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展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访中国企业联合会名誉会长、《中国企业史》
编委会主任袁宝华
编者按：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牵头组织专家、学者编撰的我国第一部企业史书——《中国企业史》日前正式出版发行。古代卷、现代卷、典型企业卷已于2002年12月由企业管理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由新华书店经销。近代卷、港澳卷也于近日完稿。全书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部分，共十册500万字。《中国企业史》是我国学术界重要的科研项目，并被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专家指出，《中国企业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编写的企业史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对于人们系统了解、学习和研究我国企业的发展历程，对我国企业在新时期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将发挥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作用。《中国企业史》的出版填补了一项国内学术空白。
《中国企业史》的编撰历时7年，从课题的立项、编写、研讨到具体内容的修改和审定定稿都凝聚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心血和汗水。《中国企业史》的研究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企业史》研究还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同时企业界的支持也保证了《中国企业史》研究的顺利进行。
《中国企业史》的陆续出版，标志着我国在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填补了国内学术的一项空白。《中国企业史》的研究凝聚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智慧和汗水，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中国企业史》的研究编撰是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企联）、中国企业家协会牵头组织的。我国德高望重的著名经济工作老领导、中国企联名誉会长袁宝华同志始终十分关心《中国企业史》的编撰工作，亲自出任编委会主任，并为《中国企业史》作序。为此，在《中国企业史》陆续出版之际，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企联名誉会长、《中国企业史》编委会主任袁宝华。88岁高龄的袁老侃侃而谈。袁老谈到了当初中国企联为何要组织编撰《中国企业史》，谈到《中国企业史》研究出版的现实意义以及在企业史研究过程中如何把握企业的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企联为何要牵头组织编撰《中国企业史》，袁老告诉记者，当初中国企联想到要编一部《中国企业史》，首先是从薄一波同志那里得到启发，他想要搞一个“中国经济史”编写项目并专门开了两次座谈会，后来因工程太大没有搞起来，这对我们是个启发，我们是否编撰一部《中国企业史》，因为国民经济的细胞是企业。
还有一个就是潘承烈同志搞的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他把古代管理思想这个宝库挖掘出来了，这就引起我们的思考：企业的产生、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又是密切联系的。中国几千年来，从古代农耕经济向商品交换发展，随着社会的分工，出现了一些作坊和一些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人。如果把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内容总结出来，写一部《中国企业史》，这是对我们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再一个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给我们的启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我们的企业逐步摆脱了政府附属物的地位，逐步地向现代化发展，并出现一些现代企业。这就使我们想到，应该把我们企业这种大的变化记录下来，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主要是这三方面的启示，使我们提出来要搞《中国企业史》这部重要的著作。另外，这也是一批专家、学者一起讨论的结果，大家一致赞成搞一部《中国企业史》。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搞这部《中国企业史》有一个思想上的酝酿过程和认识过程。
谈到《中国企业史》的出版有什么重要意义，袁老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研究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必须要从根本上、从最基本的问题上来研究。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发展的历史，是中国经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就要研究中国的企业，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就要研究中国企业史。
再有就是我们已经有内容丰富的“二十四史”，这里面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人物都有记载。同时近百年来，对于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也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可是真正研究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还是空白，所以我们再搞一部《中国企业史》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填补了这个空白。
第三就是中国几千年经济活动的历史有很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进行总结。顺着历史的脉络研究中国企业史（包括古代、近代、现代），把过去几千年来经济发展特别是企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为现代企业提供借鉴，有利于现代企业的发展，这就是古为今用。同时，把外国企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发展做一个对比，能够“洋为中用”。所以研究中国企业史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有重要意义的。
还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中国企业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使我们感觉到，要使中国企业能够沿着一个正确的道路发展，必须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企业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现代企业的经验，特别是一些典型企业，这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讲研究中国企业史的重要意义就是这些方面。
对于在中国企业史研究过程中如何把握企业的产生、发展，揭示它的客观规律，袁老说，首先就我们企业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来，经济发展首先得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没有一个良好的适宜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是不可能迅速发展的。我们总结了多少年的经验教训表明，稳定是第一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社会动乱经济就被破坏，社会稳定经济就发展，所以从发展的过程来看，有一个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经济发展、企业发展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不光稳定的环境是重要条件，适合于企业发展、能够促进企业发展的政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从政府附属物的地位解放出来，所谓政府的附属物就是企业没有自主权，就是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政府让它发展它就发展，不要它发展它就不能发展，最为严重的就是改革开放以前，企业每年的折旧费要收到财政部门去，企业要做设备维修、设施扩建都得上边来批准，这对企业来说是卡它的脖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1979年4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就找我，要我把企业要什么权的提议提到会议上讨论。原国家经委提出了企业扩权十条意见，这是个突破口。现在看起来这十条扩权意见太平常了，可是就当时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有这十条意见，国务院才发了五个企业扩权让利的文件。1979年7月份在成都召开了全国工交会议以后，企业扩权才算是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接着就是企业要从政府附属物的地位上解放出来，这不光是扩权让利，扩权让利就像一块糖吃一吃，但并没有把身上束缚的绳索给解开。真正要解开，是把企业推到市场上去。
1992年小平同志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才真正从中央决策上、从经济理论上解放了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能够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这就是政企分开。政企分开就是政企的职责要分开。所谓职责分开就是责任和权力不能融合在一起，职责分开后政府的权少了，但政府部门舍不得放这个权，一直到现在政企都没有真正分开。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问题放开了，首先引领乡镇企业大发展，这个道理很简单，乡镇企业它一出生就进入市场，是在市场的浪潮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发展很快，但这些乡镇企业一开始还戴着个集体的帽子，实际上很多是个体的、私营的，但它不戴集体的帽子就不能生存，虽然戴集体帽子可最终是进入市场，这点非常重要。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少奇同志1962年找我谈话时就提出来，生产资料要进入市场。当时我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兼物资总局局长，他讲要成立物资部，物资部是管生产资料的，那时生产资料按照斯大林的理论是不能作为商品的，只能国家分配，不能到市场上进行交换。刘少奇同志在找我谈话之前的1958年就向周总理提出来，斯大林这个说法有问题，生产资料应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他说中国已经把部分生产资料纳入到市场管理里边去了，就是商业部管的五交化，五交化里边有生活资料也有生产资料，刘少奇同志与我谈话时就说了，这个物资部要办成第二商业部，就是说要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是在计划经济年代提出这个问题的。李先念同志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他跟我讲：“宝华，我把商业部的五交化交给你，统一归你管，你是第二商业部。”所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走过了很长一段路程，思想上逐步解放、逐步前进，从一开始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步一步地解放思想，向市场经济前进。
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陈云同志的思想。陈云同志一直主张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要保留自由市场，他认为没有自由市场的农业经济农民就不能活，也活不起来。国家包不起来，就是说全民所有制不是只有公有制，农民要有自留地，必须要有自由经济，有一阵子把农村自留地取消了，陈云同志反对，他说这让农民没有一点活动余地了。我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如果没有当时提出的解放思想以及以后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局面。而今天全世界已经另眼看待我们了。
所以企业发展的过程和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相联系，总结几千年的历史，总结几千年治和乱的经验教训，才能总结出稳定、改革、发展三者关系的重要性，我们才能从中看出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当记者问对现在已经出版的几卷是否满意时，袁老说：我只是粗粗地翻了一下，没有完全通读，我感觉到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整体上来说这是我们重要的收获，我们能够出版这部《中国企业史》是集中了许多人的智慧、许多人的心血、许多人的汗水，非常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