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远古战争史
48007800000002

第2章 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总论(1)

周王朝概述

我国西北泾、渭河间的邠(陕西彬县)、凤(陕西凤翔)地区,有一座岐山,山南有“东西横亘”、“肥美宽平”的周原。商小乙26年,邠地东北聚居的部族,在首领古公亶父率领下,从邠(幽)南移,迁于周原定居,并建立国家,国号为周。周原土壤肥沃,气侯适宜,加上周人勤劳勇敢,奋发有为,从古公,季历到姬昌(文王),国势日益强盛,逐渐战胜和征服邻境的部落与小国,占领密须(甘肃灵台县)、邘(河南沁阳县西北)和黎(山西长治黎城一带)。邘、黎的占领,威胁殷朝首都朝歌的安全。殷纣王没有重视周的兴起,却派出大军对东方徐淮一带进行长期的战争,因而,商的军事力量随着战争的延长大为削弱。

约于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东征伐纣。牧野一战,商朝覆亡。由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到八世纪,我国进至西周时代。周取得全国政权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阶级矛盾趋向缓和,社会出现繁荣兴旺的鼎盛时代。但随时间的推移,初期军政措施,逐渐落后于形势的发展。阶级矛盾上升,统治阶级针对现实情况虽然作了些革新,一度出现“宣王中兴“的短期复兴时期。但是改革并不彻底,又没有坚持贯彻始终,这就难免走向没落。西周300多年间,经历了鼎盛、衰退、中兴到没落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断发生战争,西周政权,最后覆没于犬戒入侵的“镐京之战”。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舍弃镐京,迁都洛邑,到公元前476年,我国历史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时代——春秋时期。平王东迁后,重建的东周政权,无论政治、军事和中央政权“王室”所控制的伊洛等地,都远远不能与“山川四塞,形胜甲于天下”的西周相比,形成王室衰微,无力控制诸侯国的局面。诸侯国间互相征战,盛行兼并,战争频繁。强国并弱国,大国并二等国和小国。兼并的结果,使周初一千八百国,到春秋时期仅剩一百五十余个诸侯国。存在的较大国有晋、楚、齐、秦、吴、越、鲁、卫、燕、曹、宋、郑、陈、蔡等十四国,以晋、楚、齐,秦、越最为强大,燕乃后起。鲁、卫、曹、宋、陈、蔡、郑属于待亡的二等国。进入战国时代,原来作为全国大宗和共主的“东周”,已不再是全国的最高政治领导,而沦为不受重视的小国。西周时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所替代。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小国也就随之消亡。

国内食采邑的贵族大夫,彼此之间也是互相兼并,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有的废黜国君,另立为自己政治服务的傀儡,或干脆取而代之。有的分裂国土,自立为君。齐的田氏、崔氏,鲁的三桓,晋的六卿都是这样互相兼并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废黜晋君,成为三个独立国。春秋时期的二等国和小国,也多数于这个时期被兼并。到了战国,晋分裂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和秦、楚、齐、燕形成七雄并峙的局面。七国的领士疆域、政治和军事实力虽然也不平衡,但基本上旗鼓相当。兼并战争,随之更加频繁剧烈,范围也更加扩大,被称为“战国时代”。

西周灭商的战争

周灭商朝战争,最关键的是牧野之战,其次是扫除商奴隶主叛乱的周公东征之战。

牧野之战大约发生于公元前1027年,即殷纣王三十三年。在这次战争中,周武王率军战胜了商纣王,从而结束了商朝的统治。中国社会进入了西周时期。

第一商朝的衰落

商汤击败夏朝最后一代君主夏桀,灭夏建立商朝后,共经历6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商王朝经历了由强盛至衰败的发展过程,自其第二十三位国王武丁死后,势力逐渐趋向衰落,在传位至第三十一位国王纣辛时,便走向了殷商王朝的末日。

据《史记》记载,殷纣王非但不是昏庸无能之辈,反而还是勇力过人,天赋聪颖、才思出众之人。他“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但他由于骄横暴虐,刚愎自用,挥霍无度,沉迷于酒色淫逸的生活;在政治上排斥忠良,妄杀贤士,重用奸臣;这就使一些有实力、有威望,有影响的诸侯臣属纷纷背离,殷统治集团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些都引起殷贵族上下的不满与愤慨,加速了商王朝的覆亡。因此,尽管在牧野之战时,尚有相当强的实力,仍然彻底败在周武王五万军队的手下。

第二周王朝的兴起

周本为渭水中游的一个古老部落,居住于今陕西中部的一些地区,依靠丰盛的水草,肥沃的土地、适宜的农业气候,以自己长于耕种的技术,逐渐发展起来。周在商武丁帝时期是商王朝的诸侯国,周从周文王姬昌起,在政治上出现一批精明干练,文武兼备的当权人物,如文王、武王、吕尚,周公旦等等。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诸侯已日渐依附于周,在经济上由于推行一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农业措施,国力日强,开始积极向外扩张。它打败了西北方的犬戎(居住在陕西凤翔地区),再伐密须(甘肃灵台)、邘(河南沁阳地区),又伐黎(山西黎城县)等地后,进而夺取了商王的宠臣崇侯虎的崇地(河南嵩县北),随之迁都于丰,(陕西长安县)。周扩地千里,声威大振。《史记》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周文王争夺天下共主的雄心和咄咄逼人的东进势头,震动了商王朝。然而,殷纣王并未从震动中清醒,以他为首的奴隶主统治集团,仍沉迷于“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的醉梦苑的生活之中。广大奴隶群众对商王朝早已恨之入骨。商王朝的统治已危在旦夕,摇摇欲坠。

第三牧野之战

周在文王时期虽已相当强盛,有众多诸侯归附,但鉴于有600多年统治根基的殷商王朝仍有强大势力,在他生前一直未敢进行夺取商朝政权的战略决战。周文王死后,其子姬发继承父位,号周武王,并把都城迁往镐(陕西长安县)。

周武王继位后,在姜尚和周公旦的辅佐之下,继续增强军事力量,广泛联络诸侯,更加积极地进行灭亡商王朝的战争准备。武王继位的第二年,即亲率大军东进,观兵于孟津(今河南孟津县),故史书称:“东观兵,至于盂津”。当时有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带兵前来相会,他们一致主张即刻向殷商王朝进攻。但周武王此次却没有发动进攻。

这次观兵,规模如此巨大,由镐京至盂津,长途跋涉,千里迢迢,且有那样众多的诸侯前来相会,这在古代交通不便,军队行动受到极大限制的条件下,可见周武王事前做了多么艰巨周密的准备工作。说众多诸侯“不期相会”或“不约而同”,并把这、次观兵行动说成是一次“侦察”的说法,按常识推断是不科学的。这可能是周武王第一次伐纣行动的夭折。之所以没有渡河进击的原因,或是征集力量的不足,或是渡河工具的缺乏被黄河滔滔大水所阻,或是周领导集团内部临近渡河之前,发生严重意见分歧。另外的原因还可能,由于殷朝方面担负军政重任的微子、箕子、比干,三大臣此时还健在,使武王感到无必胜把握,因而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不敢发动进攻。

周武王组织孟津观兵,虽未向殷发动进攻,但灭殷之势已如箭在弦上,终久必发。然而,这时商朝奴隶主阶级既未引起足够重视,更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由于统治集团变本加厉压榨人民,挥霍社会财富,更加激起广大奴隶的反抗,这就给周灭殷提供了更好的政治条件。周又经过近两年的准备,约到公元前1027年,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加之殷纣王杀王子比干,微子出走,箕子被囚以后,周武王找到了进攻的口实,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于是开始向殷发动进攻。周联合起微、、彭、濮、羌,庸、蜀、等部族,武王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沿渭水、黄河向东进发,十二月大会诸侯于盂津。全军渡过黄河后,即向殷商都城朝歌推进。二月癸亥,周军进至距朝歌约七十里的牧野附近时,与殷纣王的军队相遇。殷周两军战斗发生前的概略位置如下:

殷军:在牧野之东北;

周军:在牧野之西南;

周军区分为前后两军,后军(主力)由武王亲自指挥,前军由姜尚指挥。

公元前1027年二月甲子日凌晨,殷周两军于牧野附近展开战斗。周武王亲自指挥大军,“以大卒驰商纣师”,就是以戎车与虎贲甲士纣军冲击。这里地形较为平坦开阔,周军之戎车和虎贲甲士得以充分发挥战斗威力。而商军主力这时还远在东方与淮夷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商王只好将大批奴隶与抓来的东夷战俘临时武装起来应战。他们痛恨商王朝,心无斗志,在周军的冲击之下,纷纷倒戈,配合周军攻打商军,因而商军在周军的冲击之下,迅即崩溃。殷纣王见大势已去,返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身亡。周经过牧野决战,终于灭亡了有600多年统治根基之殷商政权。

此次战役中商军的人数,《史记·周本纪》中说有七十万,这很难置信,因为在殷商奴隶制时代,组织起七十万大军决非一朝一日之功。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商军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则当无疑。《诗经·大雅》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就生动地描述了商军众多的情景。商军所以一触即溃,是因为殷商政治腐败,刑罚残酷,广大奴隶群众极其痛恨殷商的残酷统治,所以在周军的攻击之下,纷纷倒戈,不战而降。

第四平定管蔡武庚之乱

牧野之战,周军虽一战而胜,但殷商之广大地区尚有强大的势力。殷商贵族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复辟殷商王朝。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后两年即去世。在周公旦辅佐下,其年幼之子成王诵继位。这时被封于原商都朝歌的纣王武庚,串通分封于邶,卫,鄘地区的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借机煽起叛乱。

《书·大诰》记载:武庚叛乱,声势很大,包括东方的徐、熊,奄、盈等较大之部族、国家。地区很广,大体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的一些地区。同时周本土内也出现骚乱。这对新生的周王朝政权,无疑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因此,周公旦一方面说服王族内部反对东征的势力,一方面昭布天下联络和调集诸侯的力量,亲自率兵东征。东征战争虽然与牧野之战相隔二十三年,但却应看作是周灭商战争的继续与发展。这场战争由于叛乱方面的政治、民族等复杂关系,没有形成统一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抵抗周军的战争,但仍经历三年之久,周公才平定东夷各国与部族,杀了武庚、管叔、把商朝残余势力的反叛镇压下去,使新生的周政权得以巩固。周朝的疆域也扩展到现今的河北、山东、安徽的一些地区。

周王朝为了巩固自己东征战争的胜利成果,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它把殷商遗民中的顽固势力强行迁往洛邑地区(在今洛阳东),筑成周城定居,并选拔周人编成军队,驻守于此,号称“成周八师”。另外,征集一部分被征服地区的人编成“殷八师”。成八师和殷八师两支军队,成为周代制服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东方各个部族的基本武装力量。

周朝的军政建设

第一政治上采取的重要措施

奴隶主贵族和土地国有制(或称王有制),构成了西周政权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就是这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写照。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各种等级的诸侯、卿大夫等大大小小的贵族,由于占有封地的不均,与发展快慢的差别,特别是各部族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使得整个周代兼并、掠夺战争此起彼伏,异常激烈。这些情况使周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必须采取得力措施,才能稳定周朝的政权。

牧野之战,周战胜殷,以偏居西方的小国,主持中原政权,对原来商朝统治的地区,特别是为数多、具有很强实力的殷商贵族遗民,如何妥善统治是个关乎周朝政权稳定的要害问题。周武王曾就此征求他的重要大臣太公(姜尚)、召公和周公的意见,三公逐一向武王陈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太公的建议是:爱其人者,兼屋上乌。憎(恨)其人者,恶其余胥。咸留厥敌,使靡有余,意思是主张实行斩尽杀绝殷商遗民,实行大规模屠杀的镇压政策。这样的政策,肯定会给新建立的周政权增加更多敌人,导致长期战争。

召公的建议是: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这一主张虽然比太公屠杀政策略为高明,可以争取部分殷人的合作,但是那些反对和不满意周政权的殷民及其他民族,必然会有“以暴易暴”的感觉,仍有可能引起种族战争。

周公的建议是:使各安其宅,田其田,无变新旧,唯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周公这个建议的办法是维持殷人原来存在的社会现状,以缓和殷族对周族的矛盾。这就是让殷人“各安其宅,田其田”,同时也不容许殷人的反抗捣乱,谁反抗就消灭谁。对于安分守己的臣民,则采取友善团结的政策,以争取最后使殷族完全臣服于周族。

武王姬发综合三公意见,以周公建议为基础,决定了施政的方针政策,以期无须再费大力就可以“垂拱而治”。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封纣子武庚为殷侯,继续殷祀,治理殷都旧地;令召公释箕子之囚,闳夭封比干之墓,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派出管叔、蔡叔和霍叔的三监,担任监视殷侯;命南宫适发钜桥粟,散鹿台财,以济贫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