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对为什么盛清的繁荣未曾引向工业革命的辩论中产生了“勤劳革命”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基于劳动密集，合理使用以土地为主的自然资源的经济模式，与资本、机器和能源密集的发展相左。两者或许都有赖于市场，但前者因与“资本和权力无止境积累”的资本主义逻辑相悖，而有可能被发掘出新的意义。●365◆认为在漫长的16世纪东亚成就了一场勤劳革命的看法是从挑战马尔萨斯人口论开始的。杉原薰等认为由市场配置中有质量的劳动和合理的分工所体现的富足人力资本，是相对于工业和金融资本集中的一个优势。●366◆彭慕兰等指出这个优势可以部分解释欧洲赶超亚洲之前中国的增长，以及最初和后续的“东亚奇迹”。精耕细作的农业之外，在扬子下游和中国东部的广大地区，经济和收入的长期支柱正是机动、节能、劳力便宜的农村小型工业和手工业，如丝绸出口、轻纺编织、竹制工艺品、陶瓷和食品加工等等。面对18世纪以来的人口压力，中国通过高度专业化和细密分工实现了斯密式走向繁荣的“自然”之路。●367◆考虑到各种生态条件和充裕的劳动供给，集约使用现有的低价资源而不追求资本密集和机器替代，是理性的选择。●368◆
既然如此，就生产力而言，“勤劳革命”自然无法与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勤劳”一词本身即提示了依赖人力的极大限制，在词义上构成对“革命”的挑战。另外，这个概念躲开了重要的生产率问题，也掩盖了其它一些问题，如中国经济主要依赖煤能源而造成的环境破坏，很难说是节能型的。●369◆就生产关系而言，与小生产相联系的宗族束缚、等级依附、狭隘闭塞的社会秩序等更是无可留恋。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幻觉里，才会出现用提升过去来合理化现在的需要。比较经济史对往昔的任何正面观察都不能成为对今天的论证或辩护。那么，为什么要讨论勤劳革命呢？它的真正意义或现实启示，针对着90年代以来发展主义的迷思：也许“发展”不见得总是好事情？财富不能是衡量美好生活的尺度？资本主义范式已因过度积累和过度消费而达到极限？
回到这一节开始提出的问题，或可谨慎得出一反一正两个简短结论：在经验层面，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尚未出现的历史资料和证据，足以彻底驳倒一切简单化的“亚细亚”偏见——中国和“东方”的社会经济史丰富展示了它们演进、变革、反思、创新的轨迹，也充分见证了它们工业的或非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或别样的发展潜能。但概念层面，由于工业资本主义仍然是现代世界及其历史知识的支点，马克思以资本主义运动为重心的全球视野保持着根本性的理论前瞻。只要资本主义的时代制约条件继续其自身的再生产，他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就没有过时，也无从逃避。
（三）马克思主义与自觉的历史意识
以上对定位中国探讨的粗略梳理，启发我们站在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作如下一些考虑：1）首先，历史学家诚然要为欧洲的兴起确定时间坐标，并给出内因的解释；但不能忘记的一个常识，是西方现代文明吸取了众多非西方文化的成就。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因此，无论受马克思主义还是其它认知传统影响的所谓欧洲人历史上更理性、更进步、更有主体担当等西方中心主义的说法，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是“对历史的盗窃”。●370◆
但资本主义文明的多重起源和多样发展，从而东西方本质对立的谬误还不是问题的核心。更重要的是殖民扩张在资本主义生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力跃进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其帝国主义政策对殖民地的依赖。如前述，近代欧洲大国的经济政治和金融霸权是其战争经济，即为武器及其它军事供给所需的内外资源动员的结果。大规模的海外扩张因此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必要途径，把新大陆棉花、蔗糖、矿山的奴隶劳动、非洲的奴隶贩卖、印度-中国-阿拉伯世界的市场、和大洋上的欧洲商船战舰联为一体。弗兰克讲述的贸易大三角的故事，正是关于欧洲如何摄取美洲白银用于换取“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而殖民地为了平衡债务又怎样成为剥削和暴力的牺牲品。●371◆这类贯穿全球的交易和武力网络，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军工模式”。在亚洲，19世纪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渗透和入侵，包括鸦片战争，最终掏空了中国的白银储备，并加速了江南的非工业化，引发中印两国纺织业等生产者的破产。印度陷入棉花出口，并承担对中国的鸦片供给以换取英国的机器制造品。肮脏的鸦片贸易是帝国的血脉，提供当时英国政府收入七分之一的来源。针对两次鸦片战争及殖民政府对印度1857年反抗的镇压，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文明的深刻伪善和本质上的野蛮在我们眼前暴露无遗，它在殖民地脱掉了在本国穿着的外衣，赤裸裸地表现出来”。●372◆
至于究竟海外殖民，包括市场开拓、原料摄取和奴隶劳动对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做出了多少贡献，可能是个无确定结果、也不会改变事情本质的问题。即便量化统计可能证明这些贡献小于内部因素（如英国的煤矿资源，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过渡，等等），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质，其起源和生存都长期依赖外部冒险的历史事实，也依然不可否认。●373◆并且，这不仅是历史，还是现实：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的超额利润，华尔街对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操纵，长期无解的南北分化，控制能源和维持霸权的战争，不一而足。彭幕兰更补充了生态的角度：英国乔治时代前后，三分之一的英伦三岛人口移民到美洲等地，同时促进了土地密集的棉花生产外移。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英国的人口和资源压力。如此“生态缓解”催化出一种特殊的贸易类型：一方面是欧洲迅猛增长的制造工业出口，而另一方面是其它地方几乎无限的对欧原材料和货币金属供应。●374◆大洋彼岸遥远的土地、矿藏和劳动成为帝国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对比之下，那些不可能有类似生态替代条件的后发国家，只能从内部寻求缓解压力的办法，形成重大的发展劣势。凡此种种，都说明轻视或抹煞资本主义扩张的国际维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更是对历史本身的歪曲。
说到底，欧洲的特权帮助西方领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然而那些特权本身却有赖于剥削欧洲之外的纵深资源。例如，对全球市场的金融化控制使欧洲占有“争夺其它各类资源的决定性的优势”。●375◆结论是直截了当的：首先，任何残存的关于历史资本主义道德优越或理性张扬的宣传都不能成立。其次，既然西方借助了非西方“巨人的肩膀”而崛起，那么“更加整体性的关于世界经济制度的眼界和理论”就的确是必须的。●376◆再次，后发民族的经验因此是现代世界史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卷入的国家，无论是革命现代还是殖民现代的轨迹，马克思主义语言中的世界历史，内在于一切时代制约条件中的民族或地区政治经济实体。这部历史把欧洲资本主义与非欧洲的各种社会形态（后者未必都是“前资本主义”的），从而西方起源的“世界史”与非西方各地的“史前史”联结起来。无须在时间断代上前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开端；需要改变或在思想上“去殖民”的只是史学及社会科学中将东西对立分割的思维和叙述习惯。
2）另一个被遗忘的常识是资本主义有阻碍发展的一面。世界史上并非只有资产阶级的高歌猛进，也充满了资本主义失败的记录。特别是，更准确地说，资本主义的逻辑正是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霸权和榨取，致使后者不能发展或者发展缓慢、结构畸形。资本主义与经济增长在历史上不存在肯定的正相关关系，反而往往与不发达相关。从全球的角度，可以看到东亚战后的经济起飞不是常例，而是特例。发展型国家的主导作用之外，东亚的成功依靠的是一系列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政治条件，包括美国为冷战目的而向其亚洲盟友提供援助和开放市场。既然东亚模式不曾改变世界体系的基本格局，那么早期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平等交换和依附理论的一些基本观察，就仍然是有效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与不发达”的逻辑了然于心。向西方学习的梦想被帝国主义打破了，才有走俄国人路的结论。人民的新中国能够实现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正是因为她历经深远的变革而摆脱了这个逻辑，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上，尽管明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张受到机械“阶段论”的影响，“为什么中国失败”的问题却由之被成功转换为一个有政治意义的反事实假说，即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扰，中国能够“自然”地发展，包括产生资本主义。然而20世纪中国革命党和知识界的一个共同认识，是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自身的民族资本主义，自由的也好，集权的也罢。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反动政权剥夺了中国走上其中任何一条道路的机会，只剩下革命一途去解决当时深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没有说错：是帝国主义的干涉断送了中国的自然发展。这个判断同时亦是反帝反封和民族解放的政治宣言。
柯文著名的“中国中心论”反其道而行之，试图从中国背景中的中国问题出发，并“在双重意义上定义中国问题：即这些问题不但来自中国人在中国的经验，而且衡量它们历史重要性的标准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377◆这个方法的问题很明显，即不应该也不可能把中国从其时代制约中分离出来，孤立地进行研究。但更要紧的，是违反其本意，它还在逻辑上放弃了追索帝国主义罪行的责任。这里有必要把基本的历史顺序或因果关系理清楚：不是落后引发殖民主义，也不是革命造成不发达。事实上，世界史中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革命都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成功的地方，而是发生在它失败的地方。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不是通向现代和发展的注定道路或唯一形式。尤其在第三世界，资本主义与不发达之间的正相关才是常态。至于各种中心论的争执，注重内生因素和内在化了的外部条件（外因也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不能以轻视历史、国际和时代制约为代价。两者的辩证平衡是方法论的基本要求。
3)在欧洲中心主义的长期阴影下，需要思考如何就定位中国提出有现实意义的真问题。如果欧式工业资本主义为现代性所必需的成见能被理性地推倒，如果不同历史境况中的人民被不同的社会成就所激励，如果无论中国的人文理想还是经济的路径依赖在西方主宰之前都是另类的指向，那么世界史的谱系采用欧洲发展的时序有什么理由？诘问中国为什么失败又是否公平？设若不同国家/共同体的发展未必有一致的目标，或者对“现代”有不同的理解和想象，那么历史的比较判断所要依据的普遍标准又在哪里？对非西方社会做出客观书写和分类的努力，是否会最终导致韦伯式比较工程的整体倒塌？至少，旧的问题意识无力面对“为什么欧洲成功”这个貌似单纯提问背后的血泪史。进而言之，如果社会主义（或者《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难道更值得追问的不是谁领先了社会主义的实验吗？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历史共产主义，从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到大众参与的进步社会运动，这些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同联系的理想和实践，都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元素，也从反面使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轨迹能够得到恰当的理解。也许这样反问会听着刺耳，那不过是因为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的溃败出局；也因为今天幻想破灭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只能用自欺欺人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必要前提的教条来安慰自己。
当然，“为什么欧洲成功”应该也能够以完全正当的方式提出，追问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和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大量研究反复证明，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系列独特而不可重复的社会经济、地理生态、政治文化等历史条件合成的结果。这一结果同时催生世界历史的时代制约，使任何亦步亦趋的路径不复可能。因而在别的时空里，可能出现的是不平衡与结合、挤压、跳跃式的发展。欧洲的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里优势从一国转移到他国，从中心转移到边缘的长时段总体态势的一例。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这种转换既见于西方的崛起，也解释东方的复兴。
如果争议到此为止，它对被工业资本主义（在概念上须与非工业的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相区别）历史必然性假设所支撑的、欧洲中心的“普遍主义”并不造成挑战。那么，是否只有全面否定“总体负面”的欧洲道路才是有效的批判？按沃勒斯坦的说法，“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和其它地区没有走向资本主义”不但不是遗憾，反而是运气；因为这些地方由此而获得了“对毒害更强的免疫力”。●378◆考虑到资本主义与军事霸权的相互依存及其贫富分化、社会破坏恶性循环等后果，这是个有道义和理论深度的立场。但是这一立场也忽视了以发展欠缺、独裁政权和殖民冲突等为表现的失败的资本主义对当地人民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