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早就想买一座庄园，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产业，要离莫斯科不远的。打从1830年起，他们的心愿变得迫切了，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有各式各样的小经纪人上我家的门，这种人当时在莫斯科叫作中间人，帮助卖主和买主双方进行交易。这些中间人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建议，其中一项建议是在1831年夏天提出的，引起我父亲的重视。有个伊万·彼得罗维奇·霍嘉英采夫的，他的庄园要出售，地点在图拉省卡西尔县，距莫斯科约一百五十俄里。这个庄园在售价方面、农耕器具房屋设备方面引起父亲的注意，所以他决定亲自到庄园去看一看。我现在还记得，那是在午饭以后，下午三点多钟光景，一辆由三匹带铃铛的马拉的、草席顶棚的四轮马车，或者是带篷马车，驶近我家门口。爸爸向妈妈告别，吻遍我们所有的孩子，坐上这辆带篷马车走了，出门一星期光景。这似乎是我的父母第一次小别数日。可是过了不到两小时，我们还坐在茶桌旁继续喝茶，却看见父亲坐着那辆带铃铛的有篷马车回来了。爸爸迅即下车，走进屋里；妈妈几乎晕倒了；爸爸突然返回来，出乎她的意料，使她大吃一惊，再说她当时正怀着弟弟尼古拉。爸爸匆匆安慰了妈妈几句，原来他把他的护照，或者说驿道旅行证忘在家里了，车子到罗果日关卡，因为没有护照，不予放行。父亲拿了证件，安慰了母亲，再次出发，这一次没有再折回来，直到五六天后才回家。这一插曲，也就是父亲的突然折回，在我家经常提到，认为这是不吉之兆，购买村庄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如果对照以后的情况，那么，当时把这当作不吉之兆也是有道理的，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
十二月，即1831年12月13日，尼古拉弟弟出世。我记得，夜里叫我们几个孩子离开卧室远一点，大厅的地板上铺了几只羽毛褥子，安排我们在那里过夜。说我们，我是指自己和姐姐瓦丽娅。两个哥哥依旧待在原处，在靠近前厢房的儿童室里睡觉。早晨六点钟光景，爸爸过来唤醒我们，吻过我以后，他说我又添了个小弟弟尼古拉。这天早晨，爸爸亲自替我们倒茶。我奇怪的是妈妈没有替我们倒茶，甚至没有出来喝茶。上午九点钟光景，带我们进去问候妈妈。我们见她在卧室里，躺在床上；她吻了我们所有的孩子，也让我们吻了吻小弟弟尼古拉。使我极其诧异的是，这一天以及后来的日子，妈妈一直躺在床上，也不起来与我们在大厅里坐坐。不过后来妈妈终于起床了，一切又都恢复正常。
妈妈产后身子还没有好好恢复，她又遭到不幸。我们的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久病不愈，于1832年初去世了。妈妈穿了重孝服，这又引起我的小孩子头脑的深切关注。外公安葬以后（我们小孩子也参加葬礼），我们家庭开始为一件即将来临的大事作准备。父母之间作了决定：打春头上起，妈妈每年夏天要下乡去，亲自管理庄园，父亲因为有公务在身，离不开。为了这个目的，决定复活节过后（那时复活节相当晚，在4月10日），乡下立即派村里的马，驾一辆带篷大马车来接妈妈，马车是为此而特地买的。决定：一，三个大儿子，即米沙、费佳和我，随妈妈下乡；二，瓦丽娅姐姐整个夏天住到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姨妈家里去；三，薇罗奇卡妹妹和刚生下的尼古拉留在莫斯科，和爸爸、保姆弗罗洛夫娜以及奶妈在一起。
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临；农民谢苗·希罗基驾着三匹花斑骏马拉的带篷马车来到莫斯科，他算是个公认的经验丰富的骑手，爱马，也善于识马。把车子拖到台阶旁，把所有的行李都装了上去。原来这辆马车大得像间屋子，是那样宽敞。车是向商人买来的，他们就是乘这辆车去马加尔耶的。一切准备就绪！约翰·巴尔肖夫神甫来，做送行祈祷仪式；然后告别的时刻来临，我们在带篷马车上坐好，妈妈和爸爸乘另外一辆四轮马车，他给我们送行。然而转眼间也就到了罗果日关卡！爸爸正式跟我们分手，妈妈眼泪汪汪地坐到带篷大马车上来，谢苗·希罗基把车轭上的铃铛解开，于是我们动身了，对着留在莫斯科的爸爸久久地挥动手帕。马铃叮叮地响，小铃铛玲玲琅琅，我们在便道（那时当然还不是公路）上飞驰，一边欣赏农村风光。不光这第一次下乡之行，以后每次下乡也总是使我心旷神怡！
童年时屡次从莫斯科下乡以及返回城里，对这些旅行的印象，我只讲到此为止。
现在，在我们搬到乡下去居住之前，我先讲一点我所知道、我所记得的那地方的情况，这个优美的地方很值得我纪念，因为有六年工夫，即1832年到1836年以及1838年，每年夏天在那里度过。
我家父母买到的小村庄叫达罗沃耶，前文已经提及，是向地主伊万·彼得罗维奇·霍嘉英采夫购买的。达罗沃耶村的居民是一个宗族的小支裔，祖先是霍嘉英采夫家的人，大概极为富裕。达罗沃耶村的一边，相距两里，是莫纳迦罗伏村，好像是属于霍嘉英采夫家的长子，退职少校巴维尔·彼得罗维奇·霍嘉英采夫的；另一边，距达罗沃耶村一里半，是切列莫什尼亚村，是归某某霍嘉英采夫1839年3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霍嘉英采夫的信保存下来了。（《书信集》，第4卷，页240）这里的某某可能就是指他。所有。这个切列莫什尼亚村已经卖掉，我的父母亲在购买达罗沃耶村时还不知道这情况。
不幸的是我们在村里住下之后不久，妈妈被迫为我们村里迁出两三户农民的事而打起官司来。这两三户农民是莫纳迦罗伏村的，也就是属于巴维尔·彼得罗维奇·霍嘉英采夫名下的。上法院去诉讼，就我母亲方面而言，自然是在她的所有口头声明都遭到霍嘉英采夫的否定之后才出此下策的。妈妈向法院起诉把霍嘉英采夫彻底惹火了，他开始夸口，说是要买下他堂弟的领地切列莫什尼亚村，那时就可以前后夹制陀思妥耶夫斯基家。这些大话自然传到我父母的耳朵里，使他们深感不安。霍嘉英采夫的威胁很有可能成为事实，因为相邻的两个庄园的所有土地地界并未划定，都是所谓犬牙交错的。巴·彼·霍嘉英采夫在作准备时，父亲把达罗沃耶村抵押出去，又向私人借了钱，筹集了必要数目的款项，在当年，即1832年便把切列莫什尼亚村买了下来。我不知道买切列莫什尼亚村花了多少钱，但从契据上知道父母为两个村庄，即达罗沃耶村与切列莫什尼亚村花了四万二千纸卢布，或一万二千银卢布。这两处领地共有一百个农奴（根据1833年的第八次调查）和五百俄亩以上的土地。这样一来，巴·彼·霍嘉英采夫的威胁便失去效力，他成了我们的好邻居，不过他并没有把他的农户从我们的领地上迁走，直到1833年村里大火。
我们下乡去的旅程，时间长达两昼夜多，以后每次下乡也都如此。每走三十至三十五俄里，我们便停下来休息一次，喂喂马，走两站便宿夜。我记得的驿站是：柳别尔齐，丘尔科沃，勃隆尼齐，乌里扬尼诺，科洛姆纳，兹洛比诺以及扎拉依斯克。我们的庄园离扎拉依斯克只有十俄里路。不过谢苗·希罗基并不是在每个叫得出地名的驿站都停下来喂马的，而是从严掌握，每次一定要走三十或三十五俄里才喂马一次。车过科洛姆纳以后，我们乘渡船渡过奥卡河；河水泛滥时，河面相当宽阔。这条河上摆渡我们始终是害怕的，我们急匆匆赶路，使每次都在早晨渡河，而决不在傍晚渡河。不过到第三天，我们终于快要到我们的村庄了。过了扎拉依斯克以后，我们简直坐不住了，从马车上不停地朝外张望，不断地问谢苗·希罗基，我们是不是快到了。我们终于拐弯，离开大路，在乡间土道上奔驰，几分钟后抵达自己的达罗沃耶村了。
我们的村子景色如画，清幽宜人。一片相当大的菩提树林，浓荫匝地，树林中是为我们下乡居住而修建的侧屋，南方格调，计三间小房间，屋子系用树枝编成，涂上泥巴。这一片菩提树林向一片小小的田野延伸，和白桦林连接。白桦林十分茂密，地上土沟土谷纵横，是个幽暗而荒僻的处所。这座树林叫白雷科沃这个地名在哥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无数作品中不止一次遇到。比如，《群魔》中斯塔夫罗金与迦迦诺夫决斗的地方就叫白雷科沃。——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上述这片田野的另一边是一座大果园，约五俄亩左右。这座果园也是经过菩提树林进去的。果园的四周有深水沟环绕，水沟的土埂上种了密密麻麻的醋栗丛。果园的后部也和白雷科沃的白桦树林相连接。菩提树林、果园和白雷科沃这三处地方距离我们家的屋子极近，因而成了我们常去的散步处所。上面提到的我家的房子，是茅草屋，附近有两座土冈子，或者两段土堤埂，上面各长着四株百年以上的老菩提树，因此，这两座有百年老树遮荫的土冈子，比什么亭子都好，整个夏天我们都拿它当餐室，经常在那里吃饭，喝早茶、晚茶。二哥费佳一开始就十分喜欢白雷科沃树林，所以后来我们家里的人就管它叫费佳丛林。不过妈妈可是不大肯让我们到这座小树林里去散步，因为谣传那里的土沟里会遇到蛇，经常有狼出没。果园后面，白雷科沃树林后面是一片大洼地，延伸了好几俄里。这片洼地似乎是过去的河床。洼地里还有水源。这一情况成了在这片洼地里挖小水塘的由头，因为村里没有水塘。头年夏天妈妈就命人挖了个相当大的水塘，在庄园的通行车马的街道附近打住。到了夏末便汇成一个相当深的水塘，一泓塘水，清碧泛然。农民们对此极为满意，因为过去牲口饮水十分困难，这样一来方便多了。同年秋天爸爸从莫斯科派人送了一桶活的小鲫鱼来，放养在新挖的池塘里。为了使放养在池塘里的鱼种不至于过早被人捉光，村长沙汶·马卡罗夫建议妈妈“封塘”。那就是要教堂里的人举着十字架，抬着神像，扛着教会的旗幡，绕池塘走一圈，结果也就这么做了。以后几年，池塘里造了个浴棚，夏天，我们每天在池中洗三四次澡。总而言之，在乡下过夏天，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很符合卫生要求的；我们像大自然之子那样，一直生活在露天和泉水中。后来几年我们常常在这个池塘里钓鱼，不过钓来钓去总是只钓到不大的鲫鱼和小条鳅，这种小条鳅是从哪里来的，我压根儿摸不着头脑！但是过了两年左右，大水泛滥把我们的池塘的堤埂冲坏了一部分，我们看见漫过堤埂的水里有许多个儿挺大的金色鲫鱼。这使妈妈有理由下令把早就备好的渔网撒下去。我们拉起渔网，捉到许多鲫鱼，而且全是金色鲫鱼，我们的快乐是可想而知的了。妈妈吩咐我们给自己挑出几条鱼，将百把条鱼（或者不止）分送给农民们，其余的命我们仍旧放回塘中。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热衷于钓鱼。有时，钓到的鱼甚大，这也是我们喜欢做的乐事之一。钓鱼总是从大清早开始，四点多钟光景，最迟不超过五点。钓鱼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名副官，也就是农民的孩子，他们必须先挖好蛆，装在鱼钩上总而言之，这副老爷派头是极其令人厌恶的！
我们孩子玩的游戏，常常在菩提树林里进行，奔跑着穿过田野，往白雷科沃飞奔。我来描绘一下其中的有些游戏。费佳哥哥当时已经看过不少书，大概熟悉书中所描写野人的生活。“做野人游戏”是我们喜欢玩的游戏。玩法是这样：我们在菩提树林里选一个树枝比较茂密的地方，搭一个窝棚，用树枝树叶遮蔽好，做好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出入口。这个窝棚作为野人部落的主要居住地；我们把衣服脱得精光，用颜色把身体描得花花绿绿，算是文身；用树叶和染过色的鹅毛做腰间和头上的饰物，再用自制的弓箭武装起来，于是向白雷科沃进行假想的袭击，那里当然找到我们特意藏在那里的农家的男孩和女孩。我们俘虏了他们，扣押在窝棚里，直到以相当的代价来赎取。费奥多尔哥哥想出这个游戏，当然是他做部落的大首领。米沙哥哥很少直接参加这一游戏，因为跟他的性格不合；但是他当时已开始画画，并且有颜料，所以他是我们的服装制作人，常替我们涂抹身体。这个游戏特别有兴味的是：没有大人来管我们“野人”，因而压根儿与所有不是野人的普通人断绝来往。我记得有一回，是晴朗的好天气，妈妈想让我们多玩一会，玩个尽兴，决定不喊我们回去吃饭，叫人用特别的食器盛着，端到露天中，摆在树丛下给野人们吃。这么安排使我们极为高兴，我们就不用刀叉，干脆用手抓着吃，以便和野人的身份相称。然而谚语说：“既然有蜜，就想用匙”，我们得寸进尺，打算夜里也做野人，家里便不允许了，照老样子替我们洗干净身子，安顿我们睡觉。
另一个游戏，也是费佳哥哥想出来的，是玩“鲁滨孙”。这个游戏我和哥哥两人一起玩，费佳哥哥当然做鲁滨孙，我只好扮星期五。我们努力要在菩提树林中再现鲁滨孙在荒岛上所经受的种种困顿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