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国共往事风云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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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外交官凌迟而死

蒋介石与黄郛可说是莫逆之交。早在辛亥年间,陈其美、黄郛、蒋介石在上海打铁浜互换兰谱,相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蒋介石还将此誓言刻于两柄宝剑上,分送二位盟兄。此后三人命运多舛,誓言未改,只是相互依仗的内容大不相同。就蒋氏而言,他仗着陈其美的诱掖扶持,接近并步入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核心,得以共享早年革命历史的荣耀;而黄郛则是累建功绩而所尝多是罪责和耻辱。

1928年年初,下野后又重新上台的蒋介石急欲完全“统一”,举兵二次北伐。因深感外交棘手,请出黄郛担任外交部长,专门去做争取各帝国主义谅解、支持的“转圜”工作。以后的十几年间,黄郛几次承担对日的外交使命。因他早年留学期间,曾结交了不少日本的政、军界人士,尤其与元老派的关系较为密切。自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他便注意少与军界来往。随着所谓“温和”的“币原外交”被强硬的“田中外交”所代替,他的外交活动也更难施展。

黄郛此番出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虽为时甚短,但其政治形象却大大改观,昔日对资产阶级曾有所贡献的特立独行之士,成了赫赫有名的“亲日派”。究其原因有二:从“公”的角度说,他为推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外交政策———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完成由革命的反帝外交向争取帝国主义支持的外交方针的转变———而不遗余力;从“私”的方面说,在涉及有损国格和名誉的外交事务上,他不仅要为蒋三弟出面,而且还要代之受过。此次“济南惨案”就是这样。

蒋介石害怕与日军冲突会使北伐大业中断,决定不抵抗,命令军队大部撤出济南,取缔一切反日活动,同时连续派代表请求日方停战议和。

蒋介石怕自己的妥协退让遭别人攻讦,在1928年5月10日致电黄郛,要他转告日本福田:“不妨碍我军北伐,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也。”可第二天就觉太有损于自己,连忙再电黄郛:“黄外交部长:前上一电,既请托矢田或汝耕转达之意,最好以兄之名义电告,可代表弟办到多少程度,不必用弟名义,如何,请酌!总之速了为宜也。中正灰未。”

黄郛有苦难言,但还是给与日方直接办交涉的殷汝耕去电,力争为蒋氏解脱困境。

当日本军队和北伐军队开始冲突之时,日军首先就把济南的外事机构交涉署包围起来。这是因为日本人与张宗昌订有不能公开的密件藏在交涉署,他们怕北伐军得到这些文件并公之于世。张宗昌与日军的密约,是在二次北伐刚刚开始之际,由张方参谋长金寿良前往青岛和日本驻军签订的。其内容是以日军驱逐国民革命军于山东境内为条件,而将青岛和胶济铁路权益让给日本。

黄郛听到窗外士兵的跑步和鸣枪声,马上心神不安了。他看了看表,扶着楼梯走到门口,一个日军排长正好跨进来,指着他大声叫嚷:“你是什么人?不许随便走动!”

虽然黄郛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掏出外交官衔片:“我是中国外交部长黄郛,你们不可这样无礼,我要你去告诉你们的司令官,中国外交部长在交涉署,你们不能派兵到此,对我这样横加侮辱。”

日军排长在挤眼的同时又咧开嘴角,满脸狰狞:“你是外交部长?”

“是的,你可以去问你们的福田司令官。他认识我,我的日本友人很多。”黄郛用日语说道。

日军排长不理,先将黄郛卫队缴械,随之又率士兵武装闯入黄郛临时办公室,抢掠外交文件和私人财物。日军排长去了一会儿便回来了,神色有些诡异,换了一副嘴脸,打了个立正,说福田司令官要请黄部长去谈话。黄郛便跟着去了。进了日军司令部,黄郛催问了几回,既不见福田司令官出面,也不见有什么副官、参谋之类的接待,还是那个排长,又添了几个士兵,围住黄郛,拿了一张纸和一管笔,要黄郛在上面签字。黄郛接过来一看,头皮发紧。文件上赫然写着:“今天中国革命军与日本军队冲突,是中国革命军来抢日本的东西,来打日本人,所以冲突起来的。”

黄郛把纸和笔推开去:“我不能签。”

日本兵在一边喘着粗气,嘴里骂骂咧咧。黄郛克制住心中的厌恶转过身来,抓起桌上的电话机,给蒋介石打电话,请派车到日军司令部来接他。但日军没有得到他的签字,僵持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肯放他。有一个日军班长掏出手枪,“啪”地摆在桌上,满脸杀气地威胁道:“除非你不要命,要命就要签字!”

黄郛已经无心反唇相讥了,他的喃喃声在小屋里嗡嗡回响着:“我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你不得这样无理。”

日军班长跺起脚,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充满仇恨的凶光:“晓得你是什么东西!外交部长?我会管这么多?”

当时,正好有一个曾为国民革命军在济南地区收集情报的日本人在场,他和黄郛认识,也对这样的情景看不过去,就小声责备那个班长不要太不礼貌,那个班长马上对着他狂吠:“你小子不是日本人?如果你是日本人,为什么倒帮助中国人?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我们日本人与中国人开战的日子,少说废话!”

黄郛气得嘴巴咧到一边:“即令你杀了我,我也不能签字的。”

日本兵无奈,凶狠地叫喊了几声,坐在桌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双方继续僵持着。

在此之前,黄郛在外交部交涉署为调查实情、调停冲突,曾经派遣中国人和日本人各一人为一组的调查员,到街上去调查情况,希望能得到客观的判断。这两个人也刚好到了日军司令部。其中之一的日本调查员,一进门就如获至宝地叫嚷:“刚才看见一个日本兵被中国兵杀死,你们中国人也看见的。”说着就把中国调查员拉过来,叫他当场写一个报告。中国调查员是个唯唯诺诺的人,既无心计也无骨气,支吾了半天就写起了报告。日本兵接过报告,就强迫黄郛在上面签字,并说:“你不能不签字,你自己派遣的中国调查员也看见的。”

黄郛拿着报告半天不说话,看看窗外,天色已近黎明,哀叹一声,在报告上慢慢批了一个“阅”字。日本兵拿过报告,紧绷的脸顿时松弛下来,示意黄郛可以走了。黄郛走出日军司令部,看看表,已经是4日凌晨5时。自事件发生以来,他被扣留在这里已经18个小时之久。

黄郛竟遭此侮辱,自己都觉于情于理难容,于是在这次事件之后,便辞卸了外交部长职务,由王正廷继任。蒋对此事的解释是:“膺白(黄郛号)外交办失败了,一帮老先生均不满意。”黄当即遵嘱辞职,携妻女一同到莫干山隐居。在莫干山期间,黄郛曾向好友张群略吐衷曲。他在给张群的信中说:“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实令我没齿不能忘。”

其实受尽凌辱而又始终不肯屈服的不是黄郛,而是外交特派员蔡公时。

蔡公时同黄郛一样,都是日本留学,两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日本人常有往来。所以蒋介石第二次北伐出师以前任命黄为外交部长,蔡为战地政委会外交部主任、山东特派交涉员。

蔡公时是2日晚上9时到达济南车站,并于3日上午10点到交涉公署开始办公的。12时许,听到外面枪炮声大作,随行人员颇显惊慌。蔡公时安慰大家:“此乃日兵示威,不要紧,请大家安心办事。”他自己则给日本领事馆打电话,对日军的非法行为提出质问,可交涉署的电话很快被日军切断了。蔡公时意识到问题严重,急作三函,一封给十王殿战地委员会张斡夫秘书转呈蒋总司令;一封给外交部长黄郛;还有一封给战地委员会主席。但他派出的外交信使,因日军的武装阻拦,上述公函一封也没有转递。下午3时许,人们吃过一点便餐后,前交涉署的旧职员就告辞回家。蔡公时把他们送到大门口,请他们明日8时到署照常办公。此时外面枪炮不绝于耳,到了晚上9时,枪声更密。蔡公时命部下各人归寝。10时半,外面忽有人叫门,传达处的人来告蔡公时,说有武装的日本兵在叫门,从门缝里看他们,其势汹汹,似寻事模样。蔡公时严令他们坚守门户,切勿放入。外面的日本兵叫不开门,就用枪托敲破墙头,二十多人一拥而入,一手持枪,一手用手电乱照,随即破窗入室。

当双方士兵冲突之初,有两个日本兵在交涉署门前中流弹身亡,日军就以此为由闯进交涉署,声称两个日本兵是由交涉署发射的枪弹所打死,要搜查枪械。蔡公时阻止他们:“我们是外交官,不带武器,没有搜查的必要。本人是交涉员,此事可由贵国领事馆约晤洽商。”

日本兵毫不理睬,声嘶力竭地喊着:“你不配讲这些,不必多说,有枪械快拿出来!”

其余职员不知蔡公时与日本人谈的什么,蔡公时就把刚才的对话译给他们听。日兵不由分说,将蔡公时等从床上拖下,强行脱下上衣,有的连裤子也被脱去,随即用枪刺、枪托乱打,然后用绳子将四人捆在一起,集中在一个房间里。

日军的指挥军官坐在中间,命令蔡公时跪下。蔡公时的双臂被反绑在背后,动弹不得,拼命大喊:“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跪在侵略者的日本军阀面前。”在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上跪天子,下跪父母,被人当面强迫跪下,无疑是最大的屈服与耻辱。

“你是说不愿跪下?还有你更好看的哩!”日本兵边说边将蔡公时旁边的职员张庶务拖出来,残酷地割去耳鼻,问蔡公时:“怎么样?”

蔡公时泪流不止,说:“大家没法,赴死可也。”

张庶务满脸是血,悲愤万状,破口大骂日本人。日本人朝他开了一枪。接着又同样地杀死了另一个中国人,再问:“现在怎么样?会跪下了吧?”

蔡公时仍然拒绝。15名外交官已被依次杀害,蔡公时还是站在那里。日本兵就上来死死地按他的背部,割他的鼻子,伤他的耳朵,又用枪托将他的腿骨打断,倒在地下。他挣扎着,大骂日本军阀,并高呼:“此种国耻何时可雪?”日本兵就撬开他的嘴,割去了他的舌头,最后对着他的胸口射了一排子弹。当时有一人倒在地上时,从日本兵的手电中得见诸人之形状,大半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日本兵手中拿着从枪上卸下的刺刀,还在到处乱刺,口中皆“咻咻”如鬼叫。倒在地上的那人手正好触到一把剪刀,让旁边的人将绳子剪开,三四个还活的人一齐往外跑,又被日本兵扫倒,只有一人侥幸越墙逃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