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斯洛维克
“生态批评”是于20世纪70年代最先发端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种文艺批评观。经过40余年的发展，生态批评现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批评潮流。其中，较富盛名的批评家有美国的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斯科特·斯洛维克、劳伦斯·布伊尔、帕特里克·墨菲，英国的乔纳森·贝特以及德国的约翰·霍尔姆等人；影响较大的生态批评著述有《生态批评读本》、《大地之歌》、《寻找美国自然书写的生态意识》、《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态学与环境》、《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环境美学》等。作为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生态批评”，它既是对生态写作的回应，也是批评家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的理论表现。从构成上看，生态批评内容丰富，包含诸多不同的理论话语，如深层生态批评、生态女性批评、环境正义批评等，但从总的批评意旨来看，这些流派又有大致相同的理论诉求：都力图深刻挖掘、揭示文艺作品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揭示当下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最终引导文艺与人类社会走上绿色生态之途。在这种绿色视野的主导下，生态批评提出了许多别开生面、发人深省的文艺、美学观点。
一、绿色写作范式
从本质上来看，生态批评是一种价值批评、伦理批评，其终极目的是促成人与自然生命的和谐共生。在生态批评看来，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当下，文艺应当承担起更新人类体验世界的方式、唤醒关爱自然的意识等功能，否则文艺在今天将失去它最为重要的社会价值。基于此，生态批评提出一种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绿色写作范式。
绿色写作首先要求文艺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更多地以自然为写作对象。在很多欧美生态批评家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文艺正以个性自由为旗号，堕落为消费狂欢的鼓吹者，这必将加剧当前的生态危机。有鉴于此，美国的桑德斯就对本国的大众文学，尤其是影视、小说中忽视自然的倾向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不管当下的文艺如何精确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的表面，如果它从不审视人类之外的自然，那么它就是“病态”。在这种认识的引导下，很多生态批评家对那些倾向于展现、亲近自然的作品报以热烈欢迎的态度。与之相关，以讴歌自然为主题的18、19世纪的欧美浪漫主义文学成为生态批评家所着意推举的绿色文本。
其次，在生态批评家看来，将人类视为世界的中心和目的而将自然视为陪衬和手段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是造成当今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因此，他们所重视的绿色写作，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要立足于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美国生态批评家布依尔就曾强调，真正的生态文学不仅能将自然环境作为手段来展现，而且还应将其作为具有独立生命价值并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的对象来看待。这实际上要求艺术家应尽量避免将自然事物仅作为人物内心世界的情感寄托和人格象征，而是从自然事物的独立价值和本原生命来看待和描写自然事物。在人物与自然事物之间，前者应放弃君临万物的姿态，俯身为自然一员，两者之间也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彼此独立、相互影响、整体协调的主体关系。生态批评家们正是以这种视野，发现在人类文学艺术史上，即使是狄更斯、奥斯丁、爱默生，甚至雪莱那样的诗人、作家，虽钟情于讴歌自然，但仍不过是将自然作为人类生活的陪衬，算不上绝色写作，其中流露的仍是人类中心主义意识。
最后，要更新话语方式，架起艺术与科学、想象与求真之间的桥梁。如何使绿色写作既能将大众意识引向对环境危机的关注、对生态和谐的渴慕，又能使绿色写作不堕入空洞的说教、刻板的写实，生态批评进一步探讨了沟通想象与沉思、艺术与科学的话语写作策略。生态批评曾一度青睐写实主义，认为如此才能准确反映当下危机重重的生态境况，但这一主张在后来受到质疑，比如希尔考认为，逼真的现实效果未必就是一种生态效果；布伊尔认为，写实主义的冗长刻板很可能会抵消文艺作品的感染力，削弱作品的生态效果。只有如此，绿色写作才能激发起读者对生态问题更大的惊奇与关切。从实际情况看，那些较早体现出生态意识的诗人如华兹华斯、雪莱、柯勒律治，以及散文家怀特、梭罗等，都有着自然科学的、生物学的或者生态学的知识背景；写出了经典生态文本《沙乡年鉴》的利奥波德，亦曾受过林业科学知识的系统训练。生态批评强调艺术想象与科学知识相结合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生态艺术作品有效地促成大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形成对生态意识的培养。
关于生态批评所依赖的生态中心主义存在很多争议。在有些生态批评家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超越人类中心、为自然代言的努力尽管包含着高尚甚至崇高的因素，但受制于人类语言、文化的限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作为环境、自然或者一个非人类动物来说话。如果人类不能谨慎地对待人类为自然代言的能力，那么人类很可能就会坠入堂吉诃德般的自以为是，甚至发展为生态法西斯主义。此外，也有生态批评家认为，生态中心主义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相悖，前者很容易以宏大叙事的面目对个人自由、私人生活造成侵犯。生态中心主义对这些指责也都做出了回击。对于前者，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不能因为“实然”意义上无法完全代自然立言，而放弃应然意义上的主观努力；对于后者，生态中心主义则认为，在人类自由直接导致生态危机的情况下，必须限制人类的某些自由。时至今日，这些讨论仍然在生态批评领域进行，而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甚至悖论，也考验着生态批评的理论活力。
二、“环境性”是文艺的深层特质
在生态批评看来，任何文艺作品都无法摆脱环境对它的影响，从体裁到文本、从文本的生成再到文本的接受等各层面、各环节，都包含着环境内容。文艺作品深受环境影响的这种特性，就是生态批评所认定的文艺的“环境性”。美国生态批评家布伊尔曾说：“一个文本个体，从生成到接受的任何阶段，都必须被看作包含着环境内容”；“既然存在之所在先于社会实践之内容，那么环境无意识就比‘政治无意识’更为深刻地嵌入一个文本。”生态批评认为除了在文本层面对自然、环境的直接描述或潜在暗示之外，文艺的环境性还表现在其他几种模式之中。
其一，修辞模式。修辞问题一直备受生态批评家关注，这是因为，恰当的话语修辞方式不仅意味着对语言再现能力的超越，实现审美潜能，而且也决定着内在生态思想的有效传达。如将地球称作“家园”、“救生船”就很能起到让人保护地球、维护自然的情感倾向。布伊尔认为，“一个以地方为基础的墨西哥裔美国农耕者社团用‘我们的血液’来隐喻水，比一个矿业公司反对他们这种对水权利的传统理解时所采用的论据更有说服力”。从总体上看，不论是倡导环境正义，还是主张物种和谐，生态批评家都倾向于认为环境修辞的正当性是建立在道德的，尤其是审美的而不是科学的基础之上。对修辞模式的关注使生态批评家得以跨越各种体裁，最大限度地扩大生态批评的对象。
其二，表演模式。在生态批评看来，环境修辞不仅是文本问题，也总含表演之意，并经常要求生动的表演行动，如法庭、会议室、礼堂等公共场所的辩论。他们相信，经由身体的现场表演，绿色言说会获得更好的成效。这种可感知的诚挚可以“加强话语与世界的联系”，会获得更为丰富的意义。生态批评家们也注意到一个更为现实、复杂的问题，有些弘扬生态观念的田园剧反倒有可能对现实环境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比如某地为推出一个田园剧，为建舞台征用一大片土地，这种做法就很有可能是对当地居民安置模式和经济的一种破坏。生态批评对文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这种认识，显然已经超出了文本的层面，进入更为现实、深刻的层面，发人深省。
其三，重建世界。生态批评认为，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能间接或直接地将环境、自然设定为作品主题的一部分，而且能够将阅读欣赏者带入文艺作品之中，仿佛作品本身就是读者生活的环境和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读者不再仅仅停留于对文本世界的认知和认同，而是以一种自然合奏的方式栖居在文本世界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生态批评所谈论的这种可以栖居的文本世界，实际上就是要求文艺作品在“可观”、“可想”之外，还能达到“可游”的境界，这恰恰也是中国传统文论所强调的理想艺术境界。在生态批评看来，能够“创造世界”的体裁并不限于诗歌和非虚构环境文学，已经流行半个世纪之久的科幻小说在这一方面更有潜力。科幻小说一方面通过融入尖端科技，为人们提供关于地球的反面乌托邦形象；另一方面则能够在更为开阔的行星层面反思地球上的“环境”问题。科幻小说往往利用在叙事上的这种优势重建世界，并唤起人们挽救世界、珍爱地球的强烈意愿。
自然山水实景演出正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文艺活动，这在中国尤其兴盛。以《印象刘三姐》、《风中少林》、《天门狐仙》、《夜泊秦淮》和《长恨歌》为代表的山水实景剧目与真实的自然山水有紧密的关系，具有突出的“环境性”。《印象刘三姐》剧照但这些实景剧目的环境性在内容上具有多重性甚至矛盾性。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说，这些实景剧将真实的自然山水构造为剧目的元素，从而使对艺术的观赏过程也同时成为与自然山水亲近的过程，而且这种亲近是一种无中介的直接交流，是一种真实生命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没入，其积极的生态意义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如果从演出活动需要的物质、技术等条件来看，这种演出形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对自然生态又有巨大而明显的破坏性。为搭建水上舞台而灌入水底的混凝土、打在岸边的木桩，为营造迷离堂皇的氛围而安置在林杪、山峰上的灯光声影设备等，无不对当地的自然山水以及飞鸟游鱼造成巨大的生态影响甚至破坏。但因受制于强烈的经济冲动，社会各界对此似乎还缺乏必要的反思。
三、自然是现成的“绿色文本”
生态批评有宽阔的文本视域。在他们看来，除了诗歌、小说和电影等人工制品之外，以物质形态存在的非人类自然也是一种绿色文本，而且是天造地设的现成品。不仅作家，而且读者，甚至批评家都应该走出狭小、封闭的书斋，到大自然中去。正如斯洛维克所强调的，人们“不仅要去接触文学，不仅要相互接触，还要接触大自然”。生态批评的这种自然文本观包含这样几个内容：
在生态批评看来，自然是一种文本，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凡是自然都已经经过了人类劳动或者意识的加工，都或多或少地是一种人工制品。在这里，生态批评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他们认为，对自然的任何发现和描述都将在人类的语言网络中进行。通过人类的意义之网，人类所谈论的任何自然都将包含着人类的主体意识。无论是城市绿地、郊区景观，还是人迹罕至的“荒野”，都是渗透着主体意识的自然，是一种包含着意义并围绕人类而存在的准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批评家布伊尔才主张将生态批评进一步推向环境批评，后者更能突出自然与人文相互交织和缠绕的状态。布伊尔认为，只有认识到并尊重这一点，人类才可能避免因对自然的过分偏执而落入另一种本质主义立场。这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为环境、作为自然、作为一个非人类动物来说话”。
生态批评认为，自然这样一种准文本具有积极的审美价值，它具有“全美”的特性，可以激发更为强烈的自然保护意识。美国生态批评家卡尔松认为，自然在本质上都是美的，具有积极的肯定价值。自然在总体上是优美的、精致的、统一的和有序的。有些批评家甚至认为，自然总是美的，自然从来就不丑。人们之所以在某些时候觉得某一自然物是丑的，那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恰当地欣赏这一自然物的视角和范畴。比如对泥炭沼泽或者蜣螂，人们大多会本能地因其形式而产生厌恶之情，觉得根本谈不上审美。但如果从生态学出发，考虑到泥炭沼泽对于候鸟迁徙的意义，蜣螂对草原粪便的净化作用，这些本来令人生厌的自然事物也会赢得人们的尊重，从而具有美的光辉。在生态批评看来，只要能够把自然事物置于恰当的视角，任何自然事物都将是美的。当然，这将需要人们在自然欣赏中“将科学知识置于一个最为密切、实际上也最为本质的位置”，如此就可以保证“欣赏是严肃的欣赏而非肤浅的欣赏”，也将激起人们对自然世界更为深沉的热爱和欢欣。
生态批评还认为，自然环境是构成人类地方意识的核心因素，后者也是文艺作品的重要表现对象。生态批评十分看重“地方”这样一个概念。他们认为，人类不仅是时间中的存在，更是空间中的存在。但只有当虚空的空间转变成一个“能够被见到、被听到、被闻到、被想象、被爱、被恨、被惧怕、被敬畏”的空间之后，它才能被称为“地方”。换句话说，地方就是与主体生存建立起意义关系的亲密空间，只有建立起这种关系，人类的生存才能具有实在性，带有诗意栖居的性质。而当地的自然环境就是帮助主体建立起地方意识和地方归属感的重要而恒定的因素。这也许正是人们在怀念家乡时，其情感指向总是离不开家乡的山水草木、飞鸟游鱼的重要原因。生态批评认为，地方也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其范围可以小到一张桌子、几株花草，也可以大到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甚至可以在宇宙的层次上将地方意识扩大到整个地球。在生态批评看来，随着世界的日益工业化、信息化、虚拟化，“地方”在人类生活中具有了越发重要的情感价值。因此，生态批评主张文学艺术在写作中应当树立起自觉的地方意识，为人类的地方认同和诗意栖居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那些能够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家，其作品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地方意识。甚至可以说，正是其中一草一木总关情的地方意识成就了这些作家。如贾平凹之于陕南山地、路遥之于陕北高原、陈忠实之于关中平原、张炜之于胶东半岛、莫言之于山东高密、迟子建之于东北黑土地、苏童之于江南水乡、王安忆之于上海小胡同等，他们的作品都让人在鲜明的地方意识中体味到深邃浑厚和绵延不息的生命意志。相反，那些钟情于机场、咖啡厅、宾馆、游乐场和歌舞厅等“非地方”的作品，往往只能获得一时的喧嚣，很快就趋于沉寂。这也许正说明了，在现代化程度日益加深，人们普遍被抛离原生地进入“脱域化”状态的情势下，对地方意识的描绘与弘扬正代表着文艺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本章关键词
女权主义（feminism）：又译为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美诸国，是西方国家妇女在政治权利、社会生活等领域追求性别平等的社会理论和政治运动。后来，西方女性将对性别平等的吁求引申到文学艺术领域，探讨女性遭受压迫的文化心理和话语模式。女权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构建男女平等的信念，反对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
双性同体（androgyny）：最早是生物学用语，是指同一生物个体身上同时具有成熟的雄性性器官和雌性性器官。后来该词被运用于人类心理，指同一个体同时具备明显的双性性格特征，如强悍与温柔、外向与内敛、活跃与安静等。再后来，该词被女性主义学者用来指称一种理想的文艺创作心态，其主张用双性同体的方式来消解片面的单性写作。
东方主义（orientalism）：又称东方学，是指西方对东方国家诸如印度、中国、埃及和伊朗等国家的社会、语言和文化所进行的分类、描述和界定。这种描述和界定并非一种客观知识，而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是西方国家力图对东方国家进行控制和统治的逻辑。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格林布拉特提出。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即主张重建文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新历史主义认为，这两者之间并非反映与被反映的认识关系，而是相互作用、彼此制约的实践关系。在对文艺的考察中，新历史主义着重考察文艺与权力、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注重挖掘被压制的边缘声音。
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一种以大自然及生态整体系统为主要写作对象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通过对自然的描写与赞颂，旨在唤起人们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诸种意识。
环境无意识（environment writing）：最早由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提出并使用，意指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一种无法割裂和拆除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更多时候是以无意识的方式存在于人类感知系统之中。
思考题
1.女性主义是如何评价男性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
2.什么是“双性同体”写作？
3.怎样理解女性主义提出的“空白”阅读？
4.对西方文艺作品中的东方形象，后殖民批评是如何认识的？
5.如何理解后殖民批评提出的“含混”叙事？
6.谈谈你对“对位阅读”这一主张的理解。
7.如何理解新历史主义的“历史也是一种诗学文本”这一命题？
8.如何理解文艺也是一种“社会能量”这一命题？
9.谈谈你对绿色写作范式的理解。
10.文艺作品的“环境性”包含哪几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