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木大”无大长进，于1939年1月调到重庆任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他以为蛰居大后方，是个捞钱的好差事，便借口重庆防空的重要，提出成立防空部队直属防空司令部。于是，名义上便有了通讯队、防护大队、担架营、工程大队、警报球台、对空联络哨、情报传递哨等一大堆单位。实际上，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原来的卫戍总部的部队顶替，连原卫戍总部劳动队的犯人也摇身一变成了担架营。这些人都是些扒手盗贼，平时司令部长官让他们穿上便衣或军装到街上去行窃，盗来的财物给总队和长官们平分。只在有警报的时候他们才充当担架队，到指定地点集合。这样，原先部队的军饷便悄悄流进了刘峙的腰包。
钱一多了他又生事。他本有两房太太。大太太杨庄丽是旧式婚姻，他在十来岁时受父母之命娶进的。杨氏体格魁梧，面相凶悍，识钱不识字。但她对刘峙却是一往情深，主持家政也是好手，两人相敬为安。独有一件事让杨氏放心不下，就是自己不能生育。有一年刘峙去广东，她看好一个丫环，性情好，模样也好，便买来给刘峙做姨太太，刘峙开始觉得不雅，但后来也不在意了。这个丫环前后生了六个子女。但杨庄丽却要孩子们叫她“妈妈”，叫丫环“姨娘”，气得丫环哭了一场又一场。
到了重庆，刘峙贪足了钱，便经常出入歌台舞榭，结交上流社会。有一段时间，他经常深夜才归。杨庄丽起了疑心，悄悄去打探，才知刘峙迷上了一个叫黄佩芬的女子。黄是上海美专的毕业生，又在北平师范大学念了三年书，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拉得一手好琴，说得一口流利的京腔，刘峙被迷得神魂颠倒。
刘峙想把黄佩芬娶过来，又怕杨庄丽反对，苦恼之极，去找西安的蒋鼎文求教。蒋鼎文拍拍刘峙的背，不屑一顾地仰头一笑：“你说你喜不喜欢她吧？”
“那还用说！”
“喜欢到几分？”
“十分，不，十二分！”
“那你就义无反顾，娶！”
“杨庄丽怎么办？她性子刚烈，弄不好出了人命……”
“要不说你经扶公官越大，胆子越小！她女人再闹，也不过是姑嫂斗法，你冷她三天，生米做成饭，不怕她不坐过来。记住：你越怕她，她就越凶……”
刘峙借了蒋鼎文的“胆”，回到重庆，硬着头皮跟杨庄丽摊牌。杨庄丽可不是那种得过且过的人，从此跟刘峙闹翻了。
刘峙得了娇妻，更有些不理“朝政”，对重庆的防空设施疏忽大意，终于酿成了“防空洞大惨案”。
1942年夏季的一天，日寇出动三百多架飞机，对重庆市轮番实行疲劳轰炸。当时，防空司令部在校场口石灰市挖了一个特大的防空洞，可容纳几千人，但只有两个进出口，通风条件也差。这天，前两批敌机轰炸后，防空洞里的人都憋得难受，纷纷出来透透空气。正在这时，第三批敌机出现在天空，在外透气的人慌忙往回钻，里面的人还在往外走。洞口是楼梯式的，两边还坐满了人，后面的人一挤，前面的人跌倒，不能动弹，后面的又压上来，很快把两个洞口堵死。警报解除的时候，已有几千人闷死在洞里。这就是轰动全国的重庆“防空洞惨案”。惨案发生后，那个犯人组成的担架营被调来运尸。这些乌合之众只顾搜检财物，即使遇到没死的，为了钱财也要把人弄死。身为防空司令的刘峙闻讯惊慌失措，命令卫戍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去搜查担架兵的腰包。这两个人也心领神会，将搜来的金银首饰、手表、钱财等装上小汽车，来来回回往刘峙家送了三趟。因姜、刘是大太太杨庄丽的亲信，运来的财物都由杨氏点收。可三姨太黄佩芬不干了，仗着刘峙的宠爱，指挥人上去就抢，二姨娘在一旁也不甘心，叫她众多的儿女向父亲“开炮”……由此引发了一场家庭内战。
惨案发生后，社会舆论都集中到刘峙头上，他成了过街老鼠。国民党军委会只好组成由吴铁城、何成浚主持的特别军事法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刘峙情知罪过之大，和犯人一样坐在下面听审，低眉锁眼，狼狈不堪。何应钦、钱大钧等得知后，也觉丢脸，打电话给吴铁城：“不管怎么说，刘峙也是二级上将，请你们不要乱来！”刘峙本人也通过卫戍副司令贺国光给吴、何送去重礼，多方疏通，才免于出庭受审。而后只被撤去了防空司令的兼职，由贺国光接任了事。
蒋鼎文与刘峙志趣相投。他在1938年改任陕西省主席、掌握西北军政大权以后，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他深知蒋介石对其部署的政策是“只准腐化，不许恶化”，贪污成性，狂嫖滥赌，成了有名的“腐化将军”。他曾对他的盟弟黄某说过：“今后打算积资百万元，每年支付5万元在上海消磨20年，就可结束此生。”陕西省主席任内，他操纵省银行，先后两次发行辅币550万元，对西安物价飞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通过刘峙在重庆设立经营黄金、美钞办事处，专向“央行”购买黄金运到西安抛售，获取高利。据蒋鼎文的私人账房陆怡霖透露，当时蒋鼎文所聚敛的私产，数额巨大，西北最大的资本家毛虞琴、石凤翔的财产，只不过是蒋鼎文的零头数。他将贪污所得，都用于挥霍享乐。他虽已娶一妻一妾，还强占了西安京剧名角粉牡丹，闹得满城风雨。当时，日军在黄河北岸济源县一带，到处张贴蒋鼎文一手抱美人、一手提钞票的漫画，借以动摇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