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崛起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民营企业以什么的方式保持发展、寻求突破是摆在每个民营企业家面前的难题。万科作为中国地产业的标杆且始终屹立不倒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敢于抛弃与体制博弈的习惯，勇于在与市场的博弈中做大做强。
要认清自己的角色
商人的角色让我感受到了一些困难，虽然很辛苦，但我有乐趣。这是在过程中感受到乐趣，所以我现在也不想做文人了。——摘自《冯仑如是说》
1959年，冯仑出生于陕西西安，1982年从西北大学本科毕业，1984年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1984年至1991年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任职，并于2003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991年，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极其平凡的一年。但这一年对冯仑却有着特殊的意义，正是在这一年，他放弃了国家机关的公职，选择下海经商。
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冯仑为什么会这么做。冯仑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又在中央党校进修过，之后被分到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任职。在很多人眼里，冯仑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必定会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但冯仑并没有为别人眼中的美好前途而坚持下去，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下海经商这条路。有很多人反对他这样做，其中最厉害的人莫过于他的父亲了。他父亲得知他要下海经商后，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指出公职的种种好处，并劝他要全面考虑。尽管如此，冯仑下海经商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从一个“体制文人”，一下子转变成为商人，冯仑多少有些不适应。他在200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
最大的“得”是我意外地成为商人，“失”的是失去了做一个很好的文化人的机会。我先前一直认为做知名文化人比较好，可以胡吃海喝，而且有犯错误的自由，文化人犯错误，成本低，并且都被披上了很多光环，叫奇闻轶事、风流韵事。政治家不行，政治家一犯错误就祸国殃民，我以前一直想做知名的文化人，但也要知名，否则也叫流氓无赖。但意外地失去了这个机会，意外地成为了一个商人。我一开始真的不是很喜欢商人这个角色，自己大概做了两三年之后，才开始喜欢做生意这件事情。（摘自《冯仑如是说》）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冯仑并没有能够立即适应商人的角色。当年海南万通炒掉第一个人后，那个人不服气，天天在公司楼下大骂冯仑是“资本家”，这使得冯仑感觉到思想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经商的乐趣很快使冯仑的内心趋于平静，他觉得这才是他的事业。他把经商比作爬山，虽然过程辛苦，但登上山顶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非常幸福。正是因为这种乐趣和幸福，他逐渐抛弃了做文人的想法。
成为商人后，冯仑以他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视角对中国的商业和市场经济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商业自封建社会就出现了，但过去以做小买卖的商人为主，而现在，中国需要企业家，需要商业文明。为此，必须走市场经济道路，建立起法律秩序才行。在他看来，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靠那些企业家，那些大企业、行业的领袖们的力量。企业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冯仑说：
作为商人你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依法纳税，保持着社会的发展，这是责任也是“义”。商人只有赚钱是道德的，但更要注重利润背后的东西。只有懂得给予才能真正地得到。用李嘉诚的话说就是“如果10%的利润是合理的，11%的利润是可以的，那我只拿9%”。
冯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开创的万通公司始终以社会责任为使命，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不忘做慈善事业，回报社会。正因为此，冯仑也更加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对于商人的社会责任的认识和认同，使冯仑从骨子里热爱上了商人这种身份。
一个人最初走上创业这条道路时，都会面临角色转换的问题。认清自己的角色，并从内心里认同自己的商人角色，对创业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个人是不可能在自己不喜欢的行业中获得成功的。冯仑成功地处理好了从文人到商人的转变，所以才会把生意做好。他的转变经过对创业者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在当前中国，大量新的民营企业涌现，其中不少领导者都是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来说，如何转变好自己的角色是企业存活和发展的起点。
冯仑曾说：“人的事业是个马拉松，在每一个弯道处，前后的次序都会有所变化，但最终跑到底的是最有毅力的人，而不是某一段跑得最快的人，最后的胜利正是跑得最有毅力而又不跑错方向的人。”只有先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你才能跑不错方向，并坚持到最后。
“疾病”缠身的民营企业
作为民营企业，我们也面临着一场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从边缘走向主流，也就是从被排挤、打压、躲避、逃生甚至反叛，转为阳光下经营，融入市场经济的主流，支持政府并且以建设性姿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摘自冯仑文章《让你的公司更张艺谋》
冯仑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容易感染四大历史性障碍和四大顽疾。
四大历史性障碍包括：一、公司创业初期，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所形成的原罪，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结构、投资结构、投资方式、治理结构和公司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二、组织进化过程所带来的冲突与裂变。三、由身份转变所带来的冲突和煎熬，相应的公司由社会政治文化为主导的企业文化向纯粹商业文化为主导的企业文化的转变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四、公司要在社会性经济制度剧烈变革的同时，如何保证发展战略和策略的正确与有效。
四大顽疾包括：一、“青春期综合症”。因受资本结构所困，盲目冲动，一切以“大”为目的。二、“心肌梗塞”。长期资本不足，现金流量不畅，即使有数十亿的资产，也容易暴毙而亡。三、“癌症”。缺乏管理经验，不懂得投资和日常经营管理，赚钱心切，容易走极端，短时间内盲目扩张，致使公司内管理漏洞百出，弊端丛生。四、“心病”。在突然到来的金钱和荣誉面前容易把握不住自己，把偶然成功当成必然的胜利，盲目自大，个人权力欲望无限膨胀。
四大顽疾与四大历史性障碍息息相关，民营企业一般很难逃脱它们的魔爪。
冯仑认为民营企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老总的出身会影响企业。
在中国大部分企业中，创业者对企业的影响力都普遍存在。王石曾经以自己为例讲过民营企业的“出身论”，他是军人出身，所以万科的管理很严格，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都很规范。冯仑曾经有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经历，所以他对中国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了解得非常清晰透彻，这直接影响到万通的战略方向。具体来说，冯仑的个人经历对万通的发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是价值观。冯仑自幼品学兼优，20岁入党，22岁到中央党校进修，后来一直在机关里工作，这使得他始终以一个传统的好党员、好干部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不会越雷池一步。所以他在做企业的时候心态比较端正，不该赚的钱坚决不赚，遇到困难也不畏惧。
其次是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冯仑受过正统教育的培养，还担任过学生会干部，这使得他拥有良好的组织和宣传能力。所以在创业初期没有《公司法》做参照的时候，他在团结人、鼓动员工干劲、制定企业发展方向等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这两种能力对万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是对政策的敏感性。在万通20年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敏感从来没有消失过。公司创始人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发展。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身上有很多问题，那么他的企业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冯仑认为民营企业发展中经常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组织进化能力不足，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冯仑在创业初期就经历了组织裂变的问题。1993年，万通完成产权改革，万通集团公司正式成立，冯仑担任董事会董事长、法人代表。万通成立常务董事会，常务董事由公司的六个领导人担任，决策时一人一票，公司大事必须经过全体投票决定，每个合伙人都有否决权。但是这样的董事会造成了组织效率低下，公司不能随着市场变化而灵活应变等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仑把目光集中到了土匪的组织结构上面。他发现土匪组织长不大的原因就是在低水平不断重复。每次官军围剿时，土匪就会分裂，分裂之后又拉出一些人继续干。冯仑认为这种江湖式的组织形式行不通，于是又向家族式寻求突破。
四川希望集团就是一个家庭企业，创始人是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又名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靠饲养鹌鹑、生产家禽饲料起家，经过十年的发展，希望集团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其法定代表人刘永行在1996年《福布斯》公布的世界500强中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上榜的企业家。这样一个由兄弟四人经营的民营企业后来也走上了分家的道路。
在冯仑看来，家族抗分裂的能力比江湖式的组织形式要强一些，但这并不是万通最好的选择。后来万通有机会了解了商人规则后，找到了合理改造组织、解决分歧的办法。
冯仑认为民营企业经常遇到的第四个问题是，民企资本容易受外国资本的制约。
我国民营资本由于自身的地位和局限性，所以经常会受到国有资本的挤压，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把外国资本当成了救命稻草，但结果却并不让人满意。对此，冯仑在《跨越历史的河流》的文章中说：
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近几年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和高技术公司（还包括很多传统行业的公司），几乎都是凭借外国风险投资的力量，快速聚集资金和高速成长起来的。
但外国资本在投资过程中多以自身的利益为主。为外国著名品牌加工衬衣的江苏某著名企业，只能挣取这些海外品牌产品在当地销售价的1%的利润，而委托加工者所赚的利润在30%以上。即使这样，当国内人民币升值或劳动力价格上涨之后，海外订单很快就纷纷撤离中国，而转向利润更高的国家。这会给国内企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多民营企业面临着立即减产转行甚至破产的困难，而工人也将会有一大批人失业。
民营企业在外资包围下进退维谷，已经成为很多民营企业的共识。荣丰集团董事长王征认为，民营企业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外国资本的挑战，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国内市场，民营企业与外资竞争面临的最大的现实问题是资金。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自己的融资渠道，或者不与这些外资联合发展的话，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可能被市场边缘化。现在许多的跨国公司巨头涌进中国，到处攻城掠地。高盛、美林都是上千亿美元的大集团，这些大公司在国内是无可匹敌的，民企每年几十亿人民币的销售额在他们面前是小菜一碟。所以说民企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的问题，很多发展非常好的民营企业都是因为资金问题导致发展受阻。尽管现在很多领域都允许民企进入，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企自身很弱，和跨国公司比，是九牛一毛，他们可以轻而易举让我们倾家荡产。
民营资本受外国资本制约的原因，主要是外国资本牢牢把握和控制产品价值链的上游——品牌、研发和海外市场，民营企业只是外国资本的加工厂，一点儿成长空间都没有。另外，在价值观上，民营资本也处于弱势地位。西方商业文明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已经积累起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和商业伦理，而中国的民营资本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技术层面、管理知识和商业伦理方面都应向西方学习。所以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时，中国民企的价值观就会主动倒向对方，特别当国有资本不给空间或者政策环境让他们感觉不到安全的时候，多数人更是以价值认同作为寻求安全庇护的心理支持。
突破“十五年之痒”
创造民营企业资本的新传奇，有一项最重要的挑战，那就是民营企业家要正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勇于挑战自我，改造自我，从而突破自我，开创未来。——摘自冯仑新年献词《跨越历史的河流》
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史来看，民营企业一直长不大，活不长，15年便成了跨不过的一道坎儿。直到今天，万科、联想、万通等企业才实现了新的突破，开创了民营企业新的历史篇章。
冯仑对民营企业的15年之痒进行了观察和思考，他想弄明白究竟是哪些东西让民营企业的发展停下来，限制了它们的脚步，民营企业如何才能打破自身的增长极限。后来他发现，民营企业增长极限有四个，分别是外部环境的极限、组织的极限、商业模式的极限、企业家的能力与价值观的极限。
一、外部环境的极限
外部环境首先指一个行业的市场规模与市场结构。当市场高度开放时，交易制度非常灵活，当限制比较少的时候，这个行业就会出现很多创业公司，企业增长极限不会被轻易制约。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仍然产生了许多像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