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高尚的，无人反对；可要说用书，似乎就是功利主义，就不那么高尚了。真有点奇怪。学以致用，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为知识而知识是古希腊一些哲学家的主张。古希腊学者确实倡导过为认识而认识，这不难理解。他们既有钱、有闲，更有奴隶为他们服役。研究哲学或研究其他知识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生活乐趣。可奴隶主的生活状态和对待知识的态度，不能成为衡量知识本质的尺度。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不能作为治学通例。
当然，用有不同的用法。封建社会科举制下的“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苦读，或者当前的应试教育以及各种考研班之类的读书，确有功利性质。但不能因此一概反对书要用。书要读，也要用。说用书，是说应用书中的知识，继承和应用人类积累的经验。任何知识，尤其是科学，就其产生的深层动力而言，都是因为社会需要才成为人们探讨的对象。完全无用的东西，是没有人研究的。即使人屎马尿成为研究对象，也是因为它们有研究的价值。
从有用的角度看，书也是工具。书是工具，我不是指工具书，如辞典、辞海，而是指书对我们有用。当然它不同于刀、锯、斧、镐这些器具。它显得高贵，因为它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产品。但它不可能高贵到一尘不染，被放进殿堂中供奉起来。旧时代一字不识的老太太，见到有字的纸一定要捡起来、毕恭毕敬，表现出对书的敬畏，说到底是因为她们懂得识字有用，书有用，虽然她们不一定知道它的用在何处。生活告诉她们有知识比没有知识有用，识字的人比睁眼瞎有本领，因此，她们才产生对字、对有字的纸的敬畏之情。
你们要读书，更要学会用书，而且要牢记，书是因为有用才显得宝贵。我们不是藏书家，但藏书的可贵在于为人类用书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藏书家的藏书永不示人，如同“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女，老死闺阁，再美也是枉然。
图书馆比旧式藏书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不仅“藏”，而且供人“用”。但藏书楼自有它的功绩。中国一些著名的藏书楼如浙江宁波天一阁、清朝北京故宫文渊阁、清嘉庆十二年余姚人黄澄量所建私人藏书楼五桂楼、清人孙衣言所建玉海楼以及徐家汇藏书楼等都保存了大量珍贵图书。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如何既藏又能用，既开放又能保护，是文化建设中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