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借鉴西方的制度。与此相应，中国的大学不仅要兴办应用技术学科，也应该兴办社会科学学科。张之洞《劝学篇下·设学第三》即提出：“其学堂之法，凡有六要……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213◆强调“政尤急于艺”，是张之洞的卓识。但他所谓的“政”所包含的内容，也基本上是实用的社会科学。对着力于探求真理、培养国民素质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艺术等），则还没有提及。
梁启超在1896年写给张之洞的《上南皮张尚书书》中，乃明确批评洋务运
动时期办学重专业技能，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靡闻焉。”；“窃惟西国学校，种类非一，条理极繁，而惟政治学院一门，于中国为最可行，而于今日为最有用。其为学也，以公理（人与人相处所用谓之公理）公法（国与国相交所用谓之公法，实亦公理也）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胸中”。●214◆
1897年，梁启超在写给杭州知府林启的《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
提倡实学书》中，又强调培养政治学人才的重要性：“启超谓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即不尔，而借材异地，用客卿而操纵之，无所不可也。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215◆
梁启超1902年写的〈教育政策私议〉中更明确指出：“至十九世纪以后，
巨眼之政治家始确认教育之本旨，在养成国民。”●216◆
众所周知，梁启超是近代思想史上变化最快、变化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总是在不断更新。他关于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思想的发展变化，是当时中国人对教育特别是大学的性质的认识发展变化的一个典型代表。由重视“技艺”，到强调“政学”，再到注重“养成国民”，标志着国人对现代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认识日渐深入。
但中国实用主义的教育文化传统极为深厚，它会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形式，顽强地将中国大学发展的进程扭转到与它相吻合的轨道上来。在这个问题上，严复思想的变化具有一定典型意义。他在1895年写的《原强》中指出：“西方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217◆这里还体现出比较高远宏阔的教育思想。但到后来，随着他的政治态度趋向保守，他的教育思想也发生转变，趋向实用主义。他在1902年写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认为：“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故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218◆这种看法与梁启超几乎于同时发表的看法就大相径庭。
广义的“科学”指对自然、社会内在规律的探索，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学等多个方面，与注重实用的“工程技术”不同。狭义的科学指自然科学。狭义的“科学”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学的关系，可能比它与工程技术的关系还要近，因此西方多把人文、艺术与科学放在一起，而将工程技术另列。
中国自古以来倡导实用主义，而不注重对客观世界内在规律的观察、实验与归纳。简单地说，就是重视技术，而忽视科学。因此应用技术比较发达，而科学落后。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中国人也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严复强调重视科学，培养科学精神，一般来讲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他既然将研究“自由、平等、民权”等方面学说的“政论”排除在他“科学”之外，则他所讲的“科学”，实际上主要是指实用的工程技术。他的这一说法，与中国近代以来对“科学”的重大误解相关，或者说，作为近代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和近代中国文化的奠基者之一，严复对“科学”的这一误解，是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对“科学”产生误解的源头之一。
中国人近代引进“科学”这一概念后，把“科学”与“工程技术”混为一谈，把“工程技术”误当作“科学”，以为重视“工程技术”就是重视“科学”，以中国古代技术的成就来证明中国古代重视科学，认为现在重视技术就是重视科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最大的误读之一。这一文化误读的文化基础，就是中国人向来重视实用技术而不重视对客观世界内在规律的探求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因此它可以说是中国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在当代环境下的变种。
当然，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还与特定的现实社会环境有关。中国近代以来现实社会环境的突出特征，就是政治上继续维持集权专制。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学在内的整个科学，往往会开启民智，引导民众思考，因此与政治上的集权专制是天然对立的。集权专制统治者因此对科学本能上是敌视的。工程技术则不一样，它对集权专制政治没有什么威胁，相反，集权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须发展经济增加财富，工程技术在这方面可以为其所利用。因此集权专制统治者对工程技术往往还是重视的。他们也乐得偷梁换柱，将工程技术说成是科学，以掩盖自己不重视科学甚至敌视科学、压制科学的事实。
错将工程技术当作科学，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即实际上只注重实用技术，而不重视科学。把科学和工程技术混为一谈，认为重视工程技术，就是重视科学，重视工程技术的表面现象就掩盖了不重视科学的真相。正因为不重视科学，不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学等长期受到忽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受到严重制约，即使是工程技术本身，也因为缺乏科学基础而发育不良，不可能产生重大创新。
我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烦辞费，是因为它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文化密切相关。大学的宗旨之一就是探索真理，研究科学。准确地理解科学的含义，就能准确把握大学的性质。中国近代以来对科学的误解，导致对大学性质的理解出现严重偏差。从政府、社会到大学本身，始终没有真正确立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探索真理、研究科学的理念，对大学性质的理解，实际上一直停留在培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上，延续了中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文化传统。中国的教育文化传统，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是一致的，即历来信奉实用主义，对此陈寅恪先生曾作过精辟分析：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用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大，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之积习未改之故。”●219◆
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及大学文化观念的根本转变，发生于蔡元培先生提出全新的教育思想。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系统阐述他的教育理念，凝聚了他对教育问题的长期思考，也融汇了在德国留学考察教育数年的心得。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对教育很关注，讨论也很多，但都不过是讨论一些操作层面的东西，对“教育方针”即基本的教育理念却几乎未予探讨，这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有两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他认为，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军国民教育”、以“人民生计”即发展经济和谋生为宗旨的“实利主义之教育”、以加强公民道德为宗旨、传播“自由、平等、亲爱”的“公民道德教育”，都是“隶属于政治的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之教育”则属于“超轶政治之教育”。在蔡元培先生看来，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和“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但在他的心目中，“世界观的教育”和“美感教育”无疑是更高层次的教育，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所谓“世界观教育”，主要就是培养人们探索世界奥秘和真理的意识、兴趣和能力的教育；所谓“美感教育”，主要就是培养完善人格健康心智的教育。●220◆。
蔡元培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教育决不仅仅是培养实用技能，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感”的教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先生在这里指出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轶乎政治”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摆脱政治的控制，这可以说抓住了中国教育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前所述，中国教育历来隶属于政治，这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也是中国教育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给“大学之性质”作了明确界定：大学不是培养“学成”即可“任事”的专门人才的场所，抱有此种目的的人应该去上各种“专门学校”；大学也不是培养官僚的地方，因此师生均不能抱“做官发财思想”。他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21◆中国人向来崇尚实用主义，学习知识、探索真理、追求信仰的意识非常淡漠。读书就是为了谋职生存，为了做官发财，“学而优则仕”，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乃是天经地义的教条。因此千万不要小看蔡元培先生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它们实际上颠覆了中国千年高等教育的传统，标志着中国人对大学的认识的一个根本突破。
遗憾的是，自蔡元培先生说这番话起，又是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社会广大民众，包括主管教育的官员，甚至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又有几个人不把大学当成培养“学成”即可“任事”的专门人才的场所？又有几个人不是为了谋职生存、做官发财，而是为了“研究高深学问”而进大学？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蔡元培先生当日洞悉中国教育文化之痼疾，切中中国高等教育之要害，也更能感受到中国教育文化传统是何等的积重难返。
1918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他进一步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因此必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1919年3月《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又提出，“对于学说”，应“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再一次更明确地表达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想。●222◆至此，蔡元培先生已经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新型中国大学文化理念：独立自主，追求科学，自由教学研究，注重人的培养等等。蔡元培先生不愧为近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教育思想家，中国近代以来大学校长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