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母亲河
47976700000015

第15章 记事(8)

带着醉意,我跳过一座石桥,沿着坚实的石级攀上一段陡峭的山崖,正往前走,忽听前方一声断喝:“别过来,那里有马蜂!”

声音是站在远处溪畔两个陌生的小伙子发出的,估计是两个先行者,可能刚从这里走过,遭到崖畔荆丛中马蜂的袭击。

我一听,先是一惊,便马上镇定下来,依然大步朝前走去。依我的经验,你越跑马蜂越追你咬你。记得儿时,一次在塘岸割柴,遇见一窝马蜂,我吓得丢下柴刀仓皇逃窜,谁知那马蜂也蜂拥追来,一只马蜂正好叮到我的眼泡上,即刻肿了起来,又痛又痒,那滋味难受无比。那时乡下缺医少药,等到第二天,我的一只眼睛肿得已不能睁开看东西了,幸亏我们本家一位婶婶,用她的奶水给我敷了几次才消肿。后来我父亲告诉我:以后遇到马蜂,你不要去攻击它,也不要害怕逃跑。你一逃跑,它以为你攻击它就拼命与你交锋。其实,马蜂施放了毒汁咬人,它自己也活不多长。我记住了父亲的话,遇到马蜂不惹它,也不逃跑,反倒相安无事。

果不其然,我依然大步朝前走,一只马蜂也没朝我飞来,走在我身后的国泰听到一声断喝后,慌忙转身逃窜。他这一跑不打紧,似乎惊醒了正在梦中的马蜂,它们倾巢而出,嗡嗡有声,直朝这位诗歌理论家追去,惊得他大声喊叫,还在崖下准备拾级而上的刘富道,一听见国泰惊慌的喊叫,也望蜂而逃……

当国泰惊慌逃窜,富道望蜂而逃时,我已和两陌生小伙子站在一起。他们是咸宁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进山时被马蜂袭击过,这会儿还有点后怕,迟迟不敢返回。我回头一望,见刚才倾巢而出的马蜂已陆续回营休息了,便对两个小伙子说:走,你们跟我来!

小伙子们听一说,这回便不再慌乱,沉着镇定,见有一两只充当哨兵的马蜂也不理睬它,便顺利地和我一起通过了马蜂区。

走下山崖,跳过石桥,一眼望去,只见国泰的额头已经红肿。富道朝我走了过来,笑呵可地说:“怎么,马蜂没给你一点厚爱?”

我没有笑,只是把头昂了一下说:“马蜂不咬我。”

同行的一位少女听我这么一说,朝我笑了,说道:“谢老师,别老板着面孔,你看,马蜂都不咬你。”

我没有回答她,只是朝她望了一眼,心里却在说:我也是一只蜂哩!

1994.10.4. 咸宁

我与《长江文艺》

1

说起《长江文艺》,和我还真是有缘。

记得1963年秋天,那一年我16岁,由一所乡村初级中学考入我们黄冈县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团风中学高中部。初入学的那几天,说实话还真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对什么都感到新奇新鲜。无论是校园里长长的宽阔的林阴大道、宽阔平坦铺满绿草的足球场、大小各异的篮球排球场,还是宽敞明亮的教室、各种仪器组成的物理化学实验室、藏书丰富陈列各种书报杂志的图书阅览室……

那个年代,我们的课余生活,除了打打球之外就是泡在图书阅览室里,有时星期天,我可以在那里泡上一整天。就是这座简易的图书阅览室里,我不仅读完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红岩》《创业史》等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也开始知道《人民文学》《诗刊》《萌芽》和《长江文艺》等文学刊物。那时,我最爱读的是《萌芽》和《长江文艺》,由于学校规定报纸杂志不准借阅,只能在图书阅览室里阅读,而报纸杂志只有一份,有时进图书阅览室找不到自己要看的杂志,我便和我的堂兄克健商量,我订《长江文艺》,他订《萌芽》,我的同学樊少波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我们定期相互交换。这样一来,由于有了自己的一份杂志,再读起来就不是浏览了,而是研读。那时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不少的文学作品,如碧野的散文《山高云深处》、王利滨的报告文学《一座柞油房的诞生》、洪洋的报告文学《姜区长》、吉学沛的短篇小说《这事发生在陈家庄》、苏群的短篇小说《连根树》、韦其麟的叙事长诗《凤凰歌》、田凯国的电影文学剧本《山水主人》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长江文艺》有一个专栏《青年文学之页》,每期刊物一到,我最先读的就是这个栏目里的作品,因为这个栏目的作品配有评论,易于研读。像孙樵声的《宋哈哈》、贺君佐的《半斤桐油》、李汝舟的《插秧雨》、易仕先的《长三伯》等。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至今还忆起当初读《青年文学之页》的情景,有些小说的情节,我至今还依稀记得。1965年9月,我已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了,读了发表在《长江文艺》8月号上发表的《长三伯》后,便有些激动,也有了写作的冲动。不久,写出作文时我便写了我们儿时“双抢”抢插秧抢占水田的故事,大约三千多字。说实话,那还算不上文学创作,只不过是个速写之类的东西。作文本交上去后,语文老师没有像以前那样评点我的作文,而是点名批评我好高骛远。也是,高考在即,首要的目标是要应付高考,得写议论文。那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自然有点好高骛远,但老师的批评并没有使我就此罢手。记得这时,我刚读到徐荣街的抒情长诗《接班人之歌》和管用和在《萌芽》上刚发表的《我们的志愿》,我又找来贺敬之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抒情长诗《雷锋之歌》和闻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思念北京》,一阵狂热的研读后,我写出了一首长达百余行的抒情长诗《毕业歌》,贸然寄给了当时在汉口解放公园路的《长江文艺》编辑部。

那是1966年2月,是我人生以来的第一次投稿。

自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2

真是山不转路转。

1982年,由于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我所服役的铁道兵部队,我转业到湖北省文联所办的《长江》文学丛刊,作了一名小说编辑,两年后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1986年7月,我进修回来,省作家协会已单独健制,时任省作协党组副书记的著名作家刘富道找到我,不等我开口,他说:“党组决定你去《长江文艺》,先作小说编辑吧!”

富道曾经是军人,我也曾经是军人。记得1979年春,我在《解放军文艺》帮助工作,富道的《眼镜》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来京领奖后到《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来,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是老兵,我是新兵,按部队的规矩,我恭恭敬敬向他敬了个军礼,不想如今又走到一块来了。见他这么一说,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从《长江》到《长江文艺》,我又看起了小说初稿,先前是看中篇小说稿,如今是看短篇小说初稿,可是看了三个多月的初稿竟找不到感觉,一篇小说初稿也未选中,直到这年10月,才选中了龚义成的短篇小说《陌上桑》送审。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在这年《长江文艺》12月号上。

我在《长江文艺》作小说编辑印象深刻的是几次小说改稿笔会。记得1987年元月,编辑部向全省二十多位致力于小说创作的青年作家发出了约稿信,请他们寄来自己满意的作品。编辑部在来稿的基础上经过挑选,然后约请他们参加改稿笔会。3月2日,来自大别山腹地的刘醒龙,来自鄂北山地的王琦,来自武汉电视台的叶大春,而成集团军来的则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就读的青年作家陈应松、野莽、周元镐、石川、张宇光、张法德、华姿和青年诗人董宏量率领的武钢工人作家群。这次笔会,编辑部只派了编辑部副主任刘益善和我参加。我们和作家们一个个交换审读意见,一篇篇谈修改方案,一遍不行再来一遍,有的作家干脆重新结构,另谋新章……短短十三天,作家们改出了一批旨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作品。譬如刘醒龙的短篇小说《河西》和《两河口》,以地域性和风俗文化见长,我力荐两篇小说一起发。后来,这两篇小说以《大别山之谜》为题发表在《长江文艺》1987年8月日月号上。就是在这次笔会上,我第一次认识刘醒龙,也开始关注他的小说创作。从1987年至1993年间,他在《长江文艺》发表的十多篇中短篇小说,绝大部分是经我手发出的。

此后几年间,我先后参加或主持了江陵、襄樊、新洲、黄州和天门笔会。记得1993年初,我收到青年女作家溪含的中篇小说《灵魂无助》。她在信中说,这部中篇小说已游历了两家杂志社,收到退稿后她不甘心,寄给我想听听意见。我一看稿子基础不错,就请她参加天门改稿笔会。谈修改意见时,我请责任编辑与她谈,她一听意见,不大接受。此时她在全国几家刊物上已发表过几部中篇小说,创作态势不错,听不进意见情有可谅。再说,作家的创作,也未必要听编辑的意见。于是,我约她谈谈她的小说创作历程。她谈起《灵魂无助》的创作动因、生活素材以及人物原形,力图从本我自我和超我几个层面展示人性的多侧面。我听后对这篇小说的生活素材进行了梳理,并就人物的生活环境和心理活动作了分析探讨。我说,文学作品要反映真实的生活,但不是生活的真实,也就是说不是展示生活,而是审视生活,这就涉及一个审美情感问题。后来,《灵魂无助》发表在《长江文艺》1993年6月日月号上。作品发表后,各方反映为错。

我在《长江文艺》最后处理的一篇稿子是青年作家文浪的中篇小说《浮生独白》。那大约是1993年12月或1994年1月,文浪打来电话,催问我读了《浮生独白》没有,答曰:“还未来得及读。”文浪在电话那端默不作声,沉默了一会儿,他说:“谢老师,我在寻找自己,请你看看《浮生独白》,成败与否,在此一举。”没等我再说点什么,他已入下电话。文浪的自信激起我的阅读兴趣。这天我将稿子带回家,二万六千字,我读得很慢,整整读了三个小时,掩稿沉思时我已没有睡意,当即提笔给这部中篇小说处女作写审读意见:

这是一部切近现实生活的小说。

岸的死亡,实际是一种精神的死亡。作者在作品中展现的客观现实对岸的扼杀,意在呼唤道德的重建。

笔力冷峻,叙述角度和结构故事也有特点,是我近期读到来稿中不错的一部中篇。

作者是位新人,似显示出作者潜在的创作力,值得注意。

拟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个月后,《浮生儿白》又回到了我的案头,我不无遗憾又痛苦地将稿件处理结果告诉了作者,并嘱他将稿速寄《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收获》或者新创刊的《大家》。文浪将《浮生独白》寄给了《大家》,不久,我就收到了文浪寄来刊有《浮生独白》的《大家》。

此后,我就离开了《长江文艺》。

3

我到《长江文艺》工作一年后,适逢机关党组织换届。我先是被选为《长江文艺》党支部书记,不久又被选为作协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而我的实际职务是编务秘书,负责编辑部的编辑出版发行、行政和财务管理。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忙的一段日子,机关的党务工作要作,开会学习,党员思想教育,还有违纪党员的调查处理,而编务工作更需忠于职守。那时,编辑部实行一、三、五坐班,其他时间实行轮流值班。我就没有福气享受这个待遇了,必须每天上班。

记得1989年春,编辑部为纪念《长江文艺》创刊40周年,决定出版一期纪念专号,举办一个创刊40周年以来的期刊展览,开一个纪念大会。这三件事够我忙乎一阵子。纪念专号要刊登自《长江文艺》创刊以来在这里工作三年以上而后调离和离退休的同志们的照片。四十年了,有的同志调离多年,难觅新址;有的同志,如李季、俞林,人已作古,须与家人联系;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这些同志的照片。举办40年来出版的《长江文艺》期刊展,编辑部没有完整的资料,作家协会的图书资料室里“文化大革命”前的资料也不全,我便到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找,缺一期找一期,找到一期就复印一期,但在两所大学图书馆里都没有找到创刊号。后来,有人建议我去省图书馆里找,果然不错,创刊号找到了,但年代已久,刊物纸质也差,图书馆有关同志不同意复印。我们有点急了,好说歹说,甚至同意多付一点费用才复印了这本创刊号。期刊展览室办完后,我又组织将40年出版的期刊装订成合订本,这样一来,《长江文艺》便有了一套自创刊以来完整的资料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原定于6月举行的纪念活动,只好推迟到7月举行。不久,我被任命为《长江文艺》副主编。

当时编辑部有三位副主编,实行轮流执编,每人执行编辑四期。我第一次主持编辑《长江文艺》是1990年第5期。首先我在版式上作了点变动,将原来扉页的目录推至后页,扉页空白,将办刊宗旨概括为:“展示时代风貌,弘扬民族文化,注重新颖别致,力求丰富多彩”,鲜明标在扉页上,然后又以两页编发目录,将目录排得疏朗醒目,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同时不惜版面推新人推新作。这一期头条推出青年作家陈应松的中篇小说《龙巢》,同时以两个页码推出《唐跃生抒情诗选》,以三个页码推出诗人张雅歌的抒情长诗《秋雨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