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了对比利时的考察访问以后，李鸿章一行于7月13日来到法国巴黎。其时恰逢法国国庆前夕，第二天他就前往爱丽舍宫觐见法国总统富尔，应邀参观了法军为国庆而举行的军事表演，参加法国国庆活动。晚上李鸿章夜游塞纳河，感受到了法国人的浪漫。李鸿章同法国外交部汉诺多就“照镑加税”一事进行磋商，先后参观了报社、学校、博物院和厂矿企业，这些参观考察活动使他甚为满意。直到8月2日他才结束对法国的访问，然后乘坐法国政府派出的专轮渡过英吉利海峡，开始对英国的访问。
在到达英国后，李鸿章觐见了维多利亚女皇，拜访了英国前首相格莱斯顿，同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就“照镑加税”问题进行了会谈。为了了解西方政治制度，李鸿章还访问了英国议院，先是到下议院旁听议员们讨论国事，再到上议院观看了院中特设的“君主御座”，并同议员们交谈。在朴茨茅斯军港，他参观了英国海军舰队，盛赞英国海军“行列整肃，军容雄盛”。他还先后参观了英国的造船厂、枪炮厂、钢铁厂、电报局、银行等，英国先进的科技和军备使他赞叹不已。大清国要员的访问，引起了英国人极大关注。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每个人投以感激而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人们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感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面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李鸿章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当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思想开明而深谙经济之道的李鸿章，立即脱口而出：“实具同心。”
8月22日，李鸿章一行结束了在欧洲考察访问的最后一站英国，乘船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访问。经过6天的海上航行，于28日抵达美国纽约。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为迎接李鸿章的到来，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到纽约，第二天便会见了李鸿章。会见过程中，双方讨论了“照镑加税”问题。而后，李鸿章进行了一系列频繁的访问和考察活动。9月3日，他在纽约会见美国基督教教会领袖，赞扬了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功德。离开纽约后，李鸿章到达费城，在那里参观了美国独立厅、自由钟，接着又从费城到达华盛顿，参观了美国国会和图书馆。到9月5日，李鸿章一行才离开华盛顿前往英属加拿大。
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路经美加边境时，他参观了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尽情观赏了这里的自然风光，然后才前往多伦多。在多伦多稍事停留后，李鸿章一行来到加拿大西海岸城市温哥华。至此，李鸿章访问欧美的活动全部结束。
9月14日，李鸿章及随行人员搭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轮船横渡太平洋，踏上了回国的航程。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李鸿章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换船时，当他看到周转的是一艘日本的船只时，坚决不肯上船。他决心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再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侍从们无奈，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招商局的轮船。
李鸿章这次出访欧美，从3月28日离开上海，到10月3日到达天津，历时190天。期间，经过四大洲，横渡三大洋，水陆行程9万多里，遍访欧美8个国家，尤其是访问了当时欧美五大强国，作为70多岁的高龄，实属不易，这在清代历史上也是无先例的，可以说他是清代大臣中第一个进行环球访问的人。他的这次访问有得有失。得的方面，是他思想上的收获。在这次访问中，由于他亲自考察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社会现实，打开了眼界，深切地体察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深感西方“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如实地向光绪皇帝和慈禧陈述了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希望中国能赶上西方列强，在思想上也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同情，这是他出访成功的一面。但是这次出访也有他所失的一面。由于他代表清政府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有损中国主权，造成严重后患。就在这一密约签订一年多之后，德、俄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先后在中国租借了胶州湾、旅顺、大连，建立了势力范围，其他西方列强也紧随其后，把中国拖到了被瓜分的边缘。当然，中国面临的这种被瓜分的危机原因不能完全归罪于李鸿章个人，但他访问欧美在外交方面的失计，不能不说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导火索之一。
时光流逝，日月如梭。李鸿章已死去近百年，他的功过是非，历史早有评说。他的这次环球访问，也像他的其他言行一样，永久地留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上。
第五、洋务运动那些事儿
在清政府还沉迷于自己“天朝上国”的美梦中的时候，西方国家早已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进入了工业时代，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的落后模式。发展的速度早已超过了清政府，而清朝统治者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国内的有识之士发现了中西方的差距，便兴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在朝中，对学习西方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便是李鸿章，他为了让大清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先进技术，办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支用西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淮军。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以求得中国之“自强”。可以说：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主要是由李鸿章开始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文祥等人，鉴于清王朝内忧外患频纷，就积极提倡以“练兵”“制器”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自强之道”。
在地方上倡导这一主张的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其中以李鸿章倡导最力，动手最早，经办最多。
李鸿章初次来到上海租界时，被租界那种不同于京城的繁华所吸引。那异域风格的场所，那高大雄伟的建筑，又让李鸿章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一种压力。洋人在领事馆内还养了很多动物，有牛、马、羊、鹿，还有很多鸟。这些体形高大的动物悠闲地在馆内散步，神情举止也好似那些高傲的洋人。街上不时有身穿西式长裙的女士走过，她们举止优雅的神态和外国小孩灿烂的笑容，都使李鸿章强烈感觉到西方人生活的富足悠闲。此后，李鸿章多次考察比较中国和外国的情况，终于得出了中国如果想自立于世界列强之间，必须先“富”而后才能“强”的结论。
经过初步的洋务实践，李鸿章渐渐了解了西方。他惊奇地发现，西方不仅军事强大，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国人想象的那种蛮荒之地，而是惊人的富庶之地。
原来，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技术革命。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了个体工场手工生产，并迅速由英国波及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又传播到北美地区。这就是世界上著名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引发了煤炭开采、钢铁冶炼、船舶制造、铁路运输、武器军火等各方面的飞速进步，欧美国家因此在短短几十年里一个个都强大起来，把闭关自守的清王朝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在镇压了南方起义军之后，李鸿章到天津出任直隶总督，但他时刻不忘洋务之事。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在清政府开展的海防大讨论中，他上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在折中，李鸿章指出：目前各国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侵吞中华，我们面临着几千年来未有过的变局；外国船坚炮利，武器精良，铁路运输一日千里，电报传讯瞬息万里，中国目前的军事装备和海陆关隘根本不能抵挡洋人的入侵，我们正遭遇着几千年未有过的强敌。”为此他强烈呼吁，必须加强海防，发展军事工业，修建铁路电报，改革科举考试，兴办新式教育。
对于那些保守的传统儒家官员来说，李鸿章的言论无异于痴人说梦，杞人忧天，荒诞离奇，惊世骇俗。因为他们还沉浸在几千年以来的天朝大国之梦中，从没睁眼看过世界的万千变化。在他们眼里，华夏文明几千年，中国地大物博，古有汉唐气象，今有康乾盛世，难道还比不上那些蛮荒之地？有什么需要向他们学习的？甚至那些愚昧无知的顽固派叫嚣道：“我们儒学以理服人，以德化人，以文教行天下。道为本体，器为末用。难道西方那些奇技淫巧学来饿了能当饭吃？冷了能当衣服穿？”
李鸿章对于这些迂腐的说教已经听得耳朵都生出茧子来了，深感跟这些无知之人没有必要做无休止的辩论，他感叹道：“儒家经典之首《易经》都说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们这些读死书的腐儒能干些什么呢？凭什么说祖宗之法不可变？你们只说秦朝因为实施了变法，很快就灭亡了，于是千百年来都不敢谈变法，以墨守成规为能事。商鞅、王安石都因变法而致身亡，于是自此臣民都害怕谈变法，甚至还炮制出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理论来，真是十足的荒唐。如今世界各国纷纷变法自强，而我中华却还在津津乐道于祖宗旧法，这些年被强盗们打得头破血流了还不知道清醒，这难道是天意吗？到了亡国亡种的边缘了还这般糊涂，为了我中华万世事业，我李鸿章今天就要学一学商鞅、王安石。”看来李鸿章是豁出去了，他要与其他那些头脑清醒的同僚冒死仿效古人实行变法图强。
“洋务派”的实际行动
李鸿章立志于经办“洋务”。后来被史家称为“洋务运动”中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件，都与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他的很多活动和功绩，成为“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部分。“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的崛起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些有远见卓识之人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事务的主张。他们虽然出身、地位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摒弃中国的固有传统。在朝廷内部，也有一些大臣投入了“洋务运动”。其中，较有名气的有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等。这些倡导“洋务运动”的人，在近代史上被称为“洋务派”。李鸿章自从知道“利器”的妙用之后，就开始购买洋人的武器，可是买来的武器又贵又不会使用。于是，李鸿章产生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军工企业的强烈愿望。而且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大批相应的军工人才。“才大心细”的李鸿章曾算过一笔账：1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洋人？
李鸿章这种美好的愿望，立即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李鸿章写信给奕为首的总理衙门说：中国的士大夫每天沉醉于文章的词句和练习写小楷字中，而武将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对于外国的武器，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学习，有人认为学不会。在奏折中，李鸿章力陈己见，还这样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神妙：镟木、打眼、绞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帝国里，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的这封长信有三千余字。这封信是近代中国对西方作出“反应”的重要文献，是洋务思潮最初的表现，自然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之一。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赞赏，在奕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此信虽长，看似松散，却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到对一种新知识引进的观念变化。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鸿章对炸炮、炸弹和蒸汽机作了详细介绍，其绘声绘色、浅显直观，犹如一个对新奇之物初有所知的小学生在向其他“小朋友”耐心讲解。现在想来，这些曾是最严肃认真的官方文牍，那些王公大臣如何一本正经地认真阅读这些文字，确使人忍俊不禁。从中可以看出当年那些相对稍稍开明的王公大臣，开始“睁眼看世界”时懵懂初开的幼稚，亦可看出他们想了解“奇技”奥秘的迫切心情，而这与当时从上到下大多数人仍将“奇技”视为“淫巧”形成鲜明对照。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描述“洋器”，当有更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