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西方之所以强大，铁路的四通八达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欲富，也应抓紧修建铁路。他们的建议，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顽固派提出几十条理由反对修铁路，他们甚至搬出先辈祖宗及山川之神来威吓。
虽然修筑铁路的阻力重重，但是李鸿章并没有退缩。就在争论最激烈的1880年，他就悄悄开始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以便运煤。1881年，这条约10公里的短短一段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政府，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李鸿章真不愧是后来“遇到红灯绕开走”的前辈。李鸿章汲取了在“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所以在修路的同时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此时，醇亲王奕譞早已取代恭亲王奕，最为慈禧太后倚重，所以李鸿章全力做他的工作。他多次给奕譞写信，说明兴办铁路的种种好处，奕譞有所心动，所以李鸿章才敢将唐胥路修完。但李鸿章一直认为修路应是举国兴办，所以在给奕譞的信中说，修铁路在中国“阻于浮议”，一直未能兴办，并且明确表示希望由奕譞直接出面“主持大计”。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战争中暴露出海军调度协调的问题，清政府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政府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是否应当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奕譞、李鸿章的努力，清政府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譞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由“海军衙门”负责修建铁路，也可说是当时的“中国特色”。
同年，奕譞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具体商订修路办法。奕譞后来说他对修铁路以前也曾“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但以奕譞此时的权位之重，却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商议时，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更加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更易办成。
据此，李鸿章采取一点点来、稳步前进的策略。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就在这一年便以要运煤以方便商业为理由，将唐胥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10公里延长到约40多公里，改称唐芦铁路。同时，李鸿章趁热打铁，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25万两。就在1886年底，李鸿章又与奕譞相商，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1887年春，由奕譞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130公里左右。这时的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于是，李鸿章于1888年11月通过奕譞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其理由是津通路将沿海与内陆联结起来，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有利于军事、防务。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批准，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顽固派本来可能是对醇亲王有所顾忌，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而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又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岂可容忍！反对声于是像炸开锅一样，一时弹章蜂起，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顽固派有的上奏朝廷，有的致函奕譞，想争取他而拆掉李鸿章的后台。为了耸人听闻，顽固派与前几次一样，首先指责修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还将修路与“灾异”联系起来，认为清宫太平门失火就是“天象示儆”。大体而言，顽固派的意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修铁路有利于外敌入侵。认为如修筑津通路，一旦外敌入侵即可经由铁路直达京师。
二、修路扰民。铁路所经之地，要拆毁民间田庐坟墓，必致民怨沸腾。
三、修筑铁路夺民生计。
铁路修通后，将导致成千上万原来的水手、船夫、客店主贫困失业，断了他们的生计。面对众多位高权重的大臣的强烈反对，李鸿章这次因有醇亲王支持，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对于铁路“资敌”的责难，他反驳说敌人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车厢运兵，我方可先将机车、车厢撤回，使敌无车可乘；另外，到时还可以拆毁铁轨或埋下地雷，使敌人不可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相反，铁路将使中国运兵更加快捷。针对“扰民”观点，他以修筑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为例，认为修路应当尽量避免拆毁民间房屋坟墓，万一无法避免时，只要给居民以“重价”，民众就不反对修路。
至于说到铁路“夺民生计”，他认为更没有道理，从国外和国内已修通的铁路沿线来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修铁路、通火车只会增加各种职业。
后来，由于清政府随意挪用经费筹办慈禧太后60寿辰庆典，所以关东铁路无法进一步延伸下去，加之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全路接续工程被迫停止。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铁路建设是在李鸿章的倡导和努力之下揭开序幕的。换言之，近代中国第一条铁路和第一个铁路的公司与李鸿章的关系密不可分。在1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封建势力空前强大，反对铁路的呼声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之下倡导和主持修建铁路，体现了李鸿章的远见卓识和追求新事物的百倍勇气。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之一，敢于承认中国不如西方的地方，勇于学习西方长技。
为了中国早日自立、自富、自强，他认识到兴造铁路有利于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即使是遭受到种种人身攻击，处于极为不利的困境之中，他也没有灰心和退却，而是利用他的地位、名声和诸多关系，顶住逆流，充分捕捉各种有利时机，将近代中国铁路建设逐步推向前进。尤其是在1881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10多年时间里，李鸿章主要依靠中国自身力量，总计在北方修建了300多公里长的铁路线。尽管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他曾雇佣少数洋人工程师，可是这些人仅从事技术工作，无权过问招工购料、人事安排等属于中国主权方面的事务；尽管为修路举借过洋债，但数额不大，期限不长，利息也不太高，并无折扣和趁此损害中国主权的附加条件。
总之，铁路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管理权属于中国，外国人无权插手，这些都反映了李鸿章的爱国民族意识。此外，尽管近代中国铁路建设的步伐非常缓慢，经济效益一时未能在较大程度上发挥出来，但其意义却远不止于建造铁路的成效本身。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铁路的兴办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促进了煤矿业和其他工业的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培养和造就了第一代铁路工人和技术人员。李鸿章所做的这些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我们必须加以肯定。
中国最早的“移动”和“联通”
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创办近代化的电话、电报等通讯服务事业，亦是洋务运动中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最初提倡者是沈葆桢、丁日昌等人，而首先实办的，却是李鸿章。
电报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战争结束后，俄、英、美等国为了利用电报这种全新的通讯工具，提高政令军情传达的速度和效率，加强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控制，不约而同地提出在中国铺设电线的要求，这种无理要求一时成为中外交涉中引人注目的焦点。
清政府在对电报电线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使出了惯用的斡旋伎俩——“严正拒绝”。时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借口为朝廷献计献策，写下著名的《局外旁观论》，极力鼓吹全国应普遍铺设电线。清政府疑惧交加，密函封疆大吏商计对策，封疆大吏则大多持坚决反对态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为，铺设电线“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福建巡抚李福泰更视电报为洪水猛兽，称其“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只有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提出因势利导的观点。他认为，洋人如此“积极热心”，强行坚持不允其架线，其实无法阻挡。铜线花费并不大，与其任由外人控制，不如自行举办。
从这一认识出发，李鸿章曾亲手破坏外国人在中国铺设的电线。1865年，英国驻华领事巴夏礼向李鸿章提出铺设淞沪电线的要求，遭到婉拒。英商决定先斩后奏，暗地在浦东自行铺设电线数十里。消息传来，李鸿章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密令上海县令动员乡民，乘夜拔毁所有英商铺设的电线。天亮后，英商看到昨日还林立路旁的电线杆，一夜之间踪影全无。因属私设，无从告官，徒落得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清政府由于通讯工具落后，消息闭塞，战前仅从洋人那里风闻日本将攻打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通过书信与驻直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讨调兵事宜，用了一个月才初步确定作战计划，到调动士兵、起运轮船等准备妥当，已经整整过了三个月。军机迟误，注定了不幸的战争结局。这给沈葆桢极大刺激，使他从最初反对铺设电线，转而坚决支持李鸿章的主张，将电报比作万里长城，提出铺设由福州经马尾、厦门至台南一线电线的建议。清政府批准了沈葆桢的建议，却未予以应有重视。加之当时风气不开，各级官吏并不了解电报的巨大作用，相反大多数人认为铺设电线发展电报，会让列强侵略更加便利；甚至有人危言耸听，指称铺设电线会断绝地脉、打扰祖宗清宁等。最终，沈葆桢东南架线的宏图未能实现。
正当清政府上下对电线铺设与否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列强加紧了使电报进入中国的行动。1870年，英国人在香港和上海之间铺设了电线。专事洋务之总理衙门消极应对，允许洋人铺设水线，却仍反对铺设陆线。
沈葆桢反对这种消极政策，认为既然抵挡不住洋人铺设电线，不如立足现实，自行举办电报事业。他积极呼吁李鸿章倡办此事，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从天津到上海、再到广州，洋人均设电报。国外信息尽在洋人掌握而我未知，尚可交代；然而，国内信息洋人尽悉而我不明，如何说得过去？
终于，李鸿章在1879年改变了态度，认为电报事业不仅对“富国”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强兵”的必要手段。他曾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他曾未经清政府允准，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长约40英里的军用电线，从而为19世纪80年代较大规模地举办电信事业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
1880年9月，李鸿章以电报有利于防务、便利通讯为由，奏报天津至上海架设电线，以使南北信息灵通。由于李鸿章把架设津沪电线的道理说得具体明确，也由于电报在防务和洋务交涉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示出来，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一请求，即命“妥速筹办”。于是，李鸿章于1880年设立了天津电报总局，任命盛宣怀为总办，并设立了7个分局。经过几年努力，初步形成了能达半个中国的电报网。1881年李鸿章接受盛宣怀的建议，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募集商股，决定自建津沪陆线。同年，津沪陆线建成，使南北信息相通，“调兵馈饷”，大为便捷。此外，李鸿章以加强防务为由，又先后奏设了许多军用线。如天津至旅顺口线、营口至盛京线、奉天到吉林线、福州到台湾线、新疆南北两线等。
总之，从19世纪80年代初至1895年止，经过10多年的修建与扩充，中国的电报（电讯）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初步形成了一个“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电报网。电报局不但承接本国业务，而且还兼办洋人通讯的电讯网，范围不断扩大。
19世纪90年代，电报局成为规模仅次于轮船招商局的新式企业，业务遍及南北各省。李鸿章兴奋地说：“五年来，中国创设沿江沿海各省电线，总计一万多里，国家所费无多，巨款来自民间。当时正值法人挑衅，将帅报告军情，朝廷传达指示，均相机而动，无丝毫阻碍。中国自古用兵，从未如此神速。出使大臣往来问答，朝发夕至，相隔万里好似同居庭院。举设电报一举三得，既防止外敌侵略，又加强国防，亦有利于商务。”
必须看到，李鸿章并非重商主义者，他举办电报的初衷不是振兴商业，而是加强国防，希图借官商合力抵拒洋人，以免洋商染指中国利权。李鸿章担心电报局常年花费太过庞大，单纯依赖官方难以生存，且官方经营有与民争利之嫌，因主要采取了商办、官督商办的形式。商人承办则使官方不耗巨资而尽收其利，减少风险性；官方给予必要保护和扶持，则可鼓舞商情，增强商人入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