治病的一种方法，我如果能够讲出道理来，让更多的人接受针灸治疗，不也是在走普济众生的道路吗 ？”
韩济生总是自称是“幸运儿”，恩师、团队、任务与机遇，都是他人生旅途中“得之我幸”之物，然而，他始终未变的报国与普济众生的信念，则是最终将他推上高峰的根本内因。为人民奉献是毕生的，对科学求索是永无止境的，只因为，“此生唯愿济众生”。韩济生就是这样，不断践行着上医“正谊明道”的校训，践行着上医“为人群服务”的宗旨，践行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济众生的理想。
（采写：陈克铨陈婕刘青包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