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次让我跻身于文学界，当然不是作为平起平坐的一员，但已经被当作自己人，没有让人家有拘束的感觉。我没有去打扰人家，人家也没有干扰我去听他们的谈话，把一切记在心里，记在脑子里。
他们谈起巴尔干，“小弟兄们”，谈起我们在东方的使命，话是因名画《斯科别列夫在军队面前》而引起的，画上有个白衣将军骑着白马，在肃然不动的团队前面疾驰谈话提到的是瓦·瓦·维列夏庚*的画《斯科别列夫在谢普卡城郊》（1878—1879）。
*瓦·瓦·维列夏庚（1842—1904），画家，散文家。而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作声。土耳其战争起初使《祖国纪事》编辑部这样的人员都感情激动起来，不久便使污浊的沉渣和人的憎恨的本能从底里泛起，人们对待战争不仅抱批判的态度，甚至怀有敌意。指1877—1878年间的俄土战争。
“神圣的索菲亚完蛋喽？”格里戈罗维奇以强调的讽刺口气愤慨地叫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站起身来，走到一边去。
铃声响了。休息结束。晚会的下半场开始，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听一个女歌唱家的演唱。陀思妥耶夫斯基拿起帽子，打算悄悄离去；我似乎觉得我这一辈子永远也看不到他了，所以我勇敢地朝他走去。
1879年，我的一本小书上记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永远不要出卖自己的灵魂永远不要在强迫之下工作避免预支稿费。相信我我一辈子为此而苦恼，一辈子写得很匆忙我忍受了多少痛苦最要紧的是，作品没有写完，不要开始发表要写完。没写完就去发表比什么都糟。这不仅是自杀，也是杀人这种苦头我吃过太多了，次数很多了你会担心不能如期交出担心写坏结果多半写坏我简直到了绝望地步而且几乎每次都这样’”
我记得，这些话使我何等震惊。那天晚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神经质。大概是激昂地朗诵普希金的作品，全场轰动的成功，最后是对他极为痛苦的问题——斯拉夫问题见本书页674注⑤。——搞得他那样激动，使他能如此热烈而真诚地对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姑娘说话，这个姑娘走到他的身边去，像走到朋友和兄弟身边去一样。
这次晚会之后几天，我不知为什么特别激动，决定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寓所去。为什么去？——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觉得还想听听他的声音。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天，冈察洛夫偶尔在马科夫斯基处吃饭，我不知不觉地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像平时一样淡漠地、委靡不振地说，仿佛要让他的话显得轻描淡写：“年轻人逢迎他当他是先知但是他瞧不起他们。认为每一个大学生都是他所憎恨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每个高等女校的学员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冈察洛夫气质不同，审美观点和社会观点也不同，他们在生活中，在文学上，几乎从未有过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尊重作为艺术家的冈察洛夫，同时对他的淡漠持轻蔑态度：“一颗官吏的心，没有思想，煮熟的鱼一般的眼睛，上帝仿佛是为了嘲弄，赐给他辉煌的才能。”（1856年11月9日给亚·叶·弗兰格尔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199；1869年2月26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意见，《书信集》，第2卷，页170）1874年初，冈察洛夫任刊载过《小场景》的《集萃》文集编委委员时，他们交换过几封信。（见恩·克·比克萨诺夫编的《俄国作家书信集》，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页10—24；《书信集》，第3卷，页94）
冈察洛夫没有把话说完。他是否想说什么粗鲁的话却因想起我也是女学员而及时把话收住——我不知道。
我没有去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我很快就回莫斯科的家里来，怀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伟大作家的形象，这个形象上还有受难者的光环。我自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方面的遭遇和经历，但是，在书上读到人类的种种苦难是一回事，听他本人讲述，所谓把手指伸进创口里去摸，是另一回事。所以我决定在学校里一句也不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免得就他的保守主义和斯拉夫主义观点挑起热烈的争论，当时的青年为此而责怪他。
然而一点也不提起是很困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青年对他的言论和评论不可能不作出反应。在大学生的小组里和会议上经常响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每一期《作家日记》都为最激烈的争论提供理由。对待所谓“欧洲问题”的态度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洲问题”的态度，见1877年3月的《作家日记》（《1926—1930年版全集》，第7卷，页76—95），又见1877年2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科夫涅尔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255—258）。，对于我们来说曾经是试验正派与否的一种特殊的石蕊试纸，——在《作家日记》上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不能接受的：“犹太人，犹太佬，犹太王国，席卷全世界的犹太思想”这些字眼，像炸药冒火星，使青年勃然大怒。他们在战争问题上责怪陀思妥耶夫斯基，土耳其战争，和所有的战争一样，是残酷的、可憎的战争，他却兴高采烈地欢迎这场战争。“我们[俄罗斯］——对于所有的东方基督教徒，对于世界上正教的未来的整个命运，对于正教的统一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必然的俄罗斯——是正教的领袖，正教的庇护者和保卫者君士坦丁堡将是我们的”1876年《作家日记》的引文，但不确切。（《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328）
所有这些话为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狂热地接受，青年人则拼命抵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的吸引力，并且愤懑地列举他所鼓吹的“沙皇和自己人民的联合”的说教，他为战争辩护的理由以及他的自高自大“如果我们愿意，人家就打不败我们！！”
土耳其战争连同它的可疑的英雄们以及谁也不需要的残酷的英雄业绩（类似希普基战役），还继续使社会的良心不安。起初人们在战争中看到了人民的主动精神，对政府的抗议，当时似乎以为战争也会有助于我们那些讨厌的问题的解决，也就是确实会加快革命的爆发，因而巴尔干问题也吸引了社会上极左势力的同情：《祖国纪事》给予同情的关注（叶里谢耶夫格·叶里谢耶夫（1821—1892），新闻工作者。，米哈伊洛夫斯基），至于像斯杰潘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斯杰潘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1851—1895），民粹派革命家，政论家，作家。、米·彼·沙申米·彼·沙申（1845—1934），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家。、德·亚·克列明涅茨德·亚·克列明涅茨（1848—1914），七十年代的“民意”社的创建人之一。及其他革命者们甚至参加了志愿兵运动。
和他们一起去的，有成百上千的无用的人，在当时的现实中无处安身的人，什么活儿也不想干的人或者渴望流血的、性格好斗的人也去了。大家知道，他们这些人表现得很不成体统，因而1877年塞尔维亚政府在四十八小时内把俄国“志愿兵”逐出塞尔维亚疆界。“东方问题”的观点逐渐转移，报刊不知不觉地分成两个阵营。大家都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其中的一个阵营。1876年的塞尔维亚—黑山—土耳其战争和1877—1878年间的俄土战争把俄国社会人士的注意力吸引到所谓东方问题，或者斯拉夫问题上来了。俄国政府以“保护斯拉夫兄弟”的口号为幌子，遵循自己的政治目的——巩固它在巴尔干的因克里米亚战争而受到破坏的影响，决定参加这些战争，借以提高它的国际威望，缓和国内的紧张的政治局势。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所发挥的“乡土派”思想的精神来解答“东方问题”，把俄国的参加巴尔干战争看作是实现俄国人民历史使命的开始，俄国人民面临的是在爱和兄弟情谊的基本原则上，联合全人类——首先是斯拉夫人民。（见1876年6月的《作家日记》——《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316—333）这种希望是乌托邦式的，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态度方面与泛斯拉夫主义者们相接近，泛斯拉夫主义者们提出以沙皇俄国为首联合斯拉夫各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民主派们与泛斯拉夫主义者们针锋相对，揭露君主专制的俄国的政策，提出了斯拉夫各族人民民主团结的思想。
在这样的心情下，他遇到著名的普希金纪念活动日。经过俄国作家们艰苦卓绝的工作的长久、晦暗的岁月以后，待过阴暗的地下室之后，以伟大的普希金为代表的文学突然获得了全民的推崇。纪念像的揭幕成了国民共庆的节日，发展成真正的历史性事件（也许，这是不以主持者的意愿为转移的吧）。
青年人当时虽然离普希金很远（应当已经后悔了！），精神却为之一振。诚然，那时皮萨列夫已被人遗忘，谁也不再谈“火盆”指德·伊·皮萨列夫的《普希金与别林斯基》一文。，但是也没有谈论普希金。我们（也就是七十年代的一代人）有涅克拉索夫。人们只是“个别地”爱着普希金。当然，人人都在看他的作品，他的许多行诗被编入不出版的“文选”中，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给自己编“文选”。然而在特维尔林荫道上出现纪念像之前，没有理由谈论他。我记得，我们感到愤慨，因为基座的一边镌刻的不是普希金的诗句：“我将世世代代为人民所喜爱”，而是改写过的：“我将为人民世世代代所喜爱”纪念碑上所刻的诗句是1841年茹科夫斯基为普希金死后出版的作品而改写的。
原因在于“人民”这个词不可避免地要引来神圣的“自由”一词我记得，我们多么兴高采烈地分配学校里所收到的参加“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的请柬。
我冒昧地把我1880年记事本上的一段笔记引用在此。
1880年6月莫斯科的几日
6月7日。昨天是什么天气？据说早晨下过雨？我没留意。好像整天都是阳光灿烂的，等到遮布从普希金纪念像上落下，阳光还洒在我们身上整个广场上是密密麻麻的人我们溜进来得早。我们占了好位置：纪念像右首，教堂旁边的围墙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斯特拉斯特诺依教堂在做弥撒的时候，广场上，纪念像旁边，盖住纪念像的那块轻轻飘动的帆布下正进行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典礼。代表们的旗子，各行会的小旗子，占首位的是“文学界”。在面前看到活生生的、于我们又是那么亲近、那么熟悉的作者们，于我们（学员们）是何等的快乐。这些长长的白胡子，长长的头发，生动的脸容，精力充沛的举止手势，多么迷人啊。他们全部聚集在纪念像的左首，有：伊·谢·阿克萨科夫、谢·安·尤里耶夫、亚·尼·普列谢耶夫、亚·安·波捷欣、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彼·伊·魏恩贝尔格、尼·尼·斯特拉霍夫、亚·米·马克西莫夫以及最后，还有伊·谢·屠格涅夫。昨天是他们的节日：俄国思想的节日，俄国语言的节日，俄国作家的节日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这一点。各种不同年龄的人汇集在一起，等级的隔阂消除了年老的，年轻的，大家的眼睛都同样闪闪发亮，人人都感觉到某种幸福遮盖纪念像的幕布落下来的时候，我气也喘不过来，我确信，大家都是这样当然，不是因为纪念像的美，而是因为此时此刻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纪念像上，它耸立在人群之上，坐落在人海之中。周围的人在叫喊，欢笑，哭泣屠格涅夫登上停在广场里的四轮马车，人群向他发出真正的热烈欢呼，好像大家默默商量好了，推定他为普希金的继承人。我们马上到大学里参加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纪念大会。在大学里，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又成了注意的中心。选他为名誉会员时又是一阵欢呼声，这样的狂热的欢呼声大学里自然不曾听见过。
我们的克留切夫斯基瓦·奥·克留切夫斯基是历史学家。发言，最精彩。他把普希金当作历史学家，认为他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正好是在他的艺术作品《上尉的女儿》上，《普加乔夫起义史》不过是《上尉的女儿》的历史性的注释——十八世纪俄国俄国人觉得自己生来不是欧洲人，但是应该成为欧洲人克留切夫斯基的演说词刊登在《花环》文集，页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