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俄语阅读的最初一些文学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的。那是霍夫曼的《雄猫穆尔的生活观》的译本1838年8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兄弟谈到他对霍夫曼的喜爱，那年夏天他在彼得果夫营地看了“霍夫曼的全部作品”。（《书信集》，第1卷，页47）与玛丢林的《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的作品，1821年匿名出版。俄译本（1834）当作是麦丢林（十九世纪时在俄国音译作玛丢林）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流浪者美尔莫特》在俄国很风行。（见姆·普·亚历克赛耶夫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德·昆西的〈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敖德萨高校学术论丛》，1922年，第2卷）由于该书第二版问世，赫尔岑写信给屠格涅夫道：“我当即买了Opium Eatera。是的，这是一本出色的书——De Quincy（德·昆西）至今还活着。没有一个法国人能写得如此真诚，如此坦率，又如此勇敢。”（《赫尔岑》，第24卷，页60）——这本书内容晦涩，但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评价极高。瓦尔特·司各特的《星相家》，尤其是库柏的《寻迹捕兽的猎人》《寻迹捕兽的猎人》*，卡特科夫、雅寿科夫和帕纳耶夫的译本发表时书名叫《荒漠指南，或海湖》。（《祖国纪事》，1840年，第8、9期）
*《寻迹捕兽的猎人》是美国作家詹姆斯·菲尼莫尔·库柏（1789—1851）的作品。，使我彻底爱上了读书。看《寻迹捕兽的猎人》中巴特法因德尔与玛黛尔分别的场面，我流下了痛苦的眼泪，拼命扭过脸去，偷偷擦去泪水，生怕被人家看到，引起他们取笑我。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影响的，不仅限于我一个人，还有贝凯托夫、维特科夫斯基及别烈谢茨基亚·尼·贝凯托夫是安·尼及尼·尼·贝凯托夫的哥哥，关于他们，格里戈罗维奇下文还要谈到。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贝凯托夫兄弟的关系见本书页88注②。亚·伊·萨维里耶夫的文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烈谢茨基的友谊。（见本书页54）三个同学也受他的影响。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小组，单独存在，一有空闲便立即凑在一起。过去我热衷于绘画，这时绘画的兴趣被酷爱读书所代替。凡是秘密地带到学校里来的书，落到我手里的书，我都不加选择地看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居然耐着性子把拉马丁的枯燥透顶、冗长无比的长诗《Josselin》（《约瑟兰》）全部看完，还有同样枯燥乏味的英国小说的译本《La Mapplle dDayton》，居然也看完。卡拉姆津的作品中描写一些著名画家的生平大概是指尼·米·卡拉姆津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中大画家的生平记述。（1789年7月12日寄自德累斯顿的信）使我欣喜异常。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烈地争论，证明拉斐尔·山蒂就是圣·拉斐尔，因为他的创作的伟大成就而这样称呼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论证：山蒂只是艺术家的姓山蒂是拉斐尔的姓…这一看法我无论如何不愿表示同意。越读书，想象力越受到吸引，已无法仅仅局限于阅读了。
看过席勒的剧本《强盗》以后，我立即动手写一个取材于意大利风情的剧本；我首先关心的是找出剧名，叫《莫尔维诺城堡》。写好第一幕，我便停了下来：一则是想象枯竭，使我难以为继；二则我运用俄语还不能做到得心应手。
看文艺书籍，看书后又引起思考，不仅使我无法跟上学校的功课，连做课堂作业的兴趣也明显地冷淡下来。据我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习也松松垮垮，他硬着头皮读完课程，逐个年级不断升上去。不过后来有一次他没有能做到，一次升级考试没有通过，只得留级一年。这一失败使他十分震惊，他病倒了，在学校医务室躺了一阵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年级时留级，1838年10月30日及31日他分别写信给父亲和哥哥告知此事…
大约就在这段时期，在一些外国人开的书店里开始出现为数众多的小册子，总的名称叫《生理学》；每本小册子的内容都是写某种类型的巴黎生活。著名的巴黎出版物《法国人自己写自己》这里说的是四十年代初期。《Les Franais peints par euxmêmes》出版于1840—1842年间。别林斯基在为《彼得堡生理学》文集（1845）作序时提到巴黎出版的这本书，也提到其他许多描写社会风貌的法国“生理学的”文集。（《别林斯基》，第8卷，页377—378）是这一类描写的滥觞。我们这里马上出现摹仿者。
富有实际办事经验的涅克拉索夫，脑子一向比较灵活，他马上想到也要出版这一类的读物。他考虑出版几本小册子，标题为《彼得堡生理学》。除了类型之外，还应收入日常生活场景，彼得堡街头生活与家庭生活的特写。涅克拉索夫来找我，要我为第一卷写一篇这样的特写。
我想到描写一下身背手摇风琴的街头乐师的生活，热心地动手写作。
在这前后，我在街上偶然间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经离开工程学校，换上了便服这次相遇在1844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年10月获准退学。（见本书页102注①），不必再穿军装。我兴奋地呼喊着扑过去拥抱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见了我也很高兴，可是他对待我的态度显然有几分拘谨。还是在工程学校的时候，他在我们如孩子一般亲密的一伙人当中，虽然亲切，甚至很热心，但他就以不是他那个年龄所应有的含蓄和精神专注而显得与众不同，尤其不喜欢大声武气地表白感情。意外地与他相遇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而且太高兴了，也就想不到要为他的外表上冷淡而感到生气。我立即兴奋地向他说起我与文学界的交往和创作试笔，要求他马上到我那里去，把我目前正在写的东西读给他听，他欣然同意。
看来他对我的特写还是满意的，尽管他并没有大肆赞扬我。
他只是对《街头乐师的观众》那一章有一个地方的写法不满意。
我是这样写的：等乐师演奏完毕，有个官员从窗口扔了一枚五戈比的铜币给他，落在他的脚旁。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不满地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写，完全不是这样写！你这样写法太干巴巴了：铜币落在他的脚旁应该说：铜币叮叮当当响着蹦跳着落在马路上”他这意见，我记得很清楚，使我茅塞顿开。是的，确实，叮叮当当响着蹦跳着绘形绘声地刻画了铜币滚动的形态，比原来的生动得多了。我天赋有艺术感觉，铜币不是普普通通地落在路上，而是叮叮当当响着、蹦跳着落在路上，这几个字足以使我顿时领悟干巴巴的语言与生动活泼的文学笔调之间的差别。格里戈罗维奇的《彼得堡的街头乐师》发表在《彼得堡生理学》文集第1卷，文中已采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意见。
这期间，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见面，次数越来越多。结果是我们一致同意住在一起，开销各人自理。格里戈罗维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居住是在1844年9月底。妈妈每月寄给我五十卢布；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莫斯科的亲戚处拿到的钱大致也是这个数目。按当时来说，这些钱对两个青年人是够用的了，可是我们的钱藏不住，往往上半个月就花光，下半个月常常只得以白面包充饥，以大麦咖啡代咖啡，这种大麦咖啡我们是在附近的弗里德烈克斯家买的。我们住的房子坐落在弗拉基米尔街和伯爵胡同的拐角上；住所里有两个房间，一间厨房；房间里有三扇窗户，朝伯爵胡同；后房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住，靠门口的前房间由我住。我们没有雇女仆，茶炊我们自己烧，面包和其他食品也是我们自己去买。
我开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一起时，他刚译完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是我们喜爱的作家；我说“我们”，是因为我们两人看他的作品同样地看得入迷，认为他比所有的法国作家都要高明得多。我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是怎么认为的，我可是直到现在仍旧保持过去的看法，而且时常重温巴尔扎克的某些作品。我想不起《欧也妮·葛朗台》的译本是通过谁的手，怎么会捅到《读书文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本未具名，刊登在《剧目与文选》1844年第6、7期上。上去的；我只记得杂志出版落到我们手里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很不痛快，因为刊出的《欧也妮·葛朗台》被删节得不到原文的三分之一。但是人家说，该杂志的编辑森科夫斯基经常是这么干的，就是对待作者们的创作也是这样粗暴。搞创作的人总是那么温顺迁就，但求有看到自己的稿子和名字能排成铅字的幸运，他们也就不吭声了。
第一次领我去见别林斯基的是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给了我一个跟我的预期相反的印象，其原因就是我喜爱巴尔扎克。在涅克拉索夫的撺掇下，我期待着见到别林斯基，拿这当作一种幸福；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怯生生地跨过门槛，预先斟酌着话语，该怎样来表达我对著名的法国作家的喜爱。可是我刚提起此事，说是与我同住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当时还无人知晓，他译了《欧也妮·葛朗台》，别林斯基马上对我们共同崇拜的偶像一顿臭骂，称他为市侩文人，说是如果这本《欧也妮·葛朗台》落到他手里，他可以证明每一页都是庸俗下流的。别林斯基对巴尔扎克持否定态度（在《文学的幻想》中作了好评之后），在1836年之前就完全确立了。（见《论批评与〈莫斯科观察家〉的文学见解》，《别林斯基》，第2卷，页158；又参见1840年3月14日给弗·帕·鲍特金的信，第11卷，页496；《一八四五年的俄国文学》，第9卷，页396）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1836年便在书信中欣喜地谈到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伟大！他的典型是全世界智慧的产物！不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而是整整几千年的历史以自己的奋斗在人的心灵里造成这样的结果。”（《书信集》，第1卷，页47）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对待巴尔扎克，一生未变。我窘极了，竟把跨进别林斯基寓所前准备好的话一股脑儿给忘记了；我茫然不知所措，像挨了热水烫似的走出他家。我对别林斯基不满，但对自己更为生气。我不知道他对我作何感想，他大概把我当作小孩儿，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见，连两句话也说不上来。
那阵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坐在写字桌旁写东西，还熬夜。
至于写的什么，他一字不提。我问他，他回个三言两语，不大情愿。我知道他性情孤僻，也就不再询问。我只能看到许多稿纸，写满了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特有的字体：从他的笔端流出来的字母赛如珍珠，好似一个个画出来的。这样的字体后来我只在一个作家处看见过，那就是大仲马。陀思妥耶夫斯基放下笔，立即又捧起书来看。一个时期，他十分喜欢看弗·茹利埃的小说，尤其赞赏他的《恶魔札记》。拼命地工作，长久待在家里，对他的健康极为有害，加剧了他的病，这种病在他年轻时，在工程学校生活时期就发过几次。我们偶尔为之的散步中他也有好几次发病。有一回，我和他一起在三一胡同走，我们遇到出殡的队伍。
陀思妥耶夫斯基急忙转身，想往回走，可是我们还没走上几步，他就发病了，来势那么猛，我只得在路人的帮助下将他抬到最近的一家牛奶铺；大家使劲儿救他，才使他恢复知觉。这样发作过后他往往心情抑郁，一直要延续两三天。见本书页110、189、285—287。
一个夏天的早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叫我到他房里去。我进去，他坐在兼作床用的长沙发上，前面一张小小的写字桌，桌上摆着一本篇幅相当可观的大开本信纸，页边向上翘起，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
“你请坐，格里戈罗维奇。昨天我刚抄好，想念给你听听；你坐，别打断我念，”他说得异乎寻常地快。
他一口气念了下来，几乎没有停顿。这篇东西不久便刊登出来，书名叫《穷人》。
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评价很高。他的博览群书，他的文学修养，他的见解，他的严肃认真的性格，都给我以巨大的影响。我常常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我倒是写了点儿什么，发表了一点东西，我已经自以为是某种文学家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方面却还无所作为？听他朗读《穷人》，从前几页起我便明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东西比我迄今所写的东西不知要高明多少，越听下去，这种想法便越强烈。我对他钦佩得无以复加，几次想要扑过去抱他的脖子。只因为他不喜欢咋咋呼呼，露骨地表示感情，才使我克制住自己。但我毕竟还是不能平静地坐着，而时时发出了欢呼声，打断他的朗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