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1922-2007），出生于德国萨克森州的马里恩市，曾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图宾根大学。1950年，伊瑟尔获得博士学位后，伊瑟尔曾执教于图宾根大学、科隆大学、维尔茨堡大学等。1966年，康斯坦茨大学成立，伊瑟尔应邀成为该校的首批教员，并和姚斯一起创立康斯坦茨学派，与姚斯被并称为接受美学的“双子星座”。1978年开始，伊瑟尔在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担任客座教授，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讲学，所以伊瑟尔的理论学说在美国影响很大。伊瑟尔的主要著作有《文本的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阅读活动》、《怎样做理论》、《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等。
作为接受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伊瑟尔的研究重点与姚斯不同，正如伊瑟尔自己所总结的，接受美学包含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姚斯侧重接受研究，主要关注文学史上的读者阅读现象；而伊瑟尔本人则侧重效应研究，注重本文自身作为一种接受前提，具有发挥效应的潜能。“接受研究强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而效应研究则突出了本文分析的方法，只有把两种研究结合起来，接受美学才能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针对上述问题，伊瑟尔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学文本与召唤结构
1969年，伊瑟尔发表了《文本的召唤结构》一文，与姚斯的《挑战》一样引发了学界轰动，二者共同成为接受美学的奠基性著作。伊瑟尔区分了文本与作品，认为文学文本只有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才能真正转化成文学作品，文本的潜在意义由于读者的参与才得以实现。因此，对阅读的研究不能脱离文本研究，而是必须将阅读的可能性作为文本的内在结构机制来加以研究。而文本的内在结构是具有一系列特征的。
首先，文本具有结构上的“空白”，空白就是文本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伊瑟尔吸收了英加登的现象学理论，认为文学文本只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图式化纲要结构，这个结构在各个方向和层次上都有很多空白，即文本不曾明确写出来的部分，它们是已经写出的部分对读者所暗示或提示的东西。这些空白部分，是一种寻求缺失能被连接起来的无言邀请，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给予填补和充实。文本在人物的性格、对话、心理描写等方面都要留有空白，尤其在情节方面更应如此，这许多的空白是激发读者想象、吸引读者来实现文学作品的动力因素。“如果读者已被提供了全部故事，没给他留下什么事情可做，那么他的想象就一直进入不了这个领域，结果将是当一切都被现成地设置在我们面前时，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厌烦。”
其次，文本结构还有“空缺”和“否定性”。伊瑟尔认为，句子作为文本的基本层次单位，指向某个虚构世界的图景片段，而各图景片段间的不连贯形成了“空缺”，也就是说，空缺是由文本的语言结构造成的。对于空缺的填补与整合，伊瑟尔是通过“游移视点”予以说明的。伊瑟尔认为每一文本都存在着诸多视点，通常有叙述者视点、人物视点、情节视点、读者专设视点四种，各视点通过句子得到显示。随着阅读活动的展开和阅读时间的推进，读者的视点追随句子的叙述，游移转换于各视点，使得诸视点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文本的图景片段则由此不断展开、退后并成为新图景片段的背景。这些新图景与读者先前形成的图景视域连接、交织，从而整合出一个完整的文本图景系统。
关于文本结构的否定性，伊瑟尔是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给予说明的。内容方面的否定性是指文本内容可以否定和打破读者头脑中原有的政治、思想、伦理等意识规范；形式方面的否定性是指好的文本在唤起读者熟悉的视域的同时，总是继而否定它、打破它，而不是去证实它、实现它。否定性是文本的深层次的基本结构，是文学交流中的基本力量。
总之，文本的空白、空缺、否定性共同构成了唤起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否定旧视域、建立新视域的本文结构，伊瑟尔将其统称为“文本的召唤结构”。可以说，伊瑟尔所说的召唤结构，是文学文本最根本的结构特征，是读者参与意义解读活动的基本前提。
姚斯和伊瑟尔都强调了读者与文学之间的相依关系，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但是，读者的阅读经验是极具个体性的，很难给予普遍性的考察，所以，接受美学的理论模式可操作性差，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很难实行。接受美学派本身也缺少运用接受理论进行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实践的学术成果，至今仍较大程度地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次，难以广泛应用。另外，接受美学并不能如其所倡导的那样，观照文学的整体研究；它对读者地位的过分强调，也有矫枉过正之嫌。
二、隐含的读者与读者发现
文本召唤结构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交流关系，为了更为深入地揭示这种关系，伊瑟尔提出了文本“隐含的读者”概念。他强调，隐含的读者是一种本文结构，而绝不与任何真实的读者相同，“暗隐的读者包含着一部文学作品实现其效应所必需的一切规定。本文的规定取向并不是由某种外在的经验现实设制的，而是由本文自身设制的。暗隐的读者作为一种概念，深深地植根于本文的结构中……暗隐的读者概念设制了一个召唤反应的结构网，促使读者去把握本文”。伊瑟尔又说，隐含的读者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作为文本结构中的读者角色和作为结构活动的读者角色。作为文本结构中的读者，如上所述，即文本的某种特定结构设制；而作为结构活动的读者角色则意指这些结构设制的功能，即对真实读者来读本作品时所产生的张力结构的一种制约力。现实中的读者视野不可能与文本视野完全重合，二者一定会有分歧并因而形成交流过程中的张力对峙，这时候，作为文本结构的暗隐的读者就会发挥它的功能，吸引读者不由自主地进入文本结构，并对读者的想象力进行一定的规约和引导，引发读者再创造的能动性，这样一来，作为结构活动的隐含的读者的角色就实现了。隐含的读者的两个方面，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隐含的读者与真实的读者的这种交互关系并不意，味着隐含的读者代表着文本结构对文本意义的单一定向。因为，文本意义的实现有赖于读者经验为文本结构提供的参照系，读者不同，经验参照系不同，相互交流而生出的意义也就会有差别。而且“本文的结构允许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很明显，实现的过程总是选择性的。判断一种具体化，要根据读者角色所实现的本文结构中的其他潜在表现的背景。每一种实现，都代表着暗隐的读者的一种选择性的实现”。
很显然，在伊瑟尔这里，空白、空缺、否定性、隐含的读者都是处于同一系列但不断深化的概念。如果说空白是“点”、空缺和否定性是“线”，那么隐含的读者则是“网”了，它们是文本的独特设置，是凝固的结构，同时又是对读者主动的召唤和引导。伊瑟尔借助这些概念想阐明的是文学文本的交流性结构以及读者如何通过阅读与文本交流并实现意义。
伊瑟尔进而探讨了读者在阅读中参与文本以及生成意义的再创造过程，他概括这种再创造的实质是“发现”。即读者是以否定作为其出发点，去发现一部作品中不同于自己的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继而使读者能够发现现实社会流行的规范中及自己内在意识世界的缺陷。所以，“发现”可以说是审美愉悦的一种形式，它向读者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可能性：第一，使读者感到自由，即使是暂时地从规范他自己的东西中解放出来，逃离他自己现实社会生活的束缚；第二，积极地培养读者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认知能力，在阅读过程中产生自我意识的提高。
在《隐含的读者》中，伊瑟尔从读者“发现”的类型的角度考察了文学史，梳理了从班杨到贝克特的小说的发展演变，从中总结出“发现”内容的变化。17世纪末，读者们发现文本能够重新提供保证，使人们缓解由严格规范的宗教教义导致的苦恼；18世纪的小说力图使读者发现抽象的人性、道德、真实等事物；19世纪的作品要从中发现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20世纪的发现则导向对人类个性的质疑。从这样一部审美愉快的发现史中，伊瑟尔还体察到，小说越来越不满足于建构一个有头有尾、曲折自足的故事了，而是越来越多地运用空白、空缺和否定性，现代小说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因而也对现代读者的再创造和发现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在伊瑟尔的理论中，“隐含的读者”的两方面——文本结构与结构活动，是理解这个概念的难点，其实这两方面就是指文本的结构设置以及结构设置的功能，即对读者的召唤和引导功能，或者说引导读者与文本结构相交流的功能。另外有些人把“隐含的读者”等同于“理想的读者”，这是一种误解。所谓“理想的读者”，即那种能够全面深刻地理解作者的构思与设置，堪称作者知音的读者。伊瑟尔认为，这种读者是不存在的，除了作者能够成为自己作品的理想读者，他人对文本意图的完全实现是不可能的，如果存在这样的读者，也就是说读者视野与文本视野全面重合，那么读者和文本之间就没有了张力交流，也就取消了读者的地位和价值。另外姚斯还列举并分析了文论史上各理论家处于各种视角而建构的各种读者角色，比如“真实的读者”、“假设的读者”、“超级读者”、“精通的读者”、“意向的读者”等。同时强调，“隐含的读者”与他们统统不同，并非是指任何可能存在的读者类型，而是表征一部文学作品发挥其效果所必不可少的所有那些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