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
一
何谓现代主义？——尽管络绎不绝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各种阐释仍然没有一个尽头。这首先表明了西方文化对于现代主义的久久震惊。现代主义放肆地践踏传统，亵渎经典和大师，并且企图在文化废墟之上重铸一批面目怪异的语言产品。迄今为止，还是有许多人回不过神来：这一只横冲直撞的怪物从哪里跑出来？现代主义起源于什么时候？1880年，1910年，1915年，抑或是1900年？●13◆现代主义的内涵是什么？这种文化类型具有哪些特征？现代主义运动分解为几条线索，如何与现代社会互动？另外，现代主义结束了吗？现代主义是被大众抛弃了，还是意外地成为自己所鄙视的经典？显然，这一批问题极为复杂，视域的转换或者历史资料的积累将不断地修正既有的结论，甚至派生出另一些意想不到的线索。
显然，这一批问题的考察必须指向西方文化，指向现代主义的起源。尽管追根溯源通常被视为阐释现状的依据，但是，人们没有理由放弃另一个向度的考察——指向现代主义的发展，即现代主义的迁徙、移植以及异地繁衍。如果抛弃“起源幻觉”而将现代主义视为一粒文化种子，那么，那些漂洋过海的文学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现代主义如何投入欧洲之外的大陆，并且在异国他乡生长为另一种似曾相识的文化植物？
首先必须肯定，现代主义擅长国际性的文化社交。相当一部分文学的概念术语仅仅存活于本土文化而无法与异质话语通约。例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道”、“气”、“神韵”、“风骨”等范畴很难介入西方文化，与史诗、悲剧、浪漫主义或者结构主义相提并论。相反，“现代主义”似乎扮演了全球公民的角色。不长的时间内，它的理论之旅遍布不同的大陆，缔造出各种版本的现代主义文学。通常，理论之旅的终点可以看到某种奇异的化合。现代主义带有独特的文化基因——美学风格，主题，语言形式，文学和艺术观念，文化代码，如此等等。如何投入另一个文化圈，组织一批迥异的生活经验，成功地在文学领域注册，异国他乡的异质话语对于现代主义的接纳必须履行种种复杂的文化交接。因此，现代主义的顺利登陆和栖身通常表明，这个陌生的概念收到了访问邀请，并且赢得了异质文化的认可。历史曾经出现这种时刻：临近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各种传统景象开始了大规模的替换，沿袭已久的意识形态丧失了阐释的功效，僵化的社会话语体系面临彻底的清理。这种清理的往往造成了话语内部某些轴心部位的空缺，迫切征集一批新的重型概念再度承担阐释的使命。这常常可以解释现代主义乘虚而入的根本原因，尽管文学史提供的是种种不无偶然的形式和机遇。现代主义的登堂入室——而不是被拒之门外——表明，这个概念找到了与异质话语彼此衔接的理论交汇口。当然，穿过这个理论交汇口犹如穿过海关，欧洲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被扣压下来，至少被暂时冻结；同时，另一些因素赢得了特殊的重视，甚至放大和扩张。现代主义如何抵达中国的文化版图？以上的描述标出了简要的理论线路。
然而，这种描述可能引起重大的异议，尤其是在后殖民理论如此盛行的今天。许多人愿意指出一个重要的疏忽：欧洲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文化扩张主义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消失在理论视域之外？拥戴现代主义的激情悄悄解除了人们对于文化霸权的抗拒。如今，批评家已经发现，现代主义驳杂的形式实验隐含帝国主义对于当地人抗争的恐惧；现代主义充斥了法西斯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以及有色人种诽谤者；现代主义时常尾随经济掠夺的通道进入当地，美学上的“异国情调”成为掩盖侵略的烟雾弹；现代主义暗中挪用了“中国”的文化材料，但“中国”仅仅是想象的投射，并且被处理为片段的存在；总之，“许多中国作家将西方现代主义等同为现代性的符号和解除中国传统文化合法性的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受虐性的自制行为。”对于现代主义包含的帝国主义结构无知和盲目，抽空了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察觉不到这个概念在权力结构之中位置和男性至上主义的假设，人们可能陷入西方文化的圈套。这是不可遗忘的历史教训：无所顾忌地援引西方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启蒙可能不知不觉地变质——“启蒙在很大程度上被符号化为反封建和拥护西方的代名词……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批判封建主义和推进西化的紧迫性远远地超过了反抗和批判殖民统治的迫切需要”。●14◆
对于那些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化崇拜者，如此观点不啻于当头棒喝。后殖民理论恢复了“民族”范畴的衡量功效，开始犀利地分析隐藏于全球文化交往内部的压迫关系——分析那些脉脉含情的文化使者如何居心叵测，分析貌似开放的世界文化舞台如何屈从于不平等结构。然而，如同批评史屡屡显示的那样，犀利与盲视时常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民族”被视为评价文化交往的唯一范畴，那么，民族文化之间仅仅剩下了充满敌意的交锋：一切不同民族的文化交往均被敲上殖民或者被殖民的烙印，任何文化差异无不以压迫与对抗告终。这即是文化造就的全部关系吗？我宁可认为，这是一幅令人沮丧的、同时不太真实的图景。即使帝国主义曾经如此普遍地插手文化交往——即使如此之多貌似公平的文化交往潜伏了文化霸权的宰制，人们仍然有理由相信：美学或者学术的文化互动仍然包含了挣脱帝国主义控制的能量。丝毫察觉不到美学或者学术内部存在了抗拒权力的锋芒，人们肯定低估了文化的意义。无庸讳言，半殖民地的创伤性经历肯定增添了“民族”这个概念的理论重量，但是，断绝西方文化的所有交往既不是捍卫民族的良策，也不可能触动乃至瓦解现有的文化权力配置方案。
另一方面，如果“民族”成为评价文化交往的唯一范畴，人们不得不潜在地承认一个预设：民族是一个凝固的同质化整体。民族内部对抗民族外部成为唯一的内容。这时，民族内部的压迫和反抗消失了，这些压迫和反抗与民族外部的各种交错的联系也消失了。这是民族主义对于理论视野的压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显然无法认可这种历史判断。对于西方文化的扩张与帝国主义侵略之间的呼应，他们不可能懵然无知；相反，我宁可相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认为，打开民族文化的枷锁已经是当务之急。因此，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内部革故鼎新的冲动，并且企图借助西方文化的某种冲击相助一臂。“鲁迅等一批文化先锋一方面援引西方文化资源，一方面反抗西方文化殖民；一方面与传统文化决裂，一方面与民族国家认同。”尽管这种冒险犹如孤注一掷的背水之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上述两方面均已成为新型民族意识的组成部分。欧洲现代主义无疑被视为西方文化资源之一。即使后殖民理论揭示了现代主义的殖民主义血统，这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一个民族通常存在鉴别、筛选、抵制和改造异族文化的机制。闭关锁国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回避。很大程度上，解殖民的一个富有成效的策略即是，吸纳现代主义并且使之屈从于中国文化版图结构。考察现代主义如何介入民族内部的各种对话，这即是对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实质性瓦解。“抛开了西方问题史结构，纳入独特的本土经验组织，这才可能证明中国版现代主义的诞生和文化殖民的破产。”●15◆
二
西方现代主义曾经两度集中造访中国。第一次造访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茅盾称之为“新浪漫主义”。●16◆当时，现代主义毋宁是西方文化的使者之一。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组成了共同现代文化团队，猛烈地向文言文所象征的封建文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攻击。至少在造访的初期，现代主义不存在单独的美学使命，例如，打开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或者，展示某种颓废的生活气息。相对于庞大的、陈陈相因的古典文学，乡土文学、写实、象征主义或者新感觉派之间的内在分歧并未充分显露。现代主义脱颖而出继而销声匿迹，这是中国古典文学溃不成军之后发生的故事。旧的历史划上了句号，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户了另一扇大门。多少有些意外的是，“科学”、“民主”的理想状况并未如期而至。相反，众多接踵而至的问题表明，“现代”的分娩伴随了剧烈的阵痛。启蒙与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精英与底层，个人与民族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本土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政党与独立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理想，艺术、美学与政治，城市与乡村，女权与男性中心主义，诸如此类的矛盾纠结在一起，此起彼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域。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各种观念的激烈角逐渐渐尘埃落定——革命话语终于占据了历史的高地。当“革命”一词的内涵被确认为阶级之间的搏斗之后，现代主义不得不退出了竞争。中国的文化版图之中，现实主义晋升为革命话语内部的文学主管。现实主义开始严格而全面地整肃文学领域的规范——从文学史描述、作家协会奉行的纲领、文学想象的来源到形式或者美学风格类型以及人物性格的解读。当然，古老的现实主义无法跟上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因此，清理或者改造乃是必要的补充。修缮一新的现实主义通常被冠以“革命”的定语——“革命现实主义”成为革命话语之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范畴，协调众多文学术语的有效运转。与此同时，现代主义与革命话语逐渐疏远，终于隐没在“资产阶级”和“颓废主义”两个标签背后。大约半个世纪左右，对于文学说来，现代主义仅仅是一个涵义不明的古怪概念。
现代主义的第二次造访已经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文化的解禁、文学的国际交往和全球视野、文学翻译的兴旺发达、学院对于文学经典的再认识以及作家不可遏止的独创意识，这些均是现代主义重返中国文化版图的条件。如果说，众多文学史已经记载了这些事件，那么，我更乐于考察的是，社会话语体系的巨大转折如何再度激活了文学领域的现代主义。的确，如同许多批评家所言，西方文化之中的现代主义已经进入博物馆，舞台中心的表演主角显然是后现代主义。所以，对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版图说来，迟到的现代主义无疑听到了某种强大的召唤。历史的震荡还在观念层面持续，革命话语开始出现裂缝甚至局部崩塌，另一套迥异的话语正在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进行大范围的递补。如此错综复杂的理论换防之中，现代主义突然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于是，这个概念打破了半个世纪的缄默而迅速地活跃起来，众多冻结多时的遗留命题开始在新的文化气氛之中重现江湖。显然，现代主义并未成为另一套话语体系的典范，可是，现代主义携带的众多命题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坚硬存在。
现今，具体地复述20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震荡肯定是多余的。考察社会话语体系的时候，我宁可提出三个关键词表明历史的巨大跨度：革命、启蒙和市场经济。不论如何考证“革命”一词的语义演变，人们对于大半个世纪的革命话语记忆犹新。首先，个人的叛逆精神是革命的显著特征——尤其是对于众多知识分子。他们多半将革命想象为一种浪漫的运动，想象为一种打破日常乏味生活的奇遇。然而，如果革命无法一蹴而就——如果革命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那么，这些轻浮的幻觉必将遭到历史嘲笑。革命的纵深时常是血腥的，残酷的，令人惊恐的，艰苦卓绝的，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暴力和牺牲。革命成为阶级和党派之间的殊死搏斗之后，个人自由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对于革命者说来，如果众多的个人不是凝聚为统一意志的强大集体，对抗统治阶级操纵的国家机器几乎是一句空话。集体主义的崛起是革命的必然。伟大的革命打破了历史的僵局，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并非平均地降落在每一个人身上。某些人可能充分地享受到革命的成果，另一些人或许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放弃生命。无论如何，衡量革命成功与否的单位不是个人，而是某种集体——例如党派，民族，国家，或者社会。这些集体承担革命收获的和失去的一切，至于个人的种种遭遇只能参照上述的历史背景酌情评价。因此，个人从属于集体几乎是革命之中不可动摇的铁律。即使革命成功之后，这条铁律仍然以体制的名义在新的政权机构再三重申。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革命话语时常存在两种矛盾的冲动：叛逆和服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种冲动无不得到了超常的发挥——尽管在许多时候，革命领袖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集体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