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
农出粟而使之输金，唐、宋以降之弊政也；商利用金而使之输粟，则开中之弊法也。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
——王夫之
1944年是明亡三百年。这一年，历史学家郭沫若、柳亚子和翦伯赞不约而同地撰文对明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尽管视野各自不同，他们却都一致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关于明亡的简单化结论：即明亡于“流寇”（李自成）和“外寇”（满清）。而由于钱穆出版于1940年的《国史大纲》、特别是蒋介石于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中所坚持的，恰恰就是这个“流寇与外寇相因亡明”的观点，故郭沫若等人的研究立即遭到国民党官方的严厉反弹，陶希圣、叶青等国民党理论家纷纷撰文指斥、参与论战。于是，关于明朝何以衰亡的讨论，终于演化为中国国家何以衰败、如何避免国家衰败――以及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思想大讨论。而1940年代中期关于“两个中国的命运”的大讨论，亦为随后展开的“两个中国的命运”的大决战拉开了帏幕。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在这场讨论中产生的经典文献，它起码指出了四个关键性的历史问题：一，由于明国家丧失国家能力，所以它才既不能应付“流寇”，也不能阻挡“外寇”；二，所谓国家能力，不仅仅是指国家征税的能力，更在于国家将税收用于民生的能力，尤其是救灾的能力，“官家在聚敛征收，寇家在救灾放粮”，这乃是明国家丧失执政能力、丧失合法性的突出表现；三，一面是经济的繁荣，一面是国家能力的下降，这是明朝历史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四，如果明王朝的崩溃不可避免，而更为值得思考的却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新的社会力量的难产：即为什么不但李自成亦随着明朝的灭亡一起失败，而且随后的清王朝也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
从那个时期起，如何走出由“明亡”所象征的中国历史循环的怪圈，就成为了极其重要的思想文化课题。当然，象一切重要的思想运动一样，1944年的历史大讨论，既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在有所开拓的同时，自然有所取舍偏废，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论战双方都很少涉及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和“银禁”这一重大事件对于明朝和中国社会的长期影响，更很少涉及白银依赖进口，乃是明清两朝极其突出的问题。但是，我们一旦考虑到1560－70年代，恰是经营债券的银行家在地中海产生的时代，它又是美洲白银大规模出口的第一个高峰期，那么，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就变得格外重要了。
16世纪中期以降，白银就是国际贸易的最主要商品，所谓“现代世界”乃是围绕着白银贸易建立起来的，这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明王朝自1567年起将白银确立为国家法定货币的缘故。而从那时起，西欧各国亦是通过掌握美洲白银（产地主要是今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逐步确立起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不过，白银一旦不再是单纯的交换媒介（货币），而成为根据市场的供需关系波动的商品，它就脱离了货币的性质，成为积累和掠夺他人财富的工具，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说，货币一旦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被炒卖，货币供应的不稳定，虽然会使得炒家们利用其得利，但也会使得定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151◆而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个实质性的金融问题，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1630年代的美洲白银供应短缺，会成为明朝垮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200年后，即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转变，为什么也竟然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
1570年代之后，白银的进口和外向型的经济，确乎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比如松江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于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社会学家黄宗智有一个观察，以此来反驳历史上中国没有市场经济的说法，他说：我们要了解明代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究竟怎样，其实从一个极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到，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都穿棉衣了，——这就说明了当时棉花和棉布生产的市场化，如何导致了棉布价格的下降。
其实，正如大卫李嘉图所率先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所描述的，明代市场的扩大，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通过出口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但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市场、资源的竞争，必然要造成国家间的竞争，特别是中、西（班牙）两大帝国间围绕着菲律宾问题的对抗。随着中国商人把贸易据点建立在马尼拉，甚至随着大帆船贸易把中国商城办到了墨西哥，中国商人与西班牙商人的纠纷日益扩大，其实，西班牙人在16世纪后期占领菲律宾的吕宋的时候，当时在吕宋定居的闽浙中国人已经有好几万人了。1602年（万历三十年），有闽商阎应龙等人，向朝廷汇报说吕宋机易山有金银矿，每年可采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明朝廷当时正在国内四处开发金银矿，闻讯遂即命福建地方抓紧办理，福建于是派员往吕宋勘察，中国的探矿之举引起西班牙当局妒忌，两方争执遂起，华侨卷入其中。次年，冲突激化，有25000名华侨在冲突中被杀，更造成中国南方的对外贸易的据点由菲律宾的马尼拉撤退到本土的福建、澳门和广州。●152◆与此同时，当时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又下令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贸易税——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基于当时的“中国经济威胁论”，而当时的明朝廷鉴于对日海上战争刚刚结束，不愿再战，特别是考虑到需要保证西班牙白银的进口，所以不敢对自己的“主要货币供应国”动武，结果，只是在口头上对西班牙“议罪以闻”（用今天的话就是“表示强烈抗议”）应付过去了事。
第二个问题：对外贸易的扩大造成国内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市场化，这同样也是个好坏参半的结果，特别是：农产品的过度市场化，从来就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更可能造成、加剧粮食危机，明代乃至清代，南方地区是主要的粮食基地，如果这些地区不种粮食，而且还等待别的地区给它运粮吃，那么粮食生产的风险就是巨大的。
明朝中后期一直面临巨大的粮食风险，最终危机在1640年代达到高峰，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口粮要跨区域去买，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根据黄仁宇提供的资料：1640年代，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在大批的人饿死的同时，是许多豪宅低价出售也无人问津。●153◆这充分表明：货币经济和对外贸易促进了市场化的发展和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但到了灾荒年头，市场化和货币经济——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弊端，却会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广大的“发达地区”为了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这些当年曾经是粮食自给自足的地区，现在突然发现——它的粮食供应必须依赖跨地区的贸易。1640年，即使在丰收的年份，南直隶（指安徽和苏南地区，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换取货币，以购买粮食。一条鞭法实施之后，由于要用银两来完国家赋税和地租，以及偿还贷款，如果遇到灾荒，当银粮比价发生巨大波动的时候，而国家又救助不力，那么粮贵钱贱的巨大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明代实行的租、役、贡一律交银的“一条鞭法”，实际上是开中法以来，力图用货币来支配、调动一切资源的政策的延续，明中期只不过是将货币确定为银而已。但是，对于明王朝来说，银是通过出口资源和商品而换来的进口商品，既然作为货币的银本身也是“商品”，银的开采生产自然也要受到供给－需求的影响而发生波动。大致说来，当着白银进口初期，在银短缺的情况下，银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许多倍，不但进口、运输白银是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而且银贵物贱，拥有银的商人当然是很威风的；但是，随着银的大量开采、进口和转运，银的短缺现象逐渐消失了，银本身的价值越来越接近其本身，这时开采、出口和转运白银就越来越无利可图，而且银一多，物贵银贱的现象就出现了，物的价格自然会被白银市场人为抬高了，这个时候，甚至连拥有和转运银的商人也觉得吃亏了。而上述两面之外，最坏的一种可能性是：先是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造成银价下跌，于是在市场价格的驱动下白银开采和白银供应量逐步下降，随后白银供应量减少又导致白银缺乏、市场交易不畅——这就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接踵而至，也就是明代中后期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是从国际上看，白银开采变得无利可图了，由于白银的开采量减少，而出口量更大幅度减少，从而造成白银缺乏，而另一方面从国内经济上看，则是白银抬高了物价，物资腾贵，于是：既缺少白银，同时又物价腾贵的危机动荡时代就到来了。
明朝末年，王夫之（船山）等人其实已很痛切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粮食生产的货币化和市场化，造成的恶果是“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最终是“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最终必然导致粮食危机，结果是既缺钱又缺粮，农商两不利。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