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着肩走过愕然着的高个子。他说：
“我去了马上来。”
“呵呵。”高个子说。
伊走得很婷婷然，然而他却有些伛偻了，他们走完一栋走廊，走过一家小戏院，一排宿舍，又过了一座小石桥。一片田野迎着他们，很多的麻雀聚栖在高压线上。离开了充满香火和纸灰的气味，他们觉得空气是格外的清新舒爽了。不同的作物将田野涂成不同深浅的绿色的小方块。他们站住了好一会，都沉默着。一种从不曾有过的幸福的感觉涨满了他的胸膈。伊忽然地把手伸到他的臂弯里，他们便慢慢地走上一条小坡堤。伊低声地说：
“三角脸。”
“嗯。”
“你老了。”
他摸了摸秃了大半的、尖尖的头，抓着，便笑了起来。他说：
“老了，老了。”
“才不过四五年。”
“才不过四五年。可是一个日出，一个日落呀！”
“三角脸——。”
“在康乐队里的时候，日子还蛮好呢，”他紧紧地夹着伊的手，另一只手一晃一晃地玩着小喇叭。他接着说：“走了以后，在外头儿混，我才真正懂得一个卖给人的人的滋味。”
他们忽然噤着。他为自己的失言恼怒地瘪着松弛的脸。然而伊依然抱着他的手。伊低下头，看着两只踱着的脚。过了一会儿，伊说：
“三角脸——。”
他垂头丧气，沉默不语。
“三角脸，给我一根烟。”伊说。
他为伊点上烟，双双坐了下来。伊吸了一阵，说：
“我终于真找到了你。”
他坐在那儿，搓着双手，想着些什么。他抬起头来，看着伊，轻轻地说：
“找我。找我做什么！”他激动起来了：“还我钱是不是？……我可曾说错了话么？”
伊从太阳镜里望着他的苦恼的脸，便忽而将自己的制帽盖在他的秃头上。伊端详了一番，便自得其乐地笑了起来。
“不要弄成那样的脸吧！否则你这样子倒真像个将军呢！”伊说着，扶了扶眼镜。
“我不该说那句话。我老了，我该死。”
“瞎说。我找你，要来赔罪的。”伊又说。
“那天我看到你的银行存折，哭了一整天。他们说我吃了你的亏，你跑掉了。”伊笑了起来，他也笑了。
“我真没料到你是真好的人。”伊说，“那时你老了，找不上别人。我又小又丑，好欺负。三角脸。你不要生气，我当时老防着你呢！”
他的脸很吃力地红了起来。他不是对伊没有过欲情的。他和别的队员一样，一向是个狂嫖滥赌的独身汉。对于这样的人，欲情与美貌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的。伊接着说：
“我拿了你的钱回家，不料并不能息事。他们又带我到花莲。他们带我去见一个大胖子，大胖子用很尖很细的嗓子问我话。我一听他的口音同你一样，就很高兴。我对他说：‘我卖笑，不卖身。’大胖子吃吃地笑了。不久他们弄瞎了我的左眼。”
他抢去伊的太阳镜，看见伊的左眼睑收缩地闭着。伊伸手要回眼镜，四平八稳地又戴了上去。伊说：
“然而我一点也没有怨恨。我早已决定这一生不论怎样也要活下来再见你一面。还钱是其次，我要告诉你我终于领会了。”
“我挣够给他们的数目，又积了三万元。两个月前才加入乐社里，不料就在这儿找到你了。”
“小瘦丫头！”他说。
“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伊说，笑了一阵，“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不行了。”
“下一辈子吧！”他说，“我这副皮囊比你的还要恶臭不堪的。”
远远地响起了一片喧天的乐声。他看了看表，正是丧家出殡的时候。伊说：
“正对，下一辈子吧。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
他们于是站了起来，沿着坡堤向深处走去。过不一会，他吹起《王者进行曲》，吹得兴起，便堤上踏着正步，左右摇晃。伊大声笑着，取回制帽戴上，挥舞着银色的指挥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着正步。年轻的农夫和村童们在田野里向他们招手，向他们欢呼着，两只三只的狗，也在四处吠了起来。太阳斜了的时候，他们的欢乐影子在长长的坡堤的那边消失了。
第二天早晨，人们在蔗田里发现一对尸首。男女都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于胸前。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详、滑稽，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一个骑着单车的高大的农夫，于围睹的人群里看过了死尸后，在路上对另一个挑着水肥的矮小的农夫说：
“两个人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
于是高大的和矮小的农夫都笑起来了。
延伸阅读：
陈映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有“台湾良心”和“老灵魂”之称。他始终是祖国统一坚定的拥护者。1988年，陈映真发起并组建了“中国统一联盟”，担任主席，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呐喊。
编后小语：
陈映真早期的小说，常以暗郁的调子，表现着从深渊中浮现出来一般的美丽。面对这窒息了的庸俗的小市民社会，稍后的陈映真作品，大都由直接的敌对情绪，转变为一种普遍的不适感，也即他偏爱的“忧悒”、“悒悒”一类形容词所暗示的心灵威胁。这个变化，正如他最早的几篇作品的人物之以烈士般的熬苦、叛逆、自杀，把他们的人道主义信念绝不妥协地摆在世界面前。也正如他的作品的发声部位之由行动的问题人物转变为隐身遁迹的批判者一样，都显示着陈映真从不曾把思考由社会历史因素的底线游移开来，因而叛逆自杀之余，问题仍旧与小市民世界同时存在，仍旧周而复始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而它的全部内容在他最早的几篇像狂歌一般的作品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张贤亮
作者信息：
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1936年出生于南京。曾当过文书、教员、编辑，后从事专业创作。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作协宁夏分会主席。是当代最有争议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出版有小说集《灵与肉》、《肖尔布拉克》、《感情的历程》，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习惯死亡》等。
序
在韩美林的动物画展上，一幅狗的水粉画把我吸引住了。但与其说是画家用那传神的笔法点出柔和明亮而又略带调皮的眼睛，十足地表现了这条小狗温驯善良、机灵活泼的特点而令我赞赏，倒不如说是画家给这幅画的题名使我深有所感。画家把这幅画题为《患难小友》。我认为，这绝不是画家在故作玄虚，也不是虚构的人格化的动物形象，一定是画家对实有其狗的小友的纪念。果然，后来我听说，画家在患难中身边的确有过这位小友，而它最后竟死在“四人帮”爪牙的棒下。
“患难小友”！我想，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在他的同类中寻求到友谊与关怀，而要把他的爱倾注到一条四足动物的身上时，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段难言的痛苦和正在苦熬着不能忍受的孤独的。有些文学大师就曾经把孤独的人与狗之间的友谊作为题材写出过不朽的作品，譬如屠格涅夫和莫泊桑；而自然科学家布丰（Buffon）也曾用他优美的笔调对狗作过精彩的描述。据他说，狗是人类最早的朋友，又说，狗完全具有人类的感情和人类的道德观念。也许这说得有些过分，不过要是有人问我：你最喜欢什么动物？我还是要肯定地回答：狗！因为我自己就曾亲眼见过一条狗和一个孤独的老人建立的亲密友谊。
一
这条狗和农村里千千万万条狗一样；它并没有什么显著的特点，更不是一条名贵的纯种狗。这是一条黄色的土种公狗。也许，它的毛色要比别的狗光滑一些，身子要比别的狗壮实一些，但也从来没有演出过可以收入传奇故事里去的动人事迹。它的主人呢，也和农村里亿万农民一样，如果不是我在他所在的生产队劳动过，如果不是他和他的狗的特殊关系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也不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极其平常的农村老汉。这是一个约摸六十岁的孤单老人，个子不高不矮，背略有些驼，走起路来两手或是微向前伸，或是倒背在身后，总是带着一副匆忙而又庄重的神情；闲的时候呢，就一个人蹲在墙根下或是盘腿坐在炕上出神，嘴里噙着一杆长烟锅，吧嗒吧嗒地抽了一锅又一锅。他酱紫色的脸上虽然勾画着一道道皱纹，但这些皱纹都是顺着面部肌肉的纹理展开的，不像老年知识分子面部皱纹那样细密。他的眼睛不大，眼球也有些浑浊，不过有时也会闪出一点老年人富有经验的智慧。当然，他的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但并没有秃顶。总之，你只要一见到他，就能看出他虽然带有一般孤独者的那种抑郁寡欢的沉闷，但还是一位神智清楚、身体健壮的老汉。他在生产上是行行都通的多面手，有时种菜，有时赶车，有时喂牲口，生产队派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从不计较工分报酬。他一个人住一间狭小的土坯房。这间土坯房也是孤零零的，坐落在庄子的西头，门口有一棵孤零零的高大的白杨树。他房子里只有一铺炕和两个旧得发黑的木板箱，但收拾得倒很干净。除了一般性的贫穷之外，老人还有因为单身而形成的困难，“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就概括了他的生活了。然而，孤单的老人好像总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免疫力，据我所知，他是从未害过病，也没有误过一天工的。
庄户人的狗是没有名字的，不管主人多喜欢它，狗还是叫“狗”；庄户人也很少被人称呼大号，不论大人、娃娃、干部、社员，都叫这个老人“邢老汉”。久而久之，老人的名字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邢老汉和他的狗是形影不离的伙伴，他赶车出差时也领着它，人坐在车辕上，狗就在车的前前后后跑着。如果见到什么它感兴趣的东西，它至多跑上前去嗅一嗅，然后打个喷嚏，又急忙地撵上大车。要是邢老汉在庄子附近干活，那么一到了收工的时候，狗也跟一群孩子跑出村去，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迎接他们的爸爸妈妈，把爸爸妈妈的铁锹或锄头抢下来扛在肩上，而狗见了邢老汉就一下子扑上去，舐他的脸，舐他的手，两只耳朵紧紧地贴在头上，尾巴摇摆得连腰肢都扭动起来。
这条狗对主人的感情是真诚的，因为邢老汉一年才分得二三百斤带皮的粮食，搭上一些菜也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温饱，并没有多余的粮食喂它，但在邢老汉烧火做饭的时候，它总守在他身边，一直等到邢老汉吃完饭锁上门又出工了，才跑到外面找些野食。它好像也知道主人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喂它，从来不“呜呜”地在旁边要求施舍。它守着他，看着他吃饭，完全出于一种真挚的依恋感，因为社员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在家里。要是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当然比较长一些，邢老汉吃完饭，就噙着烟锅摸抚着它，要跟它聊一会儿。
“今儿上哪里去啦？我看肚子吃饱了没有？狗日的，都吃圆了……”
有时他伸出食指点着它，吓唬它说：“狗日的，你要咬娃娃，我就给你一棒。他们逗你，你就跑远点，地方大着哩。可不敢吓着娃娃……”其实他从来没有打过它，它也完全不必要受这样的教训。它是温驯的，孩子们还经常骑在它身上玩。
到了过年过节，生产队也要宰一两只羊分给社员，邢老汉会对它说：“明儿羊圈宰羊了，你到羊圈去，舐点羊血，还有撂下的肠肠肚肚的……”尽管社员们一年难得吃几次肉，可是邢老汉吃肉的时候并不像别人那样把骨头上的肉都撕得净光，他总是把还剩下些肉屑的骨头用刀背砸开，一块一块地喂给他的狗。“好好啃，上边肉多的是，你的牙行，我的牙不行了……”邢老汉跟人的话不多，但和他的狗在一起是很饶舌的。
这个孤单的老人就只有和他的狗消遣寂寞。对他来说，这不是一条狗，而是他身边的一个亲人。在那夏天的夜晚，在生产队派他看菜园时，只有这条狗陪他一起在满天蚊虫的菜地守到天明；在冬天，他晚上喂牲口，也只有这条狗跟着他熬过那寒冷的长夜，天亮时，狗的背上、尾巴尖上，甚至狗的胡须上都结上一层白霜。虽然狗不会用语言来表示它对老人的关心，也不会替他赶蚊子或是拢一堆火让他烤，但它总是像一个忠诚的卫兵一样守护着他，就足以使老人那因贫穷和劳累而麻木了的人性感动了。很多个夜晚，他都是搂着它来相互取暖，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好像世界上只剩下他和他的狗了。
其实，邢老汉是有过家，有过女人的。要真正理解他和他的狗之间相依为命的感情，还得从这点说起。
二
邢老汉在新中国成立前扛了十几年长工，一直没有能力娶个女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分得了几亩河滩地。那一年他才三十多岁，凭他下的苦力和在农业生产上的技能，那几亩河滩地居然也长出了丰盛的庄稼。那时，他对未来真是满怀信心，而日子也的确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到了四十岁那年，别人给他说了个女人。当然，也没有好的姑娘愿意跟一个四十岁的半大老汉。他的女人老是病病歪歪的，结果跟他一起生活了八个月就死了。在这八个月里，连置家带看病，他把几年的积蓄都折腾光了。不过，这一年正是大搞合作化的一年，现实的遭遇真正使他认识到了单干无法抵御不测的天灾人祸，于是他把几亩河滩地、一头毛驴和他自己都投进社里。一两年中，生活真的有了起色，他的希望又在一个坚强的集体中重新萌生出来。但是，正在他张罗着再娶个女人的时候，却来了个“大跃进”，他本人被编入炼钢大军拉进山里去“大炼钢铁”了。他准备娶的那个寡妇并没有等他的义务，就又另找了个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