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父亲对孩子们的品德极为关心，时刻观察，尤其是对两个哥哥，他们已是青年人了。我一次也想不起哥哥们有过单独外出的情况，父亲认为那是不成体统的，当时大哥将近十七岁，费奥多尔哥哥快要十六岁，他们即将离开父母的家了，尚且如此。他们经常骑自己的马到学校去，骑自己的马回家。我们的父母压根儿不吝啬，或者宁可说是慷慨大方的；不过按当时的观念来衡量，大概认为年轻人有少量的零用钱是不成体统的。我不记得哥哥们曾经有过若干可供他们自己支配的少量零钱，大概直到父亲把他们留在彼得堡那阵子，他们才认得钱。
前面我已提到，父亲不喜欢训诲人；可是据我现在觉得，他有个弱点。他经常反复地说，他是个穷人，他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应当自己去开辟生路，他死后，他们将沦为乞丐等等。这种话描绘了凄凉的前景！我还想起父亲的另外一些话，那不是教诲，或者宁可说是阻止和警告。我已经一再说过，费奥多尔哥哥是个烈性子人，坚决捍卫自己的信念，而且一般说来言辞十分锋利。对于哥哥方面这种表现，爸爸屡次说：“喂，费佳，改一改吧，否则你必定倒霉你非去当兵不可！”我引用这种话，根本不是把它当作预言，预言是预见的结果，父亲可是从来不愿意也不会认为他的孩子们会干什么坏事，因为他是相信自己的孩子的。我引用这话是为了证明哥哥在青年时期的热情性格。
1836年的秋季与1837年的冬季母亲患病去世家庭大变化普希金去世的消息与费奥多尔哥哥患病从1836年秋天起，我家的气氛很悲惨。妈妈从初秋起便患了重病。作为医生的父亲自然是知道她的病的，不过他分明希望以延长和维持母亲的生命来安慰自己。她的体力衰竭得很快，不久便不能梳理她的又浓又长的头发。梳头的手续使她十分苦恼，把自己的头交给别人摆弄她又认为不成体统，所以她决定剪短头发。我记得这一情况，因为那使我万分吃惊。从1837年年初起，妈妈的病情恶化，她几乎起不了床，二月份起，彻底病倒在床上了。这个时期我们家客人络绎不绝经常有人来我家探望。从上午九时起，以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利赫吉尔为首的医生们来了。他们出于对同事——我父亲的同情，每天来看望妈妈并举行会诊。一瓶瓶药水和盛在杯子里的各种排泄物在窗台上堆得满满的，每天收去，换上新的。晌午时，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来了（不过在妈妈重病期间，她是一个人来的，没有让外婆陪着来），一直待到傍晚，有时留下过夜。下午四点钟光景，至亲和远亲从各方面走拢来，如果不是与妈妈见见面（旁人不许接近她），就是向爸爸表示同情。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舍尔、涅奥费托夫、娜斯塔西娅·安德烈耶夫娜·玛斯洛维奇以及许多其他人经常来看望妈妈。我记得，他们来看望并没有给爸爸以安慰，只使他忙于应付，他得向每个来人介绍病情，这只使他心里难过。我觉得来探望的人对此心里也是很清楚的，不过出于礼节和惯例，他们还是来了。傍晚六点钟左右，医生们又来作下午会诊。这是我们童年时期生活中最痛苦的时日。但又不足为奇！我们准备好随时失去母亲！简而言之，我们家发生了大变化，结局是母亲死了！二月底，医生们向爸爸宣布，他们的努力无济于事，悲惨的结局不久即将来临。父亲悲痛欲绝！我记得妈妈临死前的一夜，即2月26日至27日的夜晚。妈妈大概是快要死了，神志非常清楚，要求把救世主的神像给她，先为我们大家祝福，以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祝福我们，规劝我们，随后她又想为父亲祝福。此情此景令人断肠，我们都号啕痛哭。这之后不久便进入弥留状态，妈妈神志昏迷，到2月27日早晨六点多钟，她去世了，终年三十七岁。那天是谢肉节周的星期六。葬礼的一切准备工作，一日三回的追荐亡魂，缝制丧服以及其他等等，极为哀痛，又极为疲劳。3月1日，星期一，大斋期的头一天，举行葬礼。
母亲死后没多久，父亲开始郑重地考虑到彼得堡去（他一次也没有去过），他想把两个大儿子带到那里去进工程学校彼得堡的工程总校原是苏赫捷林将军于1804年创办的工程学校，1810年起命名为工程专科学校，附设军官班；1819年起又改名为工程总校。校址在丰坦卡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城堡，即从前的帕维尔皇宫。（见姆·马克西莫夫斯基的《工程总校史抄》，圣彼得堡，1869年）。
应当说，早在很久以前，父亲便通过玛丽雅医院主任医生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利赫吉尔向维拉摩夫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接受两个儿子官费入学。维拉摩夫的回信很客气皇帝陛下第四办公厅大臣格·伊·维拉摩夫的复信虽然很客气，却没有让孩子们官费入学。米·米（大哥）根本不让入学，当了士官生。费·米（二哥）由姨父亚·亚·库玛宁花了九百五十纸卢布才得以入学。，母亲在世时就已收到，到彼得堡去的事当时就定下来了。但是这次出门给耽搁了。不过在交代推迟的原因之前，我先讲一讲普希金的死对哥哥产生的影响。
我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普希金死了的消息在我母亲的葬礼以后才传到我家。原因恐怕就在于我们家有丧事，全家人都待在家里没有出去。我记得哥哥们听到这一噩耗及所有详情细节后，几乎要发疯了。费奥多尔哥哥在和大哥的讲话中一再说，要不是我们家有丧事，他定会要求父亲允许他为普希金戴黑纱。当时，莱蒙托夫哀悼普希金之死的诗题为《普希金之死》的诗作首次仅仅发表在1856年的《北极星》上。（伦敦，1858年，第2期）国内的《读书文库》上发表时少掉后面的十六行诗（1858年，第1卷，第20期），收在斯·斯·杜迪什金编的莱蒙托夫文集（圣彼得堡，1868年，第1卷）中时没有“你们，贪婪地成群站在王座边”这一行诗。自然还没有传到我们这里，可是哥哥们不知从哪里搞来另外一首诗，作者是谁我不知道。他们经常念这首诗，使我到现在还记得烂熟。诗是这样的：命运之神得逞，诗人消隐，祖国的文坛荒芜了！
普希金死了，普希金不见了，永远离开了我们。
北国呀，北国，你的天才在何处？
赞颂你的锦绣山河的歌手在何处？
你的欢乐的带头人在何处？
我们的普希金在何处？——他消失了！
是啊，强大的灵魂，他消失了，他背弃了大地！
他升腾得比乌云还高，飞向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是明斯克中学生阿·凯尔斯诺夫斯基的诗《普希金之死》中的第三、四、五节。诗发表在《白俄罗斯学区中学生俄语课习作》上。（维尔诺，1839年，页3、4）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的诗句不完全确切，大概是根据1837年即已传到莫斯科的抄本。（参见弗·弗·卡拉希，《Puschkiniana》，基辅，1903年，第2期，页7）
差点儿耽搁了父亲的彼得堡之行的原因是费奥多尔哥哥病了。他无缘无故地得了喉疾，嗓音倒了，费老大的劲才说得咿咿唔唔，几乎听也听不清。这病是那么顽固，任什么方法也治不好。各种办法都试过，未见效验，父亲自己是个严格的对抗疗法医生，他决定按照其他顺势疗法的医生们的意见试一试。于是费奥多尔哥哥与家里的生活几乎隔离开来，连吃饭也单独在另外一张桌上，免得他闻到我们健康人吃的食物的气味。不过顺势疗法也没有明显的效验，时好时坏。后来旁的医生劝父亲还是上路吧，不要等哥哥的病彻底痊愈，他们认为在一年中的风和日丽的季节旅行，于病人可能有所裨益。事情果真也就这么办了。只不过，我觉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落上了这毛病，影响了他一辈子。凡是记得他说话的嗓音和习惯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看法：他的嗓音不太自然，应该说是胸音较重吧。
在这之前，哥哥他们也到三一修道院去了一次。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姨妈照例每年春天要到三一修道院去朝拜，这一年她坚决要求父亲让两个大儿子在他们离家去彼得堡之前跟她一起去朝圣。后来我常听姨妈说，两个哥哥在旅途上经常背诵他们记得的许多诗歌，供姨妈解闷。
爸爸从彼得堡回来后本来打算搬到乡下去住（他已退职），所以在去彼得堡之前他想给妈妈的坟墓上立一块碑。碑文他让两个哥哥去选。他们俩决定墓碑正面只题写姓名及生卒年月日期。墓碑背面他们选用卡拉姆津的诗句：“安息吧，亲爱的亡人，直到欢乐的早晨”诗句引自卡拉姆津的《墓志铭》。这美丽的诗句就刻在墓碑上。
动身的日子终于来临。约翰·巴尔肖夫神甫做了送行祈祷，出远门的人坐上由新缴来的马驾驭的马车，启程了。马车开动时虽然只有一刹那，然而四十年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还在一篇《作家日记》1876年的《作家日记》。（《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68）中诗情洋溢地提到这次远行。我和哥哥们分别，直到1841年秋天才重新和他们见面。
由于父亲外出，家里只剩下我们几个孩子，由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照料；不过还有人极关切地监护我们。瓦莲卡姐姐成了一家之长，当时她已满十五岁，父亲离家期间她一直在搞德译俄的笔译工作，据我目前记得，译的是科采布奥古斯特·科采布（1761—1819），著国剧作家，著有感伤主义的戏剧《对人们的憎恨和忏悔》、《德国的穷乡僻壤》等。他由于从事反动活动——维护神圣同盟，被大学生刺死。的戏剧作品，是费奥多尔·安东诺维奇·马尔库斯提供给她的。此人每天顺路到我们家来了解是否一切顺利，看看我们所有的孩子。好像也是他，每天掏钱给我们买饭菜作伙食，总之他是主人。我忘记交代，母亲安葬时的一应麻烦事务也是这个真正的好人揽了去操办的。除了他来看望之外，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姨妈和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外婆也常来看望我们。姨妈看到我们，尤其是看到薇罗奇卡、尼古拉和萨申卡，总是伤心痛哭。和我们分手时，她常常挨个儿给我们每个人画十字，从前母亲在世时她是不这样做的；她大概想以此来表明她对我们担负起做母亲的一切责任。
父亲离家一个半月以上，回莫斯科时已是七月间了。
我记得爸爸兴奋地讲起彼得堡和他在那里的逗留，讲到旅途情况。彼得堡的木砖铺的马路，乘火车到皇村去，巍峨耸立的伊萨基辅大教堂以及其他许多事物。
回到莫斯科以后，爸爸没有放弃他原来的打算：退休，一锅端搬到乡下去经营庄园。不过等他办理了退休，领了养老金，料理好他的大小事务，已经到了八月份。乡下派大车来搬运我们的寒伧的家当。瓦莲卡姐姐得跟着爸爸到乡下去。我呢，他们决定送我进车尔马克寄宿中学去，等于以前哥哥们的位置。两个小妹妹，薇罗奇卡与萨申卡，还有小弟科里亚，当然也要跟随爸爸和忠实的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一起搬到乡下去分别的一天终于来临。爸爸在一天早晨乘车带我到列昂季·伊万诺维奇·车尔马克的学校，让我全寄宿在学校里。
临了，我不能不谈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等等向我表示过对父母亲的看法。这事情还不太长久，大约正是七十年代末吧，我已经在彼得堡了，有一回和他谈起我们的往事，提到父亲。哥哥顿时激动起来，抓住我的上臂（这是他说知心话时的习惯），热烈地说：“弟弟，你知道吗，这真是一些先进人物！即令到现在，他们也是先进人物！弟弟，我和你成不了这样关心家庭的人，这样的父亲！”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母亲的看法还见诸1876年3月10日他给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204—205）我童年时代在父母家里的生活，即我的生活的第一单元的回忆，就到此结束吧。
第二单元
父亲被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