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无疑很庄重和伟大，不过，在一般生活世界中影响至深的，常常不总是学者皓首不能穷的元典，而是删繁就简加了解说的选本，就像《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通俗选本一方面给人省下了时间，让他在车上马下茶余饭后，很快能亲近那些高深的典册，一方面把经典再经典，经过选家披沙拣金，经由当下眼光锁定，经典被再度提炼浓缩。在现代生活世界里，人们常常没有从俗务中逃脱的机会，这时，精选的“一百句”或“三百句”这样的随身册子，就成了人们的精神快餐。也许很多人瞧不上“快餐”，可是，没有时间从容细细品味满汉全席的时候，快餐也不妨是一种补充体力和精神的选择。记得当年国门初开，《英语九百句》也曾因为简便实用，成为热门读物，当了很多人看世界的拐杖和眼镜。
这些年来，拿“经典”说事儿成了社会一大风气，傍“传统”造势也造就了很多风云人物，不过，我始终有些看法，在这里不妨说一说。一个看法是，千万别把“经典”这两个字理解太偏狭，有人一提起经典，就想到儒家五经加上四书，这就把传统等同了儒家，把经典当成了儒经。还有人觉得，也可以把“老”、“庄”算上，可是，这个似乎网开一面的做法还是嫌窄，因为它换了个花样，只承认了“道家”的准入资格，最多满足了思想史家们对古代思想世界所谓“儒道互补”的简单判断。我倒觉得，佛教、道教以及诗词歌赋戏曲里面，那些经历了千锤百炼的东西，若是真的好，不妨也让它得到“经典”的名号。其实说到底，《诗经》里面被两千年恭恭敬敬当经典捧读的这“风”那“风”，当年也不过就是现在的民间小曲，甚至是流行歌曲，唐诗宋词元曲经历了千年吟诵，有什么当不得“经典”二字的。
还有一个看法是，学经典当然是为了温习文化记忆，接续历史传统，不过，传统的关键是在“传”而不在“统”，所谓“传”是发掘自己的资源，加以重新诠释，重建当下的文明。美国已故史华兹教授（Benjamin I.Schwartz）曾诧异道，世界上很多现存的文明古国都有“固守传统的民族主义”，唯有同样古老的汉族中国却流行“反传统的民族主义”，从五四以来一路反过来，至今不见停歇。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汉族中国原本是一个传统很厚、自居中央的帝国，在西潮的激烈冲击下，原本的自负和自豪，在颠倒后失衡，便会生出一种弃旧更新的冲动。就好像人和影子赛跑，一路狂奔，总想着甩脱随形之影一样。这时，人总处在紧张和焦虑中，紧张让人少了从容和洒脱，焦虑就使人顾不得教养和秩序。为了弃旧更新，各种文化、历史和经典都变得像时装，没有自信的人总是一件一件衣服穿上，又急急地把一件一件地脱下，仿佛哪一件都不称身，所以，没有消停和从容的时候。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在群体社会中人人按照秩序行事，就连“自由”，也得有己也有群，有权也有界，秩序便是边界，就像按节奏跳舞一样，任何抄截越次、鼠目寸光的行为都不是文明，也叫做没有风度。什么是有风度，如何才能有风度？一个途径就是多读一下经典，多看一下传统，心中有几千年的底气，肚里有若干册的书本，或者就能够让人变得自信一些，而自信则能使人从容一些。
“传统”是活的而不是死的，一本题为《为传统声辩》（The Vindication of Tradition）的书里说，“传统是死人的活信念，传统主义是活人的死信念”，这话很对，一方面我们绝不是要离开传统开辟新路，这种“把历史归零的幻想”并不切实际，另一方面我们面对过去，也绝不想寸步不移地死守这个“信念”。我想，在当下语境中重新阅读经典，也许正是创造地诠释传统的途径。
不过，“诠释”两个字相当沉重，它意味着既不能远离文本的旧含义，却又要解释出经典的新价值，要在这种既旧且新之中，传递经典延续传统。因此，如何重新解释经典，让它与现实生活世界产生共振效应，是很难的，这套书里的几位作者，是比我年轻的学界朋友，他们是真正的专家，虽然他们不能像时下一些诠释者那样，不需要太多的知识依傍就可以裁出一件叫做“经典”的全新时装，但是可以相信，他们会借助经典的原料，端出一盘既原汁原味又很具新意的精神菜肴。有人说，一个时代需要有一大批具备充分知识、深信自己传统又坦然面对世界的人，由他们来诠释经典和传统，并赋予这个时代的知识风尚和思想趣味，只有这样，他们所深信的传统、他们所尊重的经典、他们解释世界的语言和词汇、他们的秩序感和教养，甚至他们的衣着、语调、乐趣与爱好，才能够形塑这个时代的既深厚又普遍的文明。
这话我相信。
葛兆光
2007年4月13日写于复旦光华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