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出版的《人道》，作者把触角深入他最熟悉的官场。可以说，多年官场的经验及深刻的自我省察能力决定了《人道》的多向意义与精神的复杂性。当代文坛官场小说很流行，在小说家的笔下，要么，以一种漫画化和夸张化的笔调去写“官场”，官场黑暗、丑陋，是被绝对否定的对象，从文学上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化”，把复杂的存在简化为符号与平面的存在；要么，就是简单弘扬主旋律的作品。《人道》对官场的基调也是批判的、揭露的，却是对生活本身的体验、把握与反思之后去写作的。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官场并非完全像人们传说的那样阴暗、那样可怕”，也因此，《人道》中的官场充满人性化，有黑暗、有交易，但并不绝对化，他们只是一个大的网络中的一群人，也想尽可能保证公正、公平，因此，才有对杨晓静的竭力举荐，因为他们看到了杨身上的良知与公正。在作者充分理解的视角下，冉登高、路安韬、郗大康才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特的文学“官场”人物，写出了杨晓静这样既有业务，热爱民众，有一种淡泊之心，同时，又竭力在官位上做出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的官员。尤其是杨晓静，作者写得非常节制，没有高大全化，她也会巴结领导，如为领导义务出诊，在和马里红斗争的过程中，她也不得不使用手段。但同时，她始终是一位好医生，把医德看作自己基本的良知，不怕麻烦，不怕劳苦，把患者的利益看得最高。我想，在中国，这样的官员应该有很多。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拔高这一群官员，没有替他们开脱。这对于一般作者而言，很容易做到，但对于一个长期位于官职的作者来说，无疑包含着深刻的“自我”批判。在面对马里红这样的官迷和钻营者时，路安韬等为了保全自己，甚至只是为了把“麻烦”推掉，都没有坚持原则，最终让马里红步步为营，获得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伤害了杨晓静这样正直的人，同时，也把公正、正义给丢掉了，而后者，对于掌管权力的人恰恰又是最重要的。
作者称《人道》为“官场边沿小说”，一个县城医院，科级单位，在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几乎是最低的，的确是“边缘”，但是，其典型性却并不亚于“省委书记”，也正因其小，正具有普遍性和启发性。在《人道》中，除了有地区专员、卫生局长、医院院长这些官员组成的生态链之外，还写了围绕这一生态链更为卑微然而却残酷的存在。郝明、周可可等，他们唯链条是命，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为了讨取领导的欢心，进入序列，不惜丧失人格，如郝明绞尽脑汁地算计、平衡，周可可替马里红写揭发信，特别是郝明为家属楼装防盗门的细节，把一个最低级小官僚的心理写得非常真实、可信、深入，在读完之后，你并不只是厌恶，而是有一种悲剧感，也反映出中国权力机制对人性的伤害。
但是，也许太急于批判，太急于向当代小说意识靠拢，在《人道》中，作者略显严厉，因此多了严苛的是非观和道德的律令，少了劝导和宽恕。
2012年出版的《人伦》显示了李天岑在创作上更大的野心。有了《人伦》，李天岑完全摆脱了所谓“业余作者”的影子，而是一个可以在文学史找到自己位置和独特形象的作家。这部“劝心”之作场景阔大，叙述细腻，小说以清晨乡政府门口摆放的“漆黑发亮的棺材”为楔子，写一个村庄两个家族的较量，以“事”写人，其中涉及地方政府、基层官员、小公务员、乡村、城市、普通百姓、乡村知识分子等各个层面的生活，“将情、法、理融为一体”，全景式地描述了当代中国生活，尤其是描述了乡村生活的样态和基层政治生活的复杂性。
李天岑的小说虽然多与官场相关，但从来不津津乐道于那些阴谋、阳谋（这在许多官场小说中都非常普遍），作者意在写人，写人性在其中的挣扎和变异，写人与自身欲望、利益，与社会环境之间艰难的博弈。身为女镇长，米兰兰为奶奶的死而愤怒，也想着报仇，却又不得不去周旋，不得不为保官位而放弃抗争，放弃孝道。田捍卫身为省某厅处长，掌握权力，因怕父亲伤心，不得不利用职权去替做错事情的弟弟摆平关系。这中间，田捍卫巧借力量，哄骗唬诱，各种手段用尽，但心里却时时惶恐。作者没有把米兰兰和田捍卫脸谱化、典型化和绝对化，他们只是普通人，是希望在获得名利的前提下，又能够行孝心、不把对方赶尽杀绝的人。在权力争斗之时，他们都会耍心眼，告状、拉拢、设圈套，等等，但是，一旦到了某个临界点，他们也会回到传统的序列之中，“得饶人处且饶人”。作者在书的封面上专门写了一句俗语，“忍事不生事平安无事，敬人不欺人非是怕人。”
劝诫，劝人劝世，这是一种宽恕，是中国人生的主要道德方式，也是人类精神的基本要义。宽恕，带来谅解、和平和温暖，作家李佩甫认为《人伦》的“笔触与色调一直是暖意的，不暴戾，不隐饰，不夸张，不溢美。”
正因为这样一种“宽恕”和“暖意”，《人精》和《人伦》中的生活场景和人性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轻易判断，不轻易否定，生活内部和人内部的复杂性被充分展示了出来。《人精》赖四好色，但他富于创造力，善良、幽默，也有奉献精神；赖四老婆桂儿当年因为赖四会唱戏而和他私奔，如今人老色衰被抛弃，却依然侍奉公婆关心赖四；孟婕爱财虚荣想进电视台，但她坦率上进。《人伦》中的犬子头脑简单但仗义执言，田捍卫阴险但他孝顺父亲心疼弟兄，米兰兰也搞阴谋想当官但时时把握分寸。展现在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生动，立体感很强，是活生生的人。这样活生生的人的行动，必然会是多层次的、多重向度的，小说的空间因此而宽阔，而有流动性和多义性。这让我们所熟悉的、贫乏的日常生活焕发出新的光彩。
一部好的作品总是不断向世人呈现这个世界的多样性，能够让读者在贫乏的、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它内在的丰富性。作家精神的宽阔度往往会决定小说精神的宽阔度。
“俗”文体
鲁迅认为白话小说是“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这里，他特别强调小说的“方言俗语”和“故事性”。方言俗语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噱头或某种趣味性，而是小说内部的基本语言元素，它是人物思维方式的体现，并由此形成一种独具地方色彩和民间意味的文风和文格。宋元时代的“白话小说”，除了在内容上所写的是世俗生活、民风情状之外，更重要的是用方言、口语写作，这才是使我们感受到那贴地的、广大而丰饶的现实生活。
《人精》，“人精”，本来就是俗语，何谓“精”？“聪明，能耐到极点，成了一种精华，有些不像人了”，所以，农村有种说法，“能得成精了”。小说开篇讲道，“小时候，爷爷找先生给他看过相。那先生看了说，这娃是个人精，有天分，长大了要靠卖嘴吃饭。先生说他，粗看长个狗相，细看是个虎相，狗走遍天下吃屎，虎走遍天下吃肉……”
这短短的开场白以口语进行叙事，语速错落、铿锵，简洁、晓白，方言、俗语、俚语混杂在一起，民间生活的诙谐、风趣和文化形态很自然地被呈现出来。《人精》的语言结构很有说书人说书的意味，故事性强，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赖四果然“靠嘴”吃饭，跟着先生学几天鼓词，就出去跑起了江湖，当了说书人。“鼓板一打响丁东，你来演唱大家听，爱听文，爱听武，爱听奸来爱听忠。半文半武俺会唱，酸甜苦辣腹内盛。唱的是大宋江山归一统，四帝仁宗登龙廷。自从四帝登龙位，全凭文武两班卿，文侃南衙包文正，忠心耿耿保大宋……”全书随处可见这样传统的鼓词段子，还有根据现实生活随时改变的鼓词，“八百里伏牛山连山，重重云雾遮住天。山峰陡峭悬崖险，吓不住人民公社众社员。”对民间艺术形式的熟悉和随手拈来的改编能力使得《人精》像一个民间艺术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