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领域与多视角。全球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几乎所有人类实际活动领域，也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哲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等众多学术领域引起反响，并形成多种研究视角。当然，不同领域在促成全球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例如，经济领域的资本全球流动、资源的全球配置在全球化进程中最为根本，而通讯科技带来的信息化使全球化进程加速。不同学科研究的基本对象和基本问题也是各有侧重点的，如经济学以市场为对象，探讨贸易、投资、就业、经济区域化等问题；政治学以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为对象，研究全球性问题，主权问题，民主的前途等问题的解决；文化学以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为对象，研究本土文化的反应，全球文化的可能等问题。
2.共时性与历时性。尽管可以用共时性术语描述一个关于全球化的模式，刻画参与全球化的各主要成分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状态(如罗伯森所做的那样，充分考虑社会、个人、国际关系、全人类这四种成分中的每一种所发生的变化，并配合考虑它们之间关系的种种转变)，然而，这些关系状态及其变化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却是历时地发生的。阿尔布劳认为，在从当前对全球化的关注范围内考察社会学史时，可以辨别出五个阶段：普遍主义；民族社会学；国际主义；本土化；全球化。罗伯森对这一划分有所保留，但也认为这是联系全球化主题考察社会学史的一种有益的方法。罗伯森用他的四成分关系模式理论区分了全球化进程的五个阶段，他谦虚地称之为“一个最粗略的全球化阶段模式”，即：萌芽阶段、开始阶段、起飞阶段、争霸阶段、不确定阶段，随着阶段的递进，全球化因素间关系逐步紧密、其关系模式逐渐完整和复杂。
3.整体性与多元化。全球相互依赖与日俱增、全球整体意识日渐增强，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国际和跨国组织的出现，理论构想中“世界体系”、“世界社会”、“世界公民”等越来越多的概念问世，这些都在凸显着全球化的整体性的一面，然而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在日益走向整体的同时，也日益走向多元。这里说的“整体”不是“一体”，不是文化的一体化。因为在当前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全球化浪潮中，占主导地位和优势的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以无论你是讲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是讲文化一体化，都意味着认可美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霸权，然后听任其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模式和价值观为蓝本，实现所谓“一体化”。主张全球文化一体化、单极化的思想观点，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学者的驳斥。俄罗斯学者A·兹洛宾·洛特曼以研究证明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有任何现实的机会成为普遍通用的文化而使所有文化服从自己，即文化的多元性是永恒的。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越频繁，文化越趋于多样化。我国学者樊浩则从伦理学角度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坚持文化的多元性，不仅代表一种理性、一种价值，还代表一种信念。这是因为：全球化既是一个浪潮，同时又是一股思潮。浪潮是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自然过程，思潮则体现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的文化企图和价值理念。面对“浪潮”和“思潮”的纠结，面对“自然过程”和文化企图的双重本质，应对全球化的基本智慧，是在事实与价值的双重纬度上寻求全球化与多元性的辩证互动，从“实然”的事实判断深入到“应然”的价值追求。
关于全球化的舆论并非一边倒。有的学者反对经济全球化，认为会带来经济衰退，有的认为全球化带来了贪婪的跨国公司，带来了无能的、扭曲的政府，带来了“国际强权”等。这些反对的观点，加上对全球化从理论上展开的质疑，对我们清醒地觉察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是有益的。
还有一种并非反对全球化而只是主张用新的概念替代全球化，最典型的代表是英国马丁·阿尔布劳，他主张用“全球时代”取代“全球化”的概念。他认定“现代时代被全球时代取而代之”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特点。通过以“全球的”代替“现代的”，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初步的概念，即：“全球科学”取代“现代科学”……“全球经济”取代“现代经济”……“全球艺术”取代“现代艺术”……使用“全球时代”这个说法，意味着我们抛弃了三个世纪以来有关历史的方向的假设。我们不再“把全球化看作知识现代性的另一个阶段”，不再“把全球化看作源于现代性之中的种种变化之发展的一个顶点的‘化’”，转而把全球化看作一种准备状态，即为全球化的事物成为生活的构成部分做准备，为全球性成为任何局部或任何领域、任何制度中的一种基本要素做准备。这样一来，看起来似非而是的是：在全球时代，“全球化”已开始失去其所具有的作为一种综合性历史过程的意义。全球成了一个正规的参照点。所发生的种种变革使日常生活具有了全球性，但却没有为未来确定出方向。各种绝不会从全球化中推演出来的极不相同的发展趋势，都各有其获得立足之地的余地。甚至连去全球化也有其存身的可能性。
必须强调的是，不必费心去找什么有关全球化的公认的标准的定义，但必须找到一种与自己立场相符的对全球化的理解。如果说，全球化首先是指“西欧现代化扩展的过程，即非西欧世界被西欧世界同化的过程”这个判断基本不错的话，那么，作为非西欧(准确地讲应该是非欧美)世界的任何一员，都必须认真掂量自己在全球化面前的立场。日本学者原田太津男认为，围绕“全球化是经济(市场)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问题，出现了持有不同观点的三种人：全球主义者、反全球主义者和非全球主义者，前二者都把全球化看作是事实，而非全球主义者则认为全球化不是什么新事物。非全球主义者强调国家的控制能力，全球主义者重视市场的力量，而反全球主义者却对社会的应对寄予厚望。平野健一郎认为，“对于亚洲而言，全球化具有现代化、西欧化的延续的侧面……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冲击，或许亚洲社会只能采取反全球主义的立场了”。综观平野文章的全文，他所说的“反”，不是反对，而是反抗，即对全球化的应对和反作用，强调的是在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下人们反应的多元性，是与狭义全球化(即发达国家先进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向其他国家强制性施加影响的过程)相对应(对抗、抗衡)的“社会·文化演变”过程，其实，也就是“本土化”的过程，或“本土性”革新与发展的过程。
总之，全球化是一个进程，一个范围日渐拓宽、力度日渐增强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无论是自发还是自觉、主动还是被动，或迟或早都要卷入这一进程之中，这些国家卷入全球化的过程必然地要发生一种根本性的转型，这种转型究其实质就是在增益全球性的同时不断扬弃原有本土性并生成新的本土性(亦即不断更新)的转变。
三、全球化推进下的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社会的整体性变动即结构性变迁。或者说，是“社会结构转型”的简称。社会转型不只是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而且更主要的是社会结构方式的变化。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结构，这三大领域的活动正好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三大基本需要——物质生活资料、社会秩序和生活意义的三种基本活动。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而限于历史条件和人类活动能力，又不可能充分地满足这三方面的需求，只能采取适当的方式将各方面需求协调在一个保证人的正常生存的可实现的范围内，这就规定了社会诸领域的结构方式。决定社会结构方式的历史条件，主要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状况。在不发达的非市场经济社会，只能靠超经济的力量如政治强力去整合分散的个体，这就使政治活动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形成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的社会结构方式。在市场经济社会，个体之间高度发展的分工造成了个体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人们的经济活动高度地社会化，分工和交换本身就造就了一种把各个个体结合起来的力量，这样一来，经济活动发挥出社会整合功能，使过去那种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从属于政治活动的情况在客观上发生变化，于是，社会诸领域合一的结构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走向各领域相对分离的社会结构方式。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结构矛盾的分析颇有独到之处。他援引了马克思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区分，又受马克斯·韦伯重视文化思想研究的启示，进而将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政治(法律)与文化(大致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分离看待，得出经济——技术体系、政治和文化三大各自不同的独立范畴。同时，在哲学上受康德二元折中理论和詹姆斯多元、开放世界观影响，放弃了传统社会学的社会统一观，专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领域断裂现象以及由这种领域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他所说的三大领域中每一个领域都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技术——经济领域与资本主义的关键部门，它严格地按“效益原则”运转，其核心结构是官僚合作体系；政治领域与调解冲突的部门，起轴心支配作用的是“平等原则”，它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文化领域(狭义的文化)的核心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它与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发达的组织与管理模式相反，历来标榜“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精神。总之，丹尼尔·贝尔的三领域对立说有意打破马克思、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等人的把社会看作由某种单一的决定性原则约束的整体论，以经验和理念结合的眼光再现世界的分离和断裂本质。
统一观和断裂观提供了考察社会结构的新的视角，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的三大领域是相对各自独立的，三大领域之间是相互制衡的；中国的这三大领域是合而为一的，三者之间是相互牵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致力于形成三大领域既自主运作又相互制约(而非牵制)的合理有效机制。
然而，无论我们接受其中哪一种观点，或是认为社会结构既统一又相对独立，有一点不能忘记的就是：在时间维度上社会结构是变动着的，区别只在于有时变动缓慢，有时变动急剧，急剧变动时期我们往往称之为“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的实质，借用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话说，是“自我摧毁以便自我重建”的一种“事件频发”的过程，它反映了社会“自我发生和异质发生的过程的普遍的辩证相互作用”。转型意味着旧秩序的打破，同时意味着新秩序的建立，转型在本质上是从一种平衡态过渡到另一种平衡态，就是以不断变革的方式去适应深刻变化了的环境。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转型的动力，是贝尔界定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的资本主义两大特征：“禁欲苦行主义”和“贪婪攫取性”。从早期资本主义开始，这一对原始冲动力就被锁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代理性观念，而这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了一种道德约束。从历史角度看，“经济冲动力”一直受到风俗传统和宗教规范的扼制，随着“宗教冲动力”的耗散，对经济冲动力的约束也逐渐减弱，资本主义因其旺盛生命力获得了自己的特性——这就是它的无限发展性。
各个国家的社会转型在时间上并不是同步的，因而转型的性质也是有差异的。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是原发性的、自发的转型，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则开始了新的转型历程，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曰信息社会，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历程。用丹尼斯·史密斯的话说，发达国家“正处在过去五百年以来两个大转变中的第二个转变的早期”，第一大转变是社会生活组织方式从家庭转向国家，第二个大转变是从民族国家来支配政治转向由全球性组织来控制社会生活。这主要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对社会转型做出的描画。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是后发的，甚至可以说是被“逼”上一条社会转型的道路的，这些国家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统治和剥削，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普遍存在少量先进的工业经济和大量落后的农业经济二元并存的状况，又由于缺乏刺激文化转型的变革因素，后发国家在文化观念的变革上也长期滞后，相应地，政治民主化进程也相当艰难和缓慢。作为后发国家的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显然不可能按部就班地依次完成这两“化”，可行的选择只能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