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后来太平天国兴起，他们父子必须放下公文簿去打仗，这个职位他恐怕可以一直坐下去的。这个职位得来实属不易，完全是他二十年辛苦寒窗，拼命读书的结果。
李文安的父亲李殿华（即李鸿章的祖父）是个“五十年不进城”的乡下读书人，家有几十亩地。他总不进城，但总想从黄土地上走出去，于是对科场功夫甚为在心。但是他考试总不顺利，科场屡次失意，后来就在家设馆教学生和孩子读书，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
李文安即是这个家族走出安徽、走向官场、走向京城、走向沿海的第一人，是李家有家谱记载的前七代人中，唯一的一个进士。
别人家聪明的孩子4岁就开始启蒙了，而李文安到8岁才读书。他早年读书读得很苦。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从小身体很弱。到了13岁，别人都有考上秀才的了，而他才读完“四书”和“毛诗”。李文安的这些表现在父亲李殿华看来就是贪玩不用功，根本就没看出这是个大器晚成型的人才，后来，李殿华就叫大儿子李文煜来督阵，专门管着他读书。
李文煜科场也不顺心，考中秀才后就再无长进，也学父亲的样子，在家开馆收徒教书。这个大哥对付小弟也真厉害，每年正月初三就开学，一直要念到大年夜为止，毫不放松。毕竟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结果李文安中了举而大哥未中，几年后李文安又中了进士，而他几个哥哥都名落孙山。
不过李文安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苦读到35岁那年（1834年）才江南乡试中举。在这之前，他已经历了十数年的寒灯煎熬，期间也当教书先生，或收徒，或馆于人家，但自己的功课绝不放松。中举后又过了四年，终于考中了进士。这时，他已快40了，度过了他人生的大半截。
但最要紧的，还是他的“命”好。他这个进士中的不早也不晚，正好与数年后大红大紫的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过去称为“同年”。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极其微妙又极其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的意义上说，远远超过了同乡、同学、同族，甚至超过同胞的关系，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有着共同的联系和参照。初做京官的他们无形中就是一个整体，除了他们的考官，他们之间往往比官场上的其他人更亲近，更能够理所当然地相互帮忙，相互利用。
李文安虽然性格比较内向，“资性中下”，但他万事心中有数，眼力不差，同年中与他关系最紧密的便是曾国藩。当时的曾国藩还没有发达，只是个普通的京官，初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不过是个编编史书的闲官，后来才当上礼部、兵部、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虽然李文安直到中年才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但是他对儿子的安排是有超前意识的，也许这也是李鸿章日后能做出一番事业的原因之一。李文安在和曾国藩的关系得到确认之后，便早早地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去拜曾为师，跟其学“经世之学”，一旦到了他们要奋发进身的时候，就派上大用场了。这大概是李文安贡献给他的家族的最高智慧。
李文安作为司法官清廉正直，方刚厚重，坚持依法断案，每到秋审最后断案的时候，披览案卷总到深夜，力求准确地量刑，不冤枉一个好人，“庭诤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目”。但他“以倔强不苟合，不获于上官”。其实，历来官场上都是如此，做事既要认真，又不能太认真，要看是什么事。你什么事都太认真了做官就不讨巧了。问题是李文安凡事都太认真了，就必然不讨上司的喜欢，所以他始终没能当上“部级干部”。他们同年中别人都升得挺快，他弄来弄去还在看监狱。
尽管如此，一些正直的同僚们看得清楚，用诗的形式记下了他做的好事，尤其是善待狱囚的举动，这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极其难得的。那年头连无辜的老百姓都没人关心，谁还去关心那些狱囚呢？
有《咏李玉泉先生为提牢诗》数首为证。其一曰：
一汤一饭浅深量，是否堪餐每自尝。
甘苦可推军十万，狱中留得姓名香。
晚饭散过号腹来，双眸炯炯不胜哀。
狱中幸有推恩米，例自先生到此开。
棘墙深闭见天遥，溽暑熏蒸未易消。
赖有仁风吹隔座，蒲葵五万共招摇。
托钵沿门醵俸钱，秋深检点补黄棉。
先生更给病囚被，寒到圜（huán）扉不耸肩。
是说他管提牢厅时，下属两个监狱，他每天都要巡视一遍。到底是刑部的大狱，竟然关押了五万囚犯！每个监狱从南到北往返一圈五里地，两个监狱每天走一遍就是十来里路，他总是坚持每天亲自到场巡视，仅仅这一点就很不容易。
他严禁狱吏虐待囚犯，规定囚饭每人要保证给足一满勺饭，为了防止狱吏克扣斤两，遇到开饭他就要亲自检查，并且亲自尝尝生熟。狱中开支有限，晚饭后伙房关门，而遇到那些晚饭后才押解到狱的囚犯，他不忍其饥肠辘辘，就自掏腰包，捐米煮粥，聊以慰藉。春夏季节狱中易发传染疾病，他早早派人熬好了药做好准备。甚至夏天买来扇子和席子，冬天捐献棉衣，还在每个“所”备置12条棉被，供生病的犯人发汗养病之用……可见他除了心地善良，还是个非常仔细的人。所以在他管事期间，狱中没发生过意外死亡之事。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是挺满意的，在其诗中一再流露出得意之情：
每思工部千间厦，更爱香山万里裘。
我且按囚给大被，铺秥草刈（yì）野塘秋。
南北奔驰十里程，衣冠整肃踏沙行。
给筹鱼贯分餐际，堪念嗷嗷待哺情。
衣冠整肃待衙参，每日平安竹报谙。
常愿两监无病帖，论功不厌纪窗南。
他的《愚荃敝帚二种》付梓于同治年间（1866年），已在他去世十年之后。那时，他的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早已是清政府的命官，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湖南巡抚，为之写序和跋的人本可以大加恭维，大吹大捧，写序人本可以是当朝大吏，或皇亲国戚，然而不然，为之写序的不是亲戚就是同事，人们一再称颂他的仍是他的善良和清廉。
“大脚”慈母
善良的人总是有好报的。李文安的善良为他促成了一桩不错的婚姻。
当初在磨店老家时，有一年，李殿华抱回一个正在出天花的女孩。那女孩在路边啼哭不止，浑身发烫，显然是个被遗弃的病孩。李殿华虽身在乡下，毕竟是个小知识分子，略懂些医道，尤擅长儿科，见了心怜之，于是抱回家收治，几番调治后居然治愈了。女孩病虽好了，但脸上却留下了稀稀落落的白麻点，这对女孩来说是个不小的缺陷。女孩没有地方去，就成了李家的一员，长大后就在李家帮着干活，她要以辛勤的劳动来报答李老太爷的养育之恩。她既然要整天跑进跑出地干活，也就没有必要像深闺里的小姐一样裹小脚了，同时也没有亲生母亲在旁监督她裹脚，那双自由自在的大脚就成了她生活中的好帮手，什么重活儿都不含糊，但久而久之成了村民们的笑料。
在封建社会，女人们是以小脚为美的，大脚板子根本就不能被大众所接受的，另外，脸上又长了麻点，又整天在地里干活儿，这样的姑娘长大之后是无法找到一门好婆家的，何况还是个被丢弃的孩子，亲爹娘还不知在哪里。但她不知道，有一双善良的眼睛早就在注意她了，这就是李家的四少爷李文安。李文安是个心慈面善的人，见不得人家受苦。有一天他晚上从外面回来，看见姑娘劳累得倒在灶门口就睡着了，就顺手脱下外衣盖在姑娘身上。其父闻知后，知道儿子对姑娘有情，遂命之结为夫妇。
但世事难预料，新娘子非凡才能在婚后不断地表现出来，她有很强的帮夫运。特殊的身世使她不仅吃苦耐劳，泼辣能干，遇事有“豁出去”的气概，而且有很高的智慧。她善于治家，前半生非常辛苦，后半生极其享福，应验了中国人的那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
老话。
她是李家的大功臣。丈夫在家时要读书备考，在外时要秉公做官，家中一切，就只能由她负责打理。她还为李家生了六男二女。六男即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兄弟；两个女儿，大女儿嫁记名提督、同县张绍棠，二女儿嫁江苏候补知府、同县费日启，都嫁得十分风光。她的大智慧还在于，每当丈夫和儿辈遇有升迁，别人总是喜笑颜开时，她却不然，她总是不露喜色，反而沉静地时时以盈满为戒，显示了“福人”的真功夫。
上苍也回报了这位苦心的女人，让她在后半生大富大贵，活到83岁，比丈夫李文安多活了28年。她晚年跟着两个当总督的儿子过，在总督衙门里当她的太夫人，享尽天下荣华富贵，根本不在乎乡下的那几进小院了，所以他们在熊砖井的老土地上，并没留下她的大宅院。
她的后半生，不仅享受了一般官僚家庭的荣华富贵，还屡受皇恩。在封建社会，这是没有几个老太太能够得到的至高恩宠。
次年三月，载着李母灵柩的大船从汉口沿长江而下，一路上各地官员迎接送往不敢怠慢，中经巢湖、店埠河、全羊河水路运至磨店乡，合葬夫墓。在磨店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盛大的典礼。
这还没完，在她去世二十多年以后，清政府还追封她为一品夫人，晋封为一品伯夫人，晋赠一品侯夫人。那时她所有的儿子都已去世了，清政府仍念记着她，可知她的身价在晚清历代皇帝眼里，都是不低的。
第二、少年得志而又命途多舛
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总是伴随着磨炼与苦痛的。李鸿章初出茅庐，尽情地挥洒着他的才华与智慧，从科场上的翩翩少年，到大清朝的年轻翰林，他可谓是春风得意。但，人生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时代的车轮把他拽进了征战的大棋盘上，让他在曾府度过了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
大器早成的才子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时，也正是本书的主人公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当时，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社会环境的熏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思想的束缚，使这个时候的李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
李鸿章小时候天资聪颖，聪明异常。五六岁的时候，他和几个小朋友在池塘边玩耍。正好，私塾先生周菊来池塘边洗澡。他把衣服脱下挂在树杈上，随口吟道：“千年古树为衣架。”李鸿章一边玩一边接了一句：“万里长江作浴池”。周老先生看这孩子出口不凡，心里很喜欢，想教他读书。周先生打听到这孩子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李殿华之孙，于是找到了李殿华的四子，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告诉他说李鸿章聪颖过人，很有文采。于是李文安把老大李瀚章和李鸿章一起叫到自己的书房考试。李文安看到书房的账本，随口说出上联：“年用数百金，支付不易”；李鸿章随口对出：“花开千万朵，色彩无穷”。李瀚章没有对出。李文安又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李瀚章对：“雨洒羊皮一片腥”。李文安摇头说，意境不美。李鸿章又对出：“日照龙鳞万点金”。李文安听后大喜，觉得这句子不但工整，而且自有一番气魄。
李文安决定让李鸿章随同哥哥李瀚章一起接受启蒙教育。李鸿章本来名叫章铜，李文安给他改了新名字叫“鸿章”。意思是希望他“鸿图大展，文章经国。”后来，李鸿章真的实现了李文安的愿望。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李鸿章小时候的学习，侧重于应付科举考试。他的义理、经济之学进步很快，制艺技巧也不错。虽然李鸿章的父亲和后来李鸿章的三位老师都崇尚宋学，但是从李鸿章早年遗留下来的著作中，人们没有看出李鸿章对“宋学”或者“汉学”“经世之学”有什么兴致。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早期主要作品是诗和赋，内容多反映友情和亲情，词句优美华丽。有研究者发现，李鸿章早期的诗词中有一种“雄健的风格”，是“一种不受任何迂腐思想干扰、技巧臻于完美的得心应手的大手笔。”
1840年，18岁的李鸿章考中秀才。那时候的李鸿章相貌堂堂、身材高大，十分出众。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时年20岁的李鸿章看了父亲的信之后，心情特别兴奋。这是他一直企盼的，也是一直在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翰林院里的“知识分子”
京城的人物风景与地方自然大有不同。李鸿章来到京城之初，感叹京城车水马龙、商铺林立的繁华气派，但对他更有吸引力的，是京城的诸多名士和像他一样来京应举的各地的莘莘学子。
入都不久，在京担任刑部郎中的父亲便命李鸿章晋谒曾国藩。如前所述，他的父亲与曾氏系戊戌科同年。因有这层特殊关系，曾国藩名正言顺地成了李鸿章的老师，对他毕生的发展影响极大。各省学子们齐集京城，交际攀附之道是他们非常热衷的。因慕曾国藩之声名，他们还特别组织了文社，邀请曾国藩担任社长，定期举行活动。大家在一起谈文论道，指点江山。李鸿章在其中结识同好，交游学问，并经常向曾国藩请教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