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宝华，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我国工业主管部门和国民经济综合管理部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经历了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时值我国加入WTO之际，记者诚邀袁老以亲身经历回顾新中国经济制度的几次大抉择，并从理论的高度阐释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趋势。袁老欣然应允，于2001年12月20日在国家计委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建国之初我国搞计划经济，但我对计划并不熟悉。
1949年6月，我被调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我国搞计划经济最早在东北，然后再向全国铺开。一到东北工业部，首先是恢复鞍钢高炉生产，紧接着就是恢复本溪钢铁公司生产。这是咱们摸索着搞的，没有经验。那时候，东北工业部只有几个懂计划的苏联专家。为了搞好计划，首先抓统计，当时统计室是东北工业部里最重要的一个部门。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了，面对战事，就需要把东北南部的工厂往北部搬，结果把计划打乱了。
1952年，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了，我们作了全国5年计划的编制，到8月份，中国的第一个5年计划有了雏形。为了在第一个5年计划完成后，中国工业能够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急需外援，也就是在这年8月，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就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的苏联援助项目同苏共进行谈判，我作为随员参加了这个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周恩来受到了斯大林的欢迎。在会晤中，斯大林讲：“我们马上要开19次党代会，要作下一个五年计划，可以考虑在我们的5年计划里包括对你们援助的内容。”首战告捷，周总理一行先回到北京，由李富春率团留在莫斯科，就每一个具体的经济项目，与苏联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谈判。在苏共召开19次党代会的日子里，我们先后到莫斯科、乌拉尔、列宁格勒等地的一些工厂参观学习。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才开始和苏联计划委员会正式谈判。苏联计委主任沙普洛夫主持了会议。他感到我们对计划不熟悉，就建议苏联计划委员会的领导同志给我们上计划课，先后有14个副主任，几个专职委员一人给我们讲一段，我们都详细记下来。回国后，国家计委专门出了一本关于计划的书，就是当年我们记录下来的资料汇编。
1953年5月15日，中苏正式签订了协议，对我们5年计划的援助项目一共有156项。这就是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的156项苏联援助项目。1953年6月，我们一回国就开始抓5年计划的落实。“高岗事件”后，国家计委由原来与国务院平行的机构划归国务院序列，富春同志任计划委员会主任，我到了重工业部任钢铁工业局副局长，后来又调任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局长，负责落实第一个5年计划中的重工业项目建设。到1957年底，第一个5年计划圆满完成。
那个时候，毛主席想摆脱苏联计划经济这一套的影响，可是路子没走对，搞了“大跃进”，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这个想法的出发点是好的。
第一个5年计划的完成使全国上下一片欢欣鼓舞，但一贯审慎周密的毛泽东已隐约感觉到苏联这一套有问题，他并不对依靠外援取得“更大的成绩”存有奢望。毛主席想摆脱苏联这一套的影响，可是路子没走对，搞了一个“大跃进”，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这个想法的出发点是好的，最后我们又只得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
1958年，我从冶金部调到国家经委工作，由冶金部副部长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物资局局长。1964年，成立物资管理部，我任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一度“靠边站”，是周总理把我解放出来，并安排我帮助计划小组作计划。1970年，成立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余秋里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兼任生产组组长。“文革”期间，我这个抓生产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救火队队长。一天到晚出问题，不是工厂停产，就是铁路遭冲击，或者电厂没有煤了，赶紧调一车给他们。后来，国家计委、经委又分开了，我就到国家经委工作。在国家计委我任常务副主任，到国家经委任第一副主任、主任。我说这一段的意思是在那样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向苏联学习计划经济，而且是按照这个路数去指导国民经济运行的。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计划经济对企业限制过死等固有的弊端，到1975年时，我国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前几年，薄一波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很重要。他说：“中国走这一条道路，看起来是‘文革’以后咱们拨乱反正走的，实际上早在‘大跃进’时毛主席就提出来的。”他又总结了六个字“始于毛，成于邓”。
1974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7月开始抓国民经济的整顿。整顿伊始，他专门找了谷牧、万里和我。他找我们三个谈了要从整顿铁路开始，进行全面整顿。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事件把这个事破坏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提出工业学大庆，整顿企业，实际上是邓小平同志治理整顿工作的继续。
治理整顿企业，首先我们要对“四人帮”对企业的破坏进行拨乱反正，把大庆精神贯彻到拨乱反正工作中去。此时，李先念同志找我：“咱们关着门这么多年了，你出去看看。英国、法国请李强去访问，你和他一起去。”到英、法看一看，很开脑筋，回来后先念同志又建议我到日本看一看，我专门带了一个经济代表团，我作为团长，邓力群作为顾问，马淇、孙尚清等作为团员，到日本作了一个多月的访问。日本人对企业管理很有一套，日本的管理是从美国学来的，经过创新变成自己的经验了。这一次考察使我很受启发，愈发觉得我们应建立一个商品经济的体制，由市场去调节企业，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回国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当时我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回来就参加了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听了小平同志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我国要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回想我在日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日本记者提出的“允不允许外国到中国投资开工厂？”答记者问的发言：“这个意见很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真是感慨万千，改革开放了，外国人来投资，我们当然是欢迎的。
通过对国外经济的考察和国内经济的分析，我认识到要想振兴中国经济，企业改革是关键，而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充满活力的企业运营机制，促进技术进步是重要手段。于是在代表团回国后的汇报会上，我提出了商品经济的理论。
围绕企业改革，我们还提出了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但当时的国营企业中，连买桌椅都要打报告，这样企业怎能发展？1978年底，四川省率先在5个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1979年4月在李先念副总经理的建议下，国家经委提出了企业扩大自主权10条意见，这是企业改革的开始，是企业改革的发轫。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制定《工厂法》，根据小平同志的建议，我们提出国营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厂长负责制。为了让厂长负责制贯彻下去，中央决定由彭真同志领导落实这件事情，彭真同志带领我们到南方调查，到东北调查，然后向中央汇报。
为了将经济改革深化下去，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为了这部《企业法》的诞生，我们耗费了10年春秋。
前几年，薄一波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很重要。他说：“中国走这一道路，看起来是‘文革’以后咱们拨乱反正走的。实际上早在‘大跃进’时毛主席就提出来的。”他又总结了六个字“始于毛，成于邓”。毛主席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但没有解决，邓小平同志总结了经验教训，走出了这条路子。从1957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市场经济，整整35年，太不容易了！我们经历了不承认市场经济的作用，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我亲身走过的，感受很深。
这10年，路子走对了，成绩很大。加入WTO后，我们一方面要积极为企业创造一个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人民生活，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正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历史性的决议，到今天已将近10年，这10年的变化确实太大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10年的发展证明，我们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正确的！加入WTO后，对我们又是一次很大的机遇。但是要正视我们面临着的挑战，一方面要为企业创造一个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建立失业、养老、医疗等全方位的保障体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很多，失业保障金可以让失业职工生活。这对企业也是有力的支持，值得我们借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为企业人事调整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有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
十四大后，深化企业改革使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中国经济软着陆、成功度过东南亚经济危机和加入WTO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要我们循着这条道路坚决走下去，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无往而不胜！
采访结束时，袁老深情地对记者说：“你们提的问题很大，也很有意义，使我想起了过去难忘的岁月，我们国家走上今天的道路是多么来之不易呀！”
袁老，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会珍惜今天的大好局面，奋发工作，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