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本原是参谋长，但其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自6月16日以来，就因心脏病恶化，已经奄奄一息，只好由桥本代替司令官。他到北平后下榻于扶桑旅馆。他把武官今井武夫找来，叫他帮助收拾局面。
10日晚上7时半，双方部队又在龙王庙和东辛庄交火，伤亡都很重。
半夜时分，今井武夫随松井特务机关长，乘冀察机关调拨的汽车，冒着倾盆大雨，经过中国哨兵的道道盘问，来到北城张自忠的家。
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是去年5月兼任天津市长的。他认为自己是军人，应付不了天津那样复杂的局面，向宋哲元坚辞。但宋不允，要他暂时维持，他只好就任。“七七事变”时，他正患严重肠炎，卧病在床。当时他只有37岁，但病得面黄肌瘦。中国方面选派张自忠负责与日交涉。松本和今井一到，张自忠的副官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刺激张市长，他病得很厉害，为了让他专心致志地考虑谈判问题，前两天他胞兄去世了，我们都没敢告诉他。”
松井和今井来到张自忠病榻前，看来他确实有病，一层灰气罩着他那灰黄的脸，眼眶凹陷得厉害，只有一对流利的眼珠在闪动。松井和今井互相看看，还是提出日方的条件。张自忠一听，眼睛一下睁大，连连摇头。他不仅不同意处分当事人，而且对卢沟桥的撤兵问题也不同意，主张由其他部队换防。松井二人又劝了一回，张自忠还是不同意，他俩只好扫兴而归。
回到特务机关后，松井把迄今为止口头提出的要求，重新写成书面文件，把市政府翻译卢南生找来，当面交给了他。当时日本人比中国人着急：驻扎在北平附近的步兵约有两个大队，从天津增援的炮兵部队，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困在通州，进退维谷。而散居在北平城里的日本侨民总数达两千多人，留下保护日侨的士兵只不过30人，万一城内两军发生大冲突，这点兵力除了能搞一些纵火破坏之外，无法对抗中国军队。所以留驻在城内的部队长冈村、胜实深感惶恐。
松井们眼望着天。
到了11日早晨，连日阴雨一夜转为晴空万里。但冀察方面的答复依旧暗淡不明。晨5时，秦德纯亲自给松井打来电话：“即使对其他条件让步的话，唯独对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一项，绝对不能同意。”
这是中国方面对日方提出的书面要求，明确表示拒绝的最后答复。至此，交涉陷入僵局。
桥本毕竟是个老练的军人，获悉这个答复后，断定日华战争的扩大是难免的了。万一战斗正式开始，目前军司令官重病在卧，参谋长又不在司令部坐镇，不但责任重大，还担心困在北平，故急忙返回天津去。临走前，年轻气盛的今井武夫逞能，向桥本请战，设法让中方签字。桥本没抱多少希望，答应让他试一试。
今井采取了“迂回战术”。他先请宋哲元的亲戚、冀察政务委员贾德耀代为斡旋。但后来得知他无能为力，于是又要求会见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元。
上午11时半，由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陪同，单独到张允荣住宅，会见了齐、张还有孙润宇三人。今井心急马慌，反复述说日军的要求。齐燮元轻蔑一笑：“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让日军去占领，冀察政权岂非丧失了立场？”
今井就提议：“万一中国方面答应日军的要求，日军情愿主动在签字的同时，从卢沟桥周围撤退。”
齐燮元表示同意，并用现成的信纸，写了几条试行方案。今井武夫拿到这张纸，如获至宝，匆匆赶回特务机关处，可是桥本已动身去天津了。今井一口气追到南苑机场，这时，飞机的螺旋桨已开始转动，眼看就要起飞了。他叫住躬身往机舱里钻的桥本，站在那里向桥本报告交涉经过，并把齐燮元写的草案拿给桥本看。桥本大为满意，对接下来的正式签字程序作了指示，然后又钻进飞机。
下午6时，日方代表到张允荣住宅与中国代表见面，对上次双方协议草案进行文字修改。晚上8时，双方代表松井太久郎和张自忠两人完成了签字手续。协议如下：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方表示遗憾，并处分责任者，将来负责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和丰台日本驻军过于接近的宛平县城及龙王庙，不驻中国军队，改由保安队维持其治安；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
由山东返回天津的宋哲元，根据蒋介石“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解决”的指示，也同意了这个协议；为使事变不致扩大，不惜做出了重大让步。
中国政府由接替张群任外交部长的王宠惠，以备忘录方式通知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任何谅解或协定，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此时，由于宋哲元还没有摸清楚东京方面已在扩大事变的动向，才同意订立了协定。
宋哲元和张自忠都被日本人愚弄了。
在北平的部分日本军人也蒙在鼓里。
就在签字的时候，日军天津司令部给今井武夫打来紧急电话：“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调动国内的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多年悬案的中国问题，如今才是解决的绝好机会！所以，没有必要进行当地谈判，如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情报参谋冲着话筒喊得声音打颤。
日本军人喊出“军刀既拨出，焉能不见血”。
“七七事变”这一天也许偶然，但日本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却是必然，而且选定的日子就在这几天。
日本近卫内阁加剧了侵略战争。
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日本建立了广田内阁与林内阁两届军阀政府，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以及同政党的对立，林内阁在大选中失败。到了1937年5月底，元老和重臣之间对于国内分裂和互相争斗感到担忧，为了缓和这种对立，迫使林内阁下台，他们抬出了统治阶层的一张王牌，让近卫出马组阁。
近卫是平安时代历任辅佐天皇大臣之职的五世家之首。从近卫文！的祖先藤原镰足算起，已是四十六代了。作为日本最高的名门望族的近卫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已达一千数百年。近卫同宫中和财界上层有着密切联系，同军部和右翼人物也有接触。这样，近卫就肩负着以天皇为轴心，把军部、官僚和政党结合起来的使命出台了。
于是被日本舆论界誉为“青年宰相”的46岁的近卫正式登场。
他于6月4日组阁，阁员在形式上包含了军部、官僚、政党和贵族四大政治势力；看似较前内阁有较大基础，实质上则为军部所要求的所谓革新派的大集合。它的宗旨是：缓和国内摩擦和对立，而达到“举国一致”的对外扩张。近卫是个大亚细亚主义者，他主张“国际主义”，提出打破国际现状和获取资源两大口号。因此，他在组阁时，排除了主张与中国缓和紧张形势的前外相佐藤尚武，重新起用广田弘毅，以副首相的身份担任外相。这就意味着，“大亚细亚主义”与“广田三原则”成了日本战车的双轮，已经顺着邪恶的高坡，不可阻挡地冲下来！
近卫内阁迫不及待地纵起战火，并看准了1937年夏天是个好时机。这时，苏联正忙于肃军，黑龙江乾岔子岛事件苏联方面的软化，则充分证明了苏联的消极态度，在这时进攻华北，北方是安全的；在英法方面，因为西班牙海面监察制度的迄今未获协调，德意和英法两集团间的对立未见减轻，英国当时自然无意亦无暇在远东进行积极的筹划；而美国也还未改变埋头于国内复兴，对外取消极的态度。同时，对中国也是一个好时机：一面趁中国的统一立足未稳，威胁中国的中央政府，促使中日间的各种悬案的解决，实现“广田三原则”。一面趁冀察当局“中央化”尚不巩固，对之施加重压，使之接受政治、经济上的要求，造成华北的特殊化。
日本军人喊出的口号是：“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
———可笑的是，日本临近战败之时，近卫才说从开战起，他就预感到定将失败，可他无力阻止，其原因是他当时患了严重的痔疮，没有力气做任何事。那时他不论去哪里，都要在臀部垫上一个充气的胶皮圈。于是与他亲近的人便传出这样的话：“如果近卫公爵的痔疮不那么重，也许能避开这场战争。”
是啊，一个再羸弱不堪的人也能按动战争的电钮，只要他有心便行。
7月11日上午11时半，近卫召开了五相会议，经过两小时的讨论，做出了向华北出兵的决定：
一、派兵的目的，在于由威力的显示，使：（1）中国赔罪；（2）将来的必要保障；
二、不答应我方要求时，实施进攻；
三、始终坚持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
四、动员后，在没有派兵必要时停止派兵；
五、派出兵力为五个师。但目前为三个师。
近卫内阁一旦决定出兵，天津军内的强硬派如烈火借助狂风，更是狂妄得不可一世，马上把原先提出的道歉人由预定的师长升级为军长宋哲元；把处分的负责人也由团长升格为师长冯治安。这样不但提高级别、指名道姓，而且处分条件也苛刻，故意刺激中国方面的神经，千方百计逼你下火海，不怕你不跳！
就在这一天，香月清司中将升任中国驻屯军司令，顶替还剩最后一口气的田代（7月16日病逝）。他离东京顺道在朝鲜京城停留时，会见了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小矶是闻名的强硬派，他唆使香月对中国应采取强硬态度，赖此一举，解决多年成为悬案的国策。香月本来就是个“鹰派”，两相煽动，自然互受感染地拍打“翅膀”了。
香月于11日在战斗机的护卫下，到达天津。同时从关东军直接派来了今村均副参谋长和田中隆吉、政信两参谋，几个意气相投的强硬派们凑在一起，人人喊杀，个个亮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