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丰富的经济领导工作经验的袁宝华，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聊天、打乒乓球、听音乐，他也特别喜欢和工厂的厂长们谈心。新年前夕，一个暖融融的冬日的上午，在国家计委他的宽敞的办公室里，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听他谈人生，谈社会，谈企业深化改革，谈厂长，谈青年是未来的希望……我问他何以如此喜欢接近青年和厂长们，这位身材魁梧、头发花白、双眉浓密、有学者风度的老一辈革命家，眯起眼睛微微笑道：
“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因为我不服老，我要弥补老年的缺欠。我喜欢和厂长们谈心，因为自己容易脱离实际，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到自己没有接触到的东西。多接近年轻人和厂长们，可以多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有助于避免我的思想僵化。”
莘莘学子、企业职工、青年干部和厂长们，又何尝不喜欢和这位忠厚长者在一起并聆听他那才华横溢的讲话呢。年轻人说：听有的人讲话像喝白水，听袁老讲话像喝茶水，有味道。厂长们谈起他倍感亲切：袁主任讲的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不断了解情况，研究新问题
1994年10月、11月、12月3个月的《企业管理》杂志上，连续刊登了袁宝华的长篇文章《论企业深化改革》，1995年第1期登完。文章从8个方面阐述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论点。这是袁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多年间，深入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成果。
原中共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袁宝华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已近半个世纪。1946年，他从延安到东北解放区任县委书记，为发动群众土改支前，恢复、发展生产，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克服了众多困难。1949年，到东北工业部工作，管计划又管生产和技术。在恢复东北工业生产时期，积极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加强企业管理，实行厂长负责制。建国以后，1952年至1953年，他参加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并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援建项目的谈判，之后，曾在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工作。他既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参与者，又是计划项目落实的执行者。1960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和国家物资总局局长、物资部长，一干就是10年。“文革”中经委并入国家计委，他仍任副主任。国家经委恢复后，任第一副主任，一干又是10年。不平凡的40年领导工作的实践，使他对我国的经济工作有了全面的了解，思路开阔，注重宏观经济的分析。改革开放初期，他出国考察归来，深感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管理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加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管理，探索企业改革，他于1979年3月主持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代表国家经委提出“企业扩大自主权”的10条意见。接着进行长达8年的企业整顿和艰苦的企业改革工作。他还担任过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988年他离开国家经委的领导岗位，现在是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和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他还争取每周去看一个工厂，每月召开一次厂长座谈会，不断深入实际，了解新时期的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情系企业改革与发展。
惊人的记忆力从何而来
熟悉袁老的年轻人向我谈起袁老惊人的记忆力，钦羡不已。
在多年繁重的经济领导工作中，袁老每天要阅读很多文件和报表，生产日报、月报，统计月报、年报……一摞摞报表，一页页密密麻麻的数字。对一些重要数字，袁老一经过目数月不忘。凡是他用红笔画问号的地方，经了解都是有关部门计算不够精确的数字。每遇此种情况，就连一年到头与数字打交道的干部也不免惊呼：“哎呀，袁主任的脑子真好！”与他仅有一面之缘的干部，数年之后乍一见到，他能直呼其名。
问及记数字、记人名的奥秘，袁老不以为然，笑道：“其实也没什么奥秘。认为重要的数字，先要把数字前后的关系弄清楚，再把数字本身的特点把握住。数字是枯燥的，可它本身又是有规律的，记住了，可以记几年。记数字的能力是我的职业习惯，因为我长年搞经济工作。”接着又说：“我的小本子是我的宝贝。重要的数字，报纸、杂志上的东西和散步时想到的问题，都记到小本子上（他举起右手比画了一下，小本子不到一拃长，四指宽），我有一大堆小本子。记和不记完全不一样。有时报表上的数字不准确，看后一分析、推断，感到不合理，就会发现问题。记人和认人，也是职业习惯，我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当干事5年。当年的领导陈云、王鹤寿同志常对我们说：管干部，你光看他的履历表、档案材料不行，总要当面谈谈。他们讲的，用组织部门的行话说，就是总要‘相相面’。每个人的面孔不同，都有他的特点，把他的姓名、面貌、经历、性格连在一起，就不会忘记了。”
人们还说袁老工作作风严谨，效率高，需阅读处理的文件不论多少，从不过夜。袁老告诉我：“这也是职业习惯。一是因为要对写报告的人负责；二是要对秘书负责。长期以来我养成一个习惯：‘今日事今日毕，明日事今日计（划）’。如果今日事等到明日，那就像钱鹤滩的《明日歌》中说的：‘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当然这里面也有个工作方法问题，待批待办、有时间性的文件先办，有余力，尽可能把当天的文件看完。”
生活情趣多
袁老不论出现在何种场合，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精力充沛，神采奕奕而又儒雅稳健。78岁高龄的他是怎样工作、生活，怎样延缓衰老的？袁老对我说：“我是1988年从经委退下来的。现在一天到晚还是忙忙碌碌。在第一线时，大家认为你是忙人，体谅你，各部门各单位的活动基本上不去参加。现在社会活动多，不去，人家说你架子大。我和秘书商量，尽可能参加。差不多天天上午有活动。没有活动的时候，秘书就要我来办公室给人写字，一次写好几幅。书法是我的业余爱好，可现在不得不‘赶任务’，因为让写字的都要得急。”每天，他都要在院里散步，有时慢跑几百米。午睡后练两套“八段锦”。晚上看完电视新闻，再散步半小时。有选择地看电视连续剧，然后看文件，写文章，记日记。他说：“我按自己的需要编了两套‘八段锦’，一套为活动关节用，一套为调节呼吸。”
袁老家院内树木葱茏，夏秋绿荫蔽日。他24年前亲手种植的核桃树、柿子树高大茁壮，秋季果实累累。枣树、葡萄、丁香、月季生长繁茂。饭厅外面有一景，堪称一“绝”，那是老友赠他之三五株竹苗生发出来的竹“林”。谈及在北方“最难将息”的竹，竟能在自家的庭院中成片成“林”，袁老嘴角眉梢的笑纹里闪着几丝不加掩饰的得意之情。
我问他为何从未吃过一片安眠药，没掉过一颗牙，从来不用保健药？他张口用手比画着，自嘲地笑道：“没掉过一颗牙？前几年可是崩掉1/4颗牙了！不吃安眠药，是因为我能吃能睡。不吃保健药品，因为保健药也有副作用。吃的饭是最好的保健药。我主要吃苞米、小米、红米、豆类，喜欢吃豆面条。”我说豆面条不好消化，他笑了：“我吃什么都能消化。还爱吃芝麻叶、红薯叶，煮在面糊糊里或煮面条吃。胡萝卜缨最好吃。紫菜、虾皮、香菜，午饭时必吃。喝汤必放醋。晚餐只吃稀饭。”他常常工作到半夜，在家从不吃夜宵。
袁老是中国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名誉会长，总是很有兴致地去北京音乐厅、保利大厦听音乐。他和老伴在家也时常一起听音乐。他喜爱柴可夫斯基、格林卡、肖斯塔科维奇、贝多芬、约翰·施特劳斯等人的乐曲。他说：“《蓝色的多瑙河》百听不厌，不知听过多少遍。”
书法、诗词皆是“童子功”
袁老的书法、诗词造诣颇高。说起怎样开始练字和写诗，话就长了。他回忆道：
“我六七岁时，白天在洋学堂念小学，要写毛笔字，晚上私塾先生教四书五经，也要写毛笔字。我主要临写魏碑，学《龙门十二品》、《爨龙颜》。学魏碑的好处是能把字的架子拉开。念中学、大学时用毛笔就少了。到了延安，就是有钢笔也买不到好一点的墨水，又拿起了毛笔。后来我长期工作忙，用毛笔时间少。前几年退下来才又用毛笔。”
袁老丰厚的文学基础也是在孩提时代打下的。“我爸爸喜欢四书五经，我的私塾先生是他的老朋友。有时先生的朋友们来，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讲《春秋左传》的故事，我靠着门听，竟入了迷。爸爸的另一位老友是80多岁的书法家，每年春节前骑着小毛驴来我家写春联。这位老人喜饮酒，酒酣耳热，围一盆炭火，就给我们讲《聊斋》故事。听后，我再去看书，就容易看懂。小学毕业后，因战争耽误了两年，但这是古典文学读得最多，收获最大的两年。《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看了很多。私塾先生要求我把《论语》、《大学》、《中庸》都能从头到尾背一遍，又学《诗经》、《唐诗三百首》。孙中山先生逝世时，小学老师教我们写对联，学平仄，学对仗启蒙书《龙文鞭影》。‘五卅’大罢工，学校组织反日游行，老师教我们用诗的语言写标语、传单。从此我开始动手写新诗和旧诗，梦想长大当个文学家。”文学家的梦至今虽未能圆，但文学方面扎实的基本功和文化素养在袁老的革命生涯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二·九”老前辈寄语青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血气方刚的袁宝华奔走呼号，宣传抗日。1934年，袁宝华从河南开封河南大学附中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后转入地质系。在北平，眼看祖国大地一块块被割掉，他痛不欲生，1935年，怀一腔爱国热情，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筹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加入“社联”和“左联”，1936年由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共产党，次年回到家乡河南南阳，建立中共南阳特支、南阳中心县委、南阳地委，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按照党组织决定，奔赴延安。无论在经济部门还是在教育部门，这位两袖清风、品德高尚的“一二·九”革命老前辈，始终关怀青年的成长。他在新年前夕，语重心长地寄语青年：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一帆风顺不利于年轻人健康成长，经过坎坷、挫折、磨炼，才能真正锻炼人的意志，才能克服困难，攀登高峰，才能体验人生的真谛。坎坷的经历是人生的教科书。我很希望把青年教育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现在有些年轻人缺乏理想。没有理想，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品德，勇于献身的精神，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