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由王炳南具体负责，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王炳南是外交界经历特殊的人物。
他生在1908年元旦那天，陕西人氏。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18岁，在家乡三原中学读书时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乾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组织领导了农民抗粮抗税斗争，并为地方政府所不容，在家乡待不下去了。1929年，王炳南由父亲的歃血之交、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资助出国留学，先赴日本而后转德国柏林大学就读。
在德国期间，王炳南公开的身份是政治系的大学生，但他真正倾心的是组织留法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学生建立抗日小组。他在柏林五年，广交朋友，连著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也成了他的朋友。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柏林大学的哲学博士生安娜利泽。
1935年，两人在伦敦结婚，安娜利泽改了名，即前面提到的，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的王安娜。
新婚燕尔的王氏夫妇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蜜月，便在第二年开春回到中国，党中共委派，以与杨虎城的特殊关系，做争取十七路军的抗日统战工作。
杨虎城也急于找到一个合适人物，能迅速而机密地与中共取得联系，王炳南自然是最合适不过，又不请自到，所以，王炳南夫妇回到西安的当夜，还没来得及走进家人专为他俩布置的新房，就被火急火燎的杨虎城将军请去府上。于是，王炳南担当起不久发生的西安事变牵线人的角色。
王炳南疲于奔命，患了严重的喉炎，高烧不退。恰在这时，马海德医生和斯诺从美国来到西安，他们正在访问杨虎城，王炳南夫妇当起杨将军的翻译。王安娜即请马海德医士为王炳南诊治。从此，王炳南开始了与马海德近半个世纪的友谊。王炳南也以其人品和才能，大得杨虎城的欣赏，两人成了忘年了交。
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成立后，周恩来给他们布置了任务：同在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保持经常的联系；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地参加接待；对外翻译毛泽东的论述等。
外事宣传小组的工作琐碎而具体，王炳南夫妇像是在滚雪球。
在武汉，他们同艾黎、斯诺、史沫特莱等商定建立了全国工业合作社，计划在全国组织三万个工业合作社。1938年8月，“工合”总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并迅速发展成为有着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在周恩来指示下，王炳南等先后安排了白求恩大夫、印度医疗队去延安事宜。
外事宣传小组在武汉有了名气，很多外国驻华机构的人员和记者也乐于接受和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乐意宣传中共的廉洁、民主风气，而不留情面地抨击国民党的种种弊端。
风声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他把国民党掌管宣传的官员和陈布雷找来，将一堆外国记者写的有关红区的报道“哗”地摔在桌子上。他问陈布雷：“共产党的外事小组你听说过吗？”
陈布雷撩起布衫遮住腿，略加沉思：“听说一个叫达尼的人在负责。”
另一位报社主编补充道：“又叫王炳南。”
“王炳南？就是在杨虎城那里窜来窜去的那个人？”蒋介石最不喜欢提西安事变的人和事，一提就火。他认为就是西安事变和中原大战伤了他的元气。他对陈布雷不好发作，就指着主编大骂：“堂堂国民党宣传部，还不如共产党一个小组！”他突然发现宣传部长没有到会，便抽出一张纸，草草写了几个字，交宣传部的副部长带给部长。副部长接过便条一看，抬起头时，满脸苦相。
便条上写着：“尔等既无天才，又不学习，以致在宣传工作中落后于共产党，奈何，奈何！”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在武汉的中共所有机关相继迁往重庆。翌年，叶剑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正式建立中共外事组。王炳南被指定为组长。
“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有一次，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对人说。事实上，由于王炳南与许多政治家、军队领导人和外事人员都保持着个人的良好关系，通过这些，他不仅让公务缠身的周恩来得到外界的各种消息，也让外界人士了解了周恩来的立场。
王炳南热爱自己的工作，干得十分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