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什么位置上，我对自己就一个要求，那就是认认真真把工作做好。 —顾健人顾健人，1932年生，江苏苏州人，1954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肿瘤病理、肿瘤生物化学、肿瘤分子生物学科研和教学工作。他是我国肝癌相关基因及基因治疗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提出肿瘤是一种系统性疾病的概念。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肿瘤研究所名誉所长。
顾健人院士先后荣获 14项重要嘉奖。其中 1992年获首届上海市科技功臣；199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先进工作者； 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04年获光华工程科技奖。
上医缘，妙不可言
顾健人出身医家，父亲顾唯诚是江苏苏州一位有名望的医师。靠着勤奋和聪慧，年仅 16岁的顾健人在当时非常有名的震旦大学附属苏州有原中学就读，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而获得震旦大学的保送资格。然而顾健人仍先后参加了中央大学医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以及国立上海医学院（简称上医，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及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招生考试。结果是报考的大学全部录取他。
拿着这些著名医学院的录取通知，年轻的顾健人犯了难：究竟上哪所医学院呢？充分征求了父亲的意见后，顾健人最终选择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因为当时，上医已经是享誉全国、学冠南方的著名医学院。
他清楚地记得，在 1948年上医开学典礼上，主席台前排坐了一排赫赫有名的教授，无需多言，这阵势就足以让人震撼。在 1956年的全国一级教授评定中，他们中有 17位被评为一级教授（1956年仍在校的有16位，张毅教授于 1949年支援大连医学院的创建，调离上医），这个数量仅次于北大，名列全国第二。
在典礼之前，他就听高年级同学告诉他“三个第一”教授的故事—老上医第一届第一名毕业生、第一位公费留学人员获得者林兆耆教授。在重新加入上医之前，林教授有自己的诊所，因为医术高超，慕名而来的病人不计其数，自然收入不菲，甚至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就拥有自己的小轿车。然而，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上医迁回上海，由于上医有不许教师私人开业的规定，林兆耆教授毅然放弃了私人开业的优厚报酬，重新为上医服务。而彼时的上医，教职工本来就薪水菲薄，再加上通货膨胀，生计维艰。在这样的条件下，包括林兆耆在内的其他日后成为一级教授的医学大家们，不仅无一离校开业、甘心在一个穷医学院里做一个清苦的教书匠，而且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还听高年级同学说，1947年，黄家驷教授已经是名医、胸外科专家。某天，无锡市的一位富豪请他去看病，回到华山医院时黄家驷携带一只手提小皮箱，直奔医院财务科，将小皮箱交给出纳，打开一看，里面竟装满了现钞！当时已物价飞涨，他家的经济条件很困难，孩子上学交学费，都要先向医院预支，然后再在发工资时归还。而黄家驷教授却说，他是医院的职工，代表医院出诊，当然要将出诊的收入交给医院，因为他不是私人开业。
高年级的同学还告诉他，当时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受伤后，匆忙回到南京，点名让沈克非教授为其治病，足见沈教授在外科学领域的地位。那时的中山医院，按照病人的经济条件分为一、二、三、四等病房，四等病房条件最差，所有病人都住在一个大筒间里，可是沈克非教授从来不看病人经济条件或社会地位，由谁开刀完全取决于病人的病情，病情复杂自然当由他这般高年资的医生来开，谁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大筒间里的三轮车夫、农民、工人在他的手术中获得重生。这样的故事流传在那时上医的每个角落。
这些故事也给初入上医的顾健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上医校训“正谊明道”也铭刻在了他的心中。1993年，顾健人写下了一首七律《雨中游石林洞府》，其中有一句：“莫笑寒儒欠潇洒，淡泊人生本风流”，道出的正是这等境界。
在上医，顾健人依然学习勤奋，表现优异。第一学年就考了第一名，学校奖给他一支“派克”牌圆珠笔，这在当时属非常稀罕的文具，顾健人将它送给了母亲。以后几年的学习中，顾健人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为他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医的几年，顾健人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还收获了爱情。在这里，他遇到了同班同学方利君，两人从相识到相爱，相知相伴至今 60余年。方利君日后成为上医附属儿科医院的肾脏病学教授，两人学术上相互启发，生活上相濡以沫，为人所称颂。上医缘，实在妙不可言！
老派上医的学习经
四十年代的上医，大家与精英后辈们共聚一堂，真可谓人才济济。那时的上医人，虽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是师生一德，创造出一种难以复制的学院式的学习氛围。当时的上医，一级教授全部亲自为本科生上课，顾健人在这样令人羡慕的课堂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大师们给予的甘露，名医大家的教诲和启发令顾健人至今仍津津乐道。
他记得校园中流传甚广的沈克非教授的查房故事。有一次，外科病房收了一位肋骨骨折、头部挫伤伴昏迷的病人，主治医生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病例，所以并未请示上级医生。两天后沈教授查房时，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病人是先昏迷再摔倒还是先摔倒再昏迷的？”主治医生说他并未在意这个问题，沈教授顿时严厉地指出：“这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问？快请神经科会诊，我看这人一定是先昏迷才摔倒的！”后来经过神经科诊断，果然如沈教授所料，病人是脑梗发作导致的，要不是沈教授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主治医生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沈教授严厉地批评了主治医生后道出了原委：“先昏迷再跌倒的病人不会有保护性动作，因此容易摔到肋骨或者颅骨；如果是先跌倒的病人，骨折大多数是上肢或下肢的骨折。”顾健人听到这个故事，更加体会到医学的艺术性—深奥的理论和浅显的常识原来可以如此驾轻就熟地结合和转换。
对于老上医的学生而言，在课堂和查房之外，学习其实才刚刚开始。教授们在上课时，注重将自己的心得、经验与书本知识联系在一起，高屋建瓴而举其纲。学生的任务就是在课下购买英文原版教科书，自学精读而张其目，即使在相关部门高压要求使用中文教材的情况下，上医人出于求知的目的，硬是顽强地将这一传统延续了下去。顾健人也是这一传统的受益者之一，表面上来看，这样的学习不仅完善了知识系统，而且提高了英文水平，而顾院士认为，这种方法从更深层次来说，是上医教学特色之一，那就是 —教会学生自学的方法。在上医老教育家的眼中，自学能力是最为重要的，自学的能力越强，以后的发展空间就越大。老师能给学生的，就是自学这把能够打开智慧大门的钥匙，掌握了这把钥匙，就掌握了一切。
学会自学的方法之后，需要学会的第二个能力是归纳问题、分析问题后进行提问的能力。老师最喜欢学生挖掘出现象深处的本质性问题，并与他们进行讨论。
做学问的第三个能力，是“讲故事”。在校园中被广为追捧的许多名师的讲课，比如徐丰彦教授讲授的生理学、谷镜汧教授讲授的病理学、黄家驷教授讲授的外科学、陈翠贞教授讲授的儿科学等，让顾健人体会到：疾病本身，就像一部很好的小说，从它的起因到表现、诊断、处理，一直到预后，整个过程是那么的连贯，如果能对这样一个过程融会贯通，不仅能够及时、准确地干预疾病，也能在讲课时达到林兆耆教授他们那样的境界。再进一步，会“讲故事”，在学术报告、学者交流时，也能牢牢抓住听众。而科学又何尝不是呢？科学家，尤其是一个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关注的不只是一个个独立事件，而是需要对整个“故事”有总体的把握，才能正确引领团队的航向。
顾健人一辈子都牢记着教授们在做学问上给他的教诲，实践着自学、提问、讲故事这三个做学问的步骤，攻下了一个又一个学术难题。
为学当谦逊谨慎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晋代王弼注解道，“为学日益”是指“进其所能，益其所习”，而“为道日损”是指“反虚无也”，反，通“返”。这里“反虚无”，便是返璞归真之意。虚无是一种“简”的境界，而返璞归真的过程，需要“剪”除浮躁和缺点。
这种素朴的观念蕴含着高深的哲理，对此，顾健人深有体悟。例如，在学习人体解剖课的时候，同学们觉得解剖十分艰深，也十分枯燥，仅一根长骨，上面的突起凹陷、长嵴纵沟都有对应的名词；有的同学觉得反正考试的时候只要把书本上的知识背熟就行，所以对尸体解剖操作并没有很重视。某次课堂上，学习任务是解剖腹股沟。顾健人一组忙活了好久，也没能找出要求的神经和血管。正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当时的解剖系主任齐登科教授走到他们旁边，了解到他们的困难后，齐教授戴好手套，干净利落地在他们的切口不远的地方寥寥数刀，手指一拎，所要的解剖结构像变魔术一般全部出现在他们眼前。顾健人在啧啧称赞的同时感到惭愧不已，觉得自己的学习态度与老师的教学态度相距甚远。这件事让顾健人暗自立志，要永远以老师为榜样，做一个对得起老师的学生。
又有一次，在有机化学期末考试后，顾健人被施家钟教授叫到了办公室。施教授说：“小顾啊，你中期考试成绩很不错，这一次考试最后一道 20分的合成题怎么丢了这么多的分？”顾健人理直气壮地回答：“那道题我不是做出来了吗？”施教授说：“正确答案是五步反应，你却用了十步反应。虽然最后能合成出来，可是你想想，如果你开一家化工厂，按照你的方法来生产，成本这么高，厂子不是要倒闭了吗？”顾健人顿时哑口无言，心里检讨自己基础知识不够扎实，没能想出五步反应。这时施教授话锋一转，安慰顾健人：“可是，你能想出十步反应也不错，说明你还是有自己的思考的。再说，万一有一些原料缺乏，按照你的设计也能合成产品，这不是很好嘛！所以，这道题我并没有全扣你的分。”顾健人又羞又喜，羞的是自己学业不精，喜的是施教授肯定了自己的潜力。在日后顾健人做了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乃至院士后，从不给学生规定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注意发掘学生的潜力，保护学生的创造力。在这样的教学理念下，顾院士桃李满园，共培养出了 23名硕士、34名博士，其中的许多人如今已崭露头角，在相关领域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1953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顾健人转攻病理学，在广州华南医学院高级病理师资班学习一年后毕业，被分配到肿瘤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师从全国病理学权威顾绥岳教授，在病理科做住院医生。因为有较好的基础，又勤奋好学，顾健人很快就能够独立阅片了。一天，一张切片他看了一眼，视野中是典型的甲状腺组织，“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嘛！”顾健人一边想着，一边就打了“正常甲状腺组织”的报告。当天，顾绥岳教授复查了一批切片，其中包括这张“甲状腺组织”。看完切片后，顾绥岳教授将切片给了顾健人，说：“小顾，你仔细看看这个片子是来自哪里的？”顾健人这才仔细看了取材部位，这个组织取自于淋巴结！原来，高分化甲状腺癌可以转移到淋巴结或骨组织，形态足以以假乱真。再进一步观察，切片中的“甲状腺组织”周围的确有若干个淋巴细胞。从此以后，顾健人总是告诫自己，“在科学面前，绝不能‘牛’，要时刻保持谨慎。”
在成为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的一名讲师后，有一天，已经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调回上医做院长的沈克非教授亲自打电话给顾健人，说他看到一篇肿瘤学方面的文献，想让顾健人查阅资料后告诉他这个文献提到的现象有没有研究价值。顾健人当时答应了，可是因为那几天工作繁重，竟然忘了去查阅资料。三天后，沈教授又打来电话询问意见，顾健人连忙道歉，说最近实在太忙了还来不及去查看，第二天早上九点前一定把报告呈上并当面道歉。沈教授严厉地说：“你答应这件事已经整整七十二个小时了，竟然还没有结论，科学的东西不能等！年轻人，你记住了吗？道歉就不必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今天这个教训！”从那以后，顾健人一直恪守“今日事今日毕”的准则。
谈起这一件件“惭愧的”往事，顾院士不但毫不避讳，还津津乐道、谈笑风生，他希望上医乃至医学界的后学晚辈能够从中获得启发。他说：“上医人的特点就是纯真、坦荡，不隐晦自己的毛病和不足。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一帆风顺获得的，有时候，教训更能使人成熟，老师指出的错误我终生不忘，我对我的恩师永远怀念！我希望在校的同学们能够和我一起向我的老师们学习，跟随他们的脚步不断前进。”
医学人生“三件事”
对于自己所获得的成绩，顾健人不愿多谈，只是谦虚地说：“我一生中个人比较满意的事只有三件。”
他口中所提到的三件事，一件事是 20世纪80年代，浙大何南祥教授委托顾健人代培养的一名研究生在乙肝阳性母亲流产胎儿的肝脏中，发现了乙肝病毒 DNA在胚肝基因组中的整合，说明乙肝病毒确实存在垂直或围产期的传播。
第二件事发生于 80年代末，针对当时认为一个或者两个基因可以决定癌变的主流观点，顾健人提出了癌的发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癌基因谱，涉及一群基因，而且具有个体差异。目前，基因组学的发展，已经显示基因的改变存在它的谱型，它涉及一群基因，包括癌基因和抑癌基因，而且具有个体差异。
第三件事是 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他举全实验室之力，应用 DNA转染的传统技术，对 3万个 cDNA克隆在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生长中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进行了功能基因组的筛选，历时 5年有余，发现了影响癌细胞生长的2 800个已知基因和300多个未知基因。在已知基因中，他意外发现一群与神经递质受体、离子通道、代谢等相关基因与癌细胞生长有关，提出了癌的系统性调控和癌可能是一种系统性疾病的概念。顾健人说，“三件事中，最后一件事我最为满意，但是要证明这个概念或假设，将是一个未圆的梦，要留待后人了。”
事实上，顾健人的科研道路绝非一帆风顺，甚至充满了曲折。1953年，即将从医疗系毕业时，因为国家号召一批人去学习基础医学，顾健人毫无怨言，服从分配，在华南医学院学习了一年病理后，1954年回到肿瘤医院做病理科医生。1958年，顾健人受命参加组建上海市肿瘤研究所，任务是进行肿瘤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研究。当时，顾健人因为出色的表现已经被破格晋升为讲师，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待遇，可谓前途无量。但是在恩师顾绥岳教授的建议下，为了研究的需要，顾健人转行到中国科学院细胞研究所学习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至此，顾健人才真正步入了肿瘤分子生物学的殿堂。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顾健人到江苏启东的农村去做赤脚医生，后来又因为“思想严重西化”，作为“处罚”，顾健人被派去学习了一年中医。1978年，已经 46岁的他，出于对科学前沿的追求，考取了国家公派留学，在英国格拉斯哥 Beaston肿瘤研究所师从John Paul教授从事基因表达和调控研究。三年后，顾健人在美国了解到癌基因研究的信息之后，回国重新开始了肝癌领域的研究。年过半百，顾健人才得以安安心心地进行自己的研究，最终大器晚成，硕果累累。这也恰恰完美诠释了顾健人的信念 —“不管在什么位置上，我对自己就一个要求，那就是认认真真把工作做好。”
在中国科学院细胞研究所师从吕家鸿教授学习分子生物学知识的几年里，顾健人靠着老师的指导和自学，研究水平日益提高，对分子生物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闲暇时候，顾健人出于好奇，将小鼠肝RNA加入肝癌细胞中，结果发现癌细胞的致瘤性减低了。顾健人受当时耐药菌遗传物质能使非耐药菌获得抗药性这一发现的启发，在 RNA和DNA本质还未得到阐释的情况下，敏感地认识到癌细胞的出现一定是遗传物质发生了变化。顾健人的这一设想当时并未得到肿瘤医院相关领导的重视，他们认为这离临床还太远。一天，上医院长沈克非教授在肿瘤医院考察工作时听顾健人提起了这一进展，外科学出身的沈教授对分子生物学并不了解，但向顾健人询问了相关情况后，沈教授立即联系当时基础教研组的主任，让他组织专家，自己亲自做主持人，听取顾健人关于这个项目的学术报告。正是沈教授慧眼识才，后来为顾健人争取到了国家科委6 000元人民币的科研基金，为他迈出科研的第一步提供了坚强保证。回忆起这段往事，顾健人对于沈克非教授学术上的敏锐性与前瞻性赞叹不已。
做赤脚医生的那些年，顾健人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农民贫苦的生活给顾健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顾健人更加明白了投身医学事业的意义，正如上医老校歌所唱：“利何有，功何有，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在跟老中医学习的一年里，顾健人认真学习，不仅学会了常见病的诊治，更体会到了中医药学伟大精髓 —整体观念。这为顾健人提出“肿瘤是一种系统性疾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
顾院士很喜欢老子的一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
他说：“人生难免碰到祸，这是无法掌控的事，关键是在遇到祸的时候，总结教训，将教训转化为福。马克思哲学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在别人看来的这些曲曲折折，在当时看似阻碍了你发展的脚步，但是从长远来看，恰恰是在这些阻碍中，只要老老实实把该做的事做好，你的知识面将得到很大的丰富，或许，这就是你将来不同于别人、高于别人的地方。知识的财富会越积越多，而且永远不会贬值！”
《周易·系辞下传》中有句话：“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意思是说，乾是天下最为刚健的象征，表现的德行是恒久平易而能知晓艰难所在。顾院士的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个道理。80年里，顾健人能够像古人所推崇的“天”一样健行周流，昼夜不懈，面对艰险，他以“认认真真做好工作”这样简单易懂的要求，披荆斩棘，不断前行，将名字中“健”字的含义展现到了极致。
艺术人生“三爱好”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科学家更多的是与理性、严谨甚至刻板这些词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顾健人却对科学以外的音乐、诗词和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
1942年，正读中学的顾健人在故乡苏州第一次感受到交响乐的震撼，从此深深爱上了这项艺术。在工作之余，音乐帮助顾健人放松疲劳的身心；在无意之中，音乐使顾健人插上想象的翅膀，撷取了一个个科学的灵感；在彷徨之时，音乐带给顾健人以力量。他永远记得莫扎特一生清贫，却把天籁之音永留人间，这难道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所在吗？
诗词是顾健人的另一项爱好。《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词具有高度的节律性，与音乐有着相同之处。在诗歌的纯美意境中，顾健人找到了抒情言志的独特表达。顾健人 1979年冬天求学于英国时，曾给远隔重洋的爱妻写过一首诗《赠利君》，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一九七九年冬，攻读于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冬日夜长，风雨如晦，工作繁重而生活清苦，亲人远隔关山，书诗一首聊寄思念。
风雨如晦长夜多，
孤身孑影篱异都。
乡关云断何所是，
倩影何时入梦中。
顾健人也非常喜爱绘画，这或许与他从事病理学有着密切关系。众所周知，对于病理学工作者来说，用一支红蓝铅笔画出种种伊红 -苏木精染色切片的镜下形态是基本功。尽管后来离开了病理学领域，顾健人的绘画水平丝毫没有退步。2002年，在“973”项目研讨会上，顾健人就亲自手绘图片阐释他“肝癌、肠癌、皮肤癌可能来自肝细胞”的观点。绘画不仅仅是他工作中的一种技术，也成了他在生活中的一项趣事。2010年3月，顾健人画了一幅画，内容是一只小老虎趴在一根树干上，只探出个毛茸茸的小头，眼睛中充满了对眼前世界的好奇，十分生动可爱。原来，这是一篇命题作图，图片的名字“这个世界真奇妙呀”，命题人就是顾院士的夫人方利君教授。想象一对白头偕老的伴侣，一人出题，一人答画，画的内容是如此纯真有趣，这不正是最浪漫的事吗？这种对于未知的好奇，不正是两位教授潜心科研的动力之一吗？
顾健人院士通过科学研究、音乐、诗歌和绘画等多种方式“养怡然之气”，又用这怡然之气去发挥、去创造，才得以成绩斐然。
上医精神的顾氏注解
谈起母校上医，顾健人深感自豪，充满感恩，他说：“我能成为今天这么一个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母校的教育。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种子，那么母校就是最最肥沃的土壤，因为这里充满了大师的氛围，大师的精神就是最好的养料。母校对我的教育，绝不仅仅是在校五到六年的教育，大师们的言传身教，更让我终身受益。”
顾健人忘不了，那时候一级教授们的办公室和普通教师的办公室规格完全相同，条件也没什么差别，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一级教授们是一人一间，其他教师是两到三人合用一间而已。当时一级教授们最为出名的话就是：“把最好的地方留给学生和实验室。”这句话顾健人始终铭记在心，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对自己办公室的要求，与当年先贤们的言传身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按照常理，顾院士的办公室作为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的“核心地带”，应该是气派十足、富丽典雅。然而事实上，他工作的地方总共只有约 40平方米，整个房间被分为两个隔间，里间才是顾院士的办公室，只有 10来个平方，办公桌椅、书柜、会客沙发，都是非常普通简约的款式，墙上挂着顾院士的老友程天民院士为庆祝顾老八十大寿而题写的“健思健魄、人寿人强”书法挂幅。书桌上摞着一沓沓文稿和一些常用的文具，无一华丽的饰品或用具。外间较为宽敞，平时充当课题组的讨论室，和里间保持着默契一致的风格—简单、干净、条理分明。如果把视角拉远，可以发现整个肿瘤研究所也秉承了这种简约的风格。上海市肿瘤研究所坐落在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上一个并不起眼的弄堂里，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在这个看似普通，只有两栋六七层楼房的院子中，以顾健人、杨胜利、王红阳三位院士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在二十多年的时光里，勤耕不辍，在肿瘤分子生物学领域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
刁承湘教授曾总结道：“颜福庆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教师是高等学校的灵魂。由颜福庆创校初期奠定的师资基础，1956年上医有了 16位一级教授； 50年代学校挑选 55名重点培养师资，落实培养计划，追踪培养效果，55名重点培训师资中，出了汤钊猷、顾健人、陈灏珠、闻玉梅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沈自尹 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培养对象也均成了学校各学科的骨干或学科带头人……回顾上医的历史，上医之所以成为国内知名的医学院校，其关键在于上医有一流的师资。”
这一观点与顾健人不谋而合。顾院士把上医精神总结为 16个字，前8字“以身作则，培养新人”，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一代代上医人前仆后继的伟大精神。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顾院士回想起母校仍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向我的老师们学习，还学不像，还学得不够；我很惭愧，我们没能超过我们的老师。这也是我们对于下一代的担忧，老师最大的希望，就是学生能够超过他。我希望不论在哪个系统里，上医后辈们能从上医先贤的事迹中获得动力和启迪，循着他们的脚步在医学这条伟大的道路上创造新的辉煌！”后 8个字是：“学风严谨，造福黎民。”顾院士一再强调上医人特有的纯真和质朴，一是表现在上医人在学术面前永远是纯真的，绝不隐晦自己的不足，这是保证学术严谨很重要的一点。二是表现在上医的校园里依然比较“纯粹”，较少存在商业化的气息，顾院士说，商业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高校和学术界产生了冲击，上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能保持住这份纯真，上医的前途一定是光辉灿烂的。
作为一名老上医人，一名受教于上医又施惠于上医的大家，顾健人的人生是对上医精神的生动诠释。上医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传承，正是由顾健人这样的一代代上医人始终坚持着“造福黎民”的伟大信念。他用上医创始人颜福庆院长的教诲与后辈共勉：“学医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医生是福人的职业……若然有人欲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取这种目的之人，才是人类的服务者。”医者仁心，这是医生的最重要的品质，也是上医精神的核心所在。
（采写：赵昕顾源蒲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