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
后殖民主义文艺观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征是：通过文学艺术批评，从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对西方殖民传统和帝国意识展开批判与解构，具有鲜明的政治和文化批判色彩，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学术良知和理论勇气。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萨义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等。这些人大多执教于英美大学，并拥有这些国家的国籍，但在民族身份上则都是亚裔。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主要理论代表作有萨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霍米·巴巴的、《叙事与民族》和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性批判》等。后殖民主义注重文本细读，尤其致力于对那些包含殖民地内容的西方作品进行重新阅读与评价，以便挖掘作品中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不平等的话语关系，从而对既往的文学经典进行重审，对帝国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进行抨击。但在对未来世界文化格局的设计上，后殖民批评并不主张一种彻底的反帝姿态，而是主张文化的重叠、融合与包容。这种主张也许正与后殖民批评理论家在民族身份上的多重性紧密相关。在具体的文艺观念上，后殖民批评强调文艺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性，尤其注重对文艺的意识形态解读，这促使他们在文学意象、文艺特征、叙事功能、文本特色和阅读方式等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一、“东方”：妖魔化的文学镜像
在文艺批评领域，后殖民主义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从西方文学名著中挖掘出一类具有原型意义的东方形象。这些形象存在于但丁、福楼拜、歌德、狄更斯、司各特、叶芝等人的作品之中，但长久以来一直被批评家所忽视。后殖民批评理论家借助于对东方形象的深入挖掘与分析，阐述了帝国文化的运行逻辑以及潜藏于叙述话语背后的深层规则，并揭示出东方形象实际上是西方人对东方的扭曲，是帝国欲望的镜像化显现。
后殖民主义批评认为，西方帝国文学在描述东方世界时或者寥寥数笔、漫不经心，或者将其奇观化、神秘化和妖魔化。对此，萨义德曾详细分析《名利场》、《简·爱》等知名小说，并总结说，这些小说在描写东方殖民地时总是一笔带过，“通常是为了移民、敛财、流放犯人之类的相对简单的目的”。另一位后殖民主义的女性学者斯皮瓦克也这样分析过《简·爱》：在作者笔下，那位被妖魔化的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土著伯莎，亦正是殖民帝国意识的产物。
在后殖民批评看来，帝国文艺之所以如此想象东方，是因为即便主张独立写作的作家在实际上亦不能摆脱帝国意识的影响，而帝国意识在本质上则是掠夺、占有和控制的强烈欲望，这就决定了帝国文艺对东方的想象必然基于自身的欲望，而如此生成的东方形象也就沦为帝国欲望的化身，成为一种背离地理东方的镜像化形象。萨义德进一步指出：“即使是某一时代最具想象力的作家，比如福楼拜、内瓦尔或司各特，都会受到他们对东方所能经历或是所能说的东西的限制。”。
后殖民主义进一步认为，这种欲望化、镜像化的东方形象不仅是对西方世界的一种情感满足，而且已参与到欧洲向外扩张与殖民的历史进程，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萨义德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学时常表明，它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欧洲在海外的扩张……支持、表现和巩固了帝国的实践。”而文学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通过类型化的叙事，使奇观化、妖魔化的东方形象深入人心；以“共同视角”互相交叉，综合造成了西方世界关于东方的一致观念和刻板印象。这样一种强大的精神气候，当然会推动西方世界打着解放、拯救或者替天行道的旗号对东方民族进行堂而皇之的殖民侵略。萨义德等人对西方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功能的揭示是深刻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诸领域的强权态势，仍在印证着其相关判断。
在国内，后殖民主义批评最早被运用到对张艺谋电影的分析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艺谋接连拍摄了《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秋菊打官司》等一系列电影。这些电影虽在国际电影节上屡捧桂冠，但在国内却遭到了尖锐的批评。国内许多学者正是从后殖民理论出发，认为张艺谋之所以得到西方人的喝彩，重要原因是：作品中奇幻、愚昧和神秘的东方形象，迎合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的刻板印象和文化偏见。这类评判也许失之偏颇，但以后殖民主义文化视野来看，又是不无道理的。
二、含混叙事：世界性的写作模式
在世界交往日益加强的后殖民语境中，后殖民主义着重思考的另一问题是文艺写作如何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牢笼。对于这一问题，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人都认为应当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超越出来，既不迷恋于高人一等的宗主国意识，也不沉沦于自卑压抑的殖民地情绪。对于这样一种“非此非彼”、“既此又彼”的写作态度和策略，霍米·巴巴称之为含混叙事。对于这种叙事方式和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了解。
首先，艺术家应该自觉地站到一种“离家”（unhomed）的立场上。这里所谓“离家”，在文化意义上是指：艺术家不应以某一特定的民族、文化身份为宗旨，而应移居到各民族和文化的交叉、重叠地带，以一种震荡于东方与西方、殖民地与被殖民地的流动视角进行写作。在霍米·巴巴看来，只有如此才能使作品超越狭隘的民族立场和对抗意识，避免使文艺继续破坏本已沟壑纵横的民族关系。霍米·巴巴将创作这种文艺作品的厚望更多地寄托在徘徊于不同国度的“流散者”身上。这些人游刃于两种甚至多种文化之间，因此拥有更宽阔和多元的视角。他们在参与文化创造时也最有可能兼顾各种文化和民族视点，超越简单的对抗模式。从国际化流动日趋增强的当下趋势来看，这种写作拥有乐观的前景。
其次，后殖民主义还从身份构成的延异性来确认混杂叙述的必然性。在霍米·巴巴看来，即便是那些自以为代民族立言的作家，也无法完成纯粹的民族寓言写作。这是因为，民族身份并不是一个先验、完成的东西，它的构成需要与一个“他者”进行区分与否定。霍米·巴巴认为，这种区分与否定实际上已经把“他者”引入自身，“否认总是一个反作用的过程；是对已经留下创伤标记的那个他性的一半认可”。这意味着，任何以民族艺术家自诩的人，其民族身份早已是混杂的、分裂的。因此，他的叙述话语也无法保持纯粹的民族形式，必然会走向一种含混状态。这种关于身份的认识，显然会对那种高高在上，自以为纯粹、崇高的帝国写作形成一种内部颠覆。
最后，后殖民主义还将含混叙述与言语表意的延宕性联系起来。在霍米·巴巴看来，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文本其意义不可能是自足的、完满的，这是因为，“文化的发布行为（言说地点）被书写的‘异延’所涂划……正是语言过程中的这种差异成为意义生成中的关键并确保意义永远不是简单的模仿，永远不是简单透亮的东西”。换句话说，文艺创作总是一个“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过程，但这不仅仅是指表意符号的匮乏和不足，更是指作为符号的文字往往流连于能指层面的游戏，而使作为能指的意义处于闪烁和滑动之中，并由此造成了叙述中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很显然，霍米·巴巴在这里借鉴了德里达关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理论，并将德里达的延异思想引入其中。
从精神实质上看，霍米·巴巴的这种含混叙事既是一种客观求实的学术分析，同时也是一种热情呼吁的价值倡导。其最终目的就是超越狭隘的种族或民族主义叙事方式和策略，进而代之以一种更为宽容的、包含差异的世界性写作模式。
对于后殖民主义提出来的这种含混叙事以及世界性写作立场，学术界存在着很大争议。在有些理论家如阿罕默德看来，这种叙事策略尽管打着关注底层、反对殖民的旗号，但在本质上却有利于帝国主义力量在世界上的进一步扩张。这是因为，当把所有的问题都转换为话语实践之后，也就取消了现实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一旦殖民地人民或第三世界人民力图用民族精神来叙述历史、凝聚国民的时候，就马上会被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视为本质主义行径而遭到批评。这样一来，这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尽管也能对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形成颠覆，但更会消解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人民反抗霸权的民族热情和现实行动。这也许正是霍米·巴巴等人一方面因其对后现代理论的熟练运用而备受第三世界学者追捧的同时，又因其理论所掩藏的犬儒主义精神而备受指责的原因。
三、对位阅读：破除帝国话语的坚冰
对于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应该如何阅读，后殖民批评提出一种很有创见的阅读方式，萨义德称之为“对位阅读”。尽管这种阅读方式是针对西方帝国时期的小说作品提出的，实质上却具有较强的普适性，既可以运用于非欧国家作品，也可以运用于其他类型的文艺。
所谓“对位阅读”，主要是指既要从叙述主导者的角度去阅读和审视，也要从被主导叙述所压制的从属话语和视角去阅读作品。也就是说，在阅读过程中，要注意发现文本的多重性，要用一种回溯性阅读的方式穿透文本的各个层面，要捕捉到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殖民帝国的指称物。对于帝国文艺来说，萨义德所说的对位阅读至少应考虑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对它的抵抗”。即在意识到作品所叙述的都市历史的同时，也意识到被支配话语压制并与支配话语携手合作的其他历史。萨义德认为，这种阅读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备受主流话语压制的边缘声音以及被排斥于文本之外的内容显现出来，从而实现意义的增值和多元；这种阅读可以“把这些著作中沉默无声的、在意识形态中被作为边缘的东西挖掘出来，加以伸张、强调，使它发出声音”。由此可见，对位阅读既是如何阅读的问题，也是阅读什么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颠覆精神和解构意图。
在后殖民主义看来，这种阅读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每一篇文字、每一部小说在内部话语构成上，都不是纯粹单一的声音，而是交叠着复杂的意识和多样的情绪。作为帝国文化一部分的小说和帝国主义本身是相互扶持和渗透的，对它们的阅读如果缺少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阅读其一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涉及另一个”。即便是小说的叙事结构本身，也关联着特定历史时代的思想观念和历史史实。因此，要想对小说及其他文本有更好的了解，就需要读者拥有更渊博的社会历史文化知识，同时能自如地变换阅读视角，更多地从被叙述者的角度切入，以便破除帝国话语的坚冰，为边缘话语和殖民地声音求得伸张的机会。
对于这种阅读可能导致的抽象化、教条化倾向，后殖民主义也有充分的自觉。他们强调：“任何阅读都不应试图过分一般化，以致使某一具体的文字、作者或情节失去其特性。”但遗憾的是，后殖民主义并未把这种结合的途径进一步阐释出来。
萨义德用对位阅读方法仔细分析过英国作家吉卜林的著名长篇小说《吉姆》。从表面上看，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白人男孩自由自在又充满刺激的青春生活。但萨义德认为，掩藏在这部小说背后的却是一种优越的宗主国意识。男孩吉姆之所以在印度生活得无忧无虑，畅行无阻，恰是因为作为白人的他在英属殖民地有着种种特权，体现的恰是英国与其殖民地印度之间的等级关系。小说中描写了一次印度人叛乱，作品将这次叛乱定性为丧心病狂，又以叛乱最终被清算作结。对此，萨义德通过对历史材料的考察进行了逆向阅读，认为这次事件实有其事，而叛乱的真正根源在于印度本土士兵对统治他们的英国军官极为不满，他们的叛乱是维护种族自尊的英勇行为。很显然，这种对位阅读的确可以深化、丰富对作品及其社会意义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