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在马关的春帆楼上，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开始谈判。经过三次谈判之后，李鸿章感觉身心憔悴。因为耗费这么多天的精力，居然没有什么任何意料中的进展。然而，意外却不期而至——这天，同以前一样，李鸿章无奈地走出春帆楼，即将到达所住的行馆时，忽然，一个年轻的男子从人群中冲了出来，随即以手枪向李鸿章射击，子弹击中了李鸿章的左颊。周围自然是一片慌乱。原来，此人名叫小山，是一个极端的日本侵华分子。他希望中日战争一直打下去，不愿意和中国议和，所以决定刺杀李鸿章。李鸿章被刺，昏厥过去。随行的西医马上采取急救措施。李鸿章醒来之后，表现得很镇静。李鸿章看着衣服被血染红，长叹一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由于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
李鸿章遇刺之后，国际舆论哗然，纷纷谴责日本。日本害怕列强干涉，只得宣布无条件休战。日本本来想见好就收漫天要价，结果行刺事件的发生使得日本的计划被破坏。伊藤博文惋惜地说：此次事件的严重性，超过在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日本天皇和皇后分别派出御医和护士，让他们好生给李鸿章治疗。伊藤博文也以私人身份前去探望。顺便说一下，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二人，在人生经历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更为巧合的是两个人都曾经遇刺。虽然发生了遇刺事件，李鸿章还得坚持谈判。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漫天要价，李鸿章实在难以认可。清政府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
4月10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又就甲午战争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由于李鸿章的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陆奥宗光因病未能出席。中方出席人员有李鸿章、李经方、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日方出席人员有伊藤博文、伊东巳代治、井上胜之助、中田敬义、陆奥广吉、楢（yǒu）原陈政。
在最后签字的前一天下午，日方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允许中方回答“允”或者“不允”，李鸿章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李鸿章一直磨到天黑，希望能够再减少两千万两，最后，甚至含泪请求伊藤博文说，就算给我这个老头子回家的旅费吧。伊藤博文根本不予理会。晚上，伊藤博文还威胁李经方说，如果明天你们还不签字的话，你们这些代表能否安全回家，我怕都不能真正保证了。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1895年之后，李鸿章像被水淹过的一座土山一样坍塌了，在此之前，这座山峦曾经气冲霄汉，巍峨矗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犹如一个赌徒一样，输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但李鸿章还是克制住自己巨大的悲伤，像一个职业外交家一样，尽力用外交弥补自己的过失。而后，他把自己封闭在冷静的沉默中，就像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一边舔着自己的伤口，一边思考着对策，隐忍，等待，梦想着伺机一击。只可惜，李鸿章没有等到出击的那一天。以后的日子更加阴晦，在他面前的，是更多的麻烦和郁闷；是寒冷，那仿佛来自极地之侧的冰寒。
1895年4月，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还有懊恼沮丧的心情回国时，发现自己早已成了举国之“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传说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说，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只有那一句话，让李鸿章闻后不能不老泪纵横。其时，全体军机大臣集体上奏给光绪帝，奏折中有此一语：“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
之过”。
当举国上下一片讨伐李鸿章之时，沙俄突然跳出来声称要帮助清政府讨回辽东半岛，这让清政府眼前一亮。本来，俄国就一直打着朝鲜和中国东三省的主意，它是想伺机夺取不冻港，拥有自己的东方出海口。为此，沙俄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他们梦想着铁路能从中国东三省穿过，利用旅顺和大连这两个不冻港。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请求沙俄调解，沙俄也是抱着观望的态度，直到中国战败。
俄国并不希望这样的结局。如果日本在控制朝鲜后，再控制了辽东半岛，沙俄在华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沙俄联合了德国和法国为清政府说话，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德国和法国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法国是想通过俄国牵制德国，德国是想讨好俄国，让俄国把目光放在远东地区，自己好在欧洲下手。这就是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之起因。后来，“三国干涉还辽”成功了。《马关条约》最后是这样的收场：清政府赔款2万万两巨银，并付给日本“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割让台湾、澎湖。虽然今天我们可以客观地看待李鸿章，不能把卖国的罪名安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李鸿章从晚清政府的利益出发，和晚清政府一起出卖了中国的部分主权和领土。
由于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心里并不怨恨清政府的处罚。李鸿章知道，大清帝国必须要惩办一个“卖国贼”以平息众怒，李鸿章必然成为大清帝国卖国的替罪羊。
连妥协的余地都快没有了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中国和越南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清朝封建统治者与越南封建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封建的宗主与藩属关系。清朝皇帝要越南国王接受“册封”，并定期派人到京“朝贡”，而清政府则对越南负有保护的责任。这种关系属于东方封贡体系，同西方殖民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清政府竭力保持中越宗藩关系，既不为政治统治，又不为经济掠夺，而主要是着眼于军事国防，维护西南边疆的安定。及至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越两国人民都面临着遭受殖民者奴役的命运和反对殖民者的共同任务。清朝统治者在越南方面要求给予援助的情势下，也不能不有所行动。
早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就用武力胁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殖民地。1873年法国派安邺率军侵犯河内地区，留驻在中越边境的中国农民武装黑旗军及其领导人刘永福响应越南政府的号召，驰援河内，大破法军，阵斩安邺。但是，第二年越南阮氏王朝却在法国的讹诈下，与之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承认法国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保护权”。1880年以后，法国开始计划夺取越南的北部，这直接影响着中国西南边疆的局势。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商讨之后，李鸿章认为应该先派遣兵船到越南红江以壮声威，然后派出外交使者做议和的准备。清政府决定要做好备战、议和两手准备。
1882年，法军占领河内，中法关系急剧恶化。马建忠才将朝鲜兵变理毕，又被李鸿章遣赴上海与法国公使宝海谈判。10月17日，马建忠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与法使宝海订立三条越事办法：中国将滇、桂军撤回国内；开辟边界通商；越南红江南北分别由中法两国控制。次日李鸿章向总署报告了情况，并建议下令滇桂前敌将领不再深入越地。
总署批准，通知前敌将领酌量退兵。法国公使宝海留在上海等候巴黎的批准。就在中法的谈判就要取得最后的成功时，法国内阁改组了，重新实行极端侵略扩张主义，中法关系再次恶化。
1883年正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发了急电给总署，说据马建忠从上海发来的报告，法国已改变了对和议的态度，请朝廷赶快准备加强滇桂前线的防务。
当时朝廷上下几乎是一致反对法国对越南侵略的。大臣们有的说要保护越南，觉得应重视保护越南外藩解体不可避免，不但琉球不能恢复，而且朝鲜、蒙古也会出现危情，提出一定要维护封建的宗主权；有的则强调越南与中国的唇齿相依的关系，认为“保越”才能“固边”。
然而，这时又出现了日本利用法国侵越侵略朝鲜的问题。因而朝廷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意见，觉得朝、越均为藩属，两者相较，应以朝鲜为先为重。满族名臣宝廷说：“即失云贵，不可失朝鲜。”汉族名臣邓承修也指出直隶渤海的战略地位并非滇粤可比。李鸿章所持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
不久，李鸿章因为母亲去世，回家料理丧事。此时，由曾纪泽处理中法交涉事宜。曾纪泽的态度很强硬，强调中国和越南的藩属国关系，强烈向法国提出抗议。而法国报以冷漠的态度，不予理睬。按照传统的惯例，李鸿章应该为母亲丁忧三年。可是清政府鉴于局势紧迫，特“夺情”要求李鸿章守满百日即回。
清政府命李鸿章赶到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授权他节制全部广东、云南、广西边防军。
但李鸿章心里却想着越南不如朝鲜重要，不愿去广东。他想让袁保龄从中帮忙，让朝廷收回成命。袁保龄为袁世凯族叔，与中枢中的李鸿藻乃是师生。三月里，袁保龄写信建议李鸿藻派李鸿章的大将刘铭传做“保越之将”，去负责指挥前线的部队；还极力夸李鸿章“志力宏阔”，不减当年，近来更加“亲贤远佞”，用人取舍都做得很好。四月初，袁保龄又写一封信给李鸿藻，内称：“重臣宜外示镇静，内顾根本，伐越人牵制之谋，则驻津便；即谓暂助声威，密通各国线索，为可和可战之地，则驻沪亦便。二者用各不同，而皆视驻粤远胜矣。”想让李鸿章在天津或上海坐镇，而不是待在广东。此乃向中枢人物疏通以助李鸿章之举。
四月初七，朝廷让李鸿章坐镇上海，统筹全局。十六日，李鸿章离开合肥前往南京。到南京后又停留了三天，和左宗棠就调兵运饷等事宜进行了讨论。二十日，他向总署说：“我现在正在和左宗棠讨论军队和粮饷的有关问题，左宗棠提出调动军队是可行的，然而不能再给被调走的部队发饷，但我觉得就连调集军队也并非易事。”
五月初四，李鸿章和法国新任公使脱利古（又译为德理固）在上海会晤。脱利古拒不承认越南与中国的臣属关系，坚决要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李鸿章掌握了之前刘永福已在河内附近大败法军的情况；而且当时法国已向越南增兵，派遣了4艘铁甲舰、军舰和3000名陆军士兵；法国议院已作出无限制增加军费的决定，准备一血耻辱，而脱利古此行目的就是取消宝海原订协定。因此在结束了与脱利古的谈判后，他马上向总署报告，说：中国只有北洋的扬威、超勇和南洋的扬武、超武几艘可以用于保卫海疆，军队是兵单饷匮，海军还在筹建和训练之中，与法国开战无异以卵击石，如今之计应先与之周旋拖延，争取时间想别的法子。第二天，他又给张之洞写信，说明法国是想要因越南“孱小”而“逞强贪利”，拒不承认越南的中国属国地位，中法关系破裂是“意中事也”，但一旦开战，中国胜算不大。
十七日，李鸿章向朝廷提出备战求和的建议并进行了分析：法国占领越南对中国构成威胁还是以后的事，而一旦中法开战，那么中国将面临直接的威胁。如果中国出兵越南，法国将以此为借口攻入中国，影响整个国家。因此滇粤防务应以加强战备为主，同时应遣使赴法与之谈判。朝廷先让李鸿章到广东，后来又调他到上海，对此李鸿章颇有微词，他给张佩纶写信说：“枢廷调度轻率，令人寒心。”但当得知朝廷已于十六日让他回任北洋总督筹划全局时，他满意了。他在回天津的途中顺便巡视了烟台、旅顺、威海的防务，于六月初六回到天津。李鸿章已经发觉中国海防不足，在六七月间连上三折，提出三点要求：展修到通州的电报线；购铁甲舰，造铁路火车；开采煤矿。他声称中国的现代化一旦实现，“外人断不敢轻于称兵恫吓”。七月二十三日，越南被迫与法国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这表明越南国王已经倒向法国。这是公然对中国宗主权的侵犯，清政府十分恼火，九月二十日，发布上谕：
法人已与越南立约，必将以驱逐刘团为名，专力于北圻，滇粤门户，岂可任令侵逼。现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为天下各国所共知，今乃侵陵无已，岂能受此蔑视？倘竟侵入我军驻扎之地，唯有开仗，不能坐视等语。此后法人如欲逞兵于北圻，则我之用兵。固属名正言顺。……倘法人竟以兵力来华寻衅，必应先自戒备，着左宗棠、李鸿章、张树声、倪文蔚、裕宽，迅筹布置，不可视为缓图。天津密迩京师，关系尤重，李鸿章筹办海防有年，为朝廷所倚重，为天下所责备，尤应勉力图维，不得意存诿卸。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李鸿章和曾纪泽分别与法国方面进行了持久的谈判，由于法国的诸多要求无法让中方接受，谈判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