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3月，日寇铁蹄下的北国冰层尚未开冻，南方的土地已经有点春意了。几度春风，数番微雨，一洗冬日的沉重。
在由上海开往汕头的轮船上，一个五人小组引起了人们特别是国民党警特的注意。从装束上看，他们是三个中国传教士，两个外国牧师。他们一上船，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就逼近过来。其中一个一掀礼帽，伸出手：“看看证件。”
因为没有发现疑点，两个特务颇为扫兴。在交还验过的“护照”后，又把目光转向中国本土“上帝使者”的皮箱：“打开看看！”
中国传教士照办，掀开箱盖，请特务过目。箱子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物，就是一堆《圣经》之类的中外文教义，特务又是扫兴，用脚关上箱盖，到一边去打瞌睡去了。船快到码头时，特务又掀开盖到眼上的礼帽，走近过来。
那个胖乎乎的留着小胡子的传教士，很有些派头地迎住两个特务，仰脸说道：“这儿太憋闷，开船时间还早，我们先在码头上遛遛，我看你们没什么事，在这帮我们看一会行李，回来给你们赏钱！”
另一个戴副眼镜、瘦书生模样的传教士也过来拍拍特务的肩膀：“麻烦你们了，我们一定快去快回，误不了开船。”还指了指外国牧师和胖传教士，“他们出手大方呢！你们好好守在这里，回来定有重赏！”
特务们看了看两个挺新的皮箱和其他行李，愉快地点点头，看着五个人随着人流下船去。直到开船，那五个人再也没见踪影。
这五个人是不久前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党员王稼祥、任弼时和顾作霖，另两个外国人是共产国际驻华人员，他们都带着共产国际提供的假护照。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组织上派他们奔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了解和加强那里的领导。他们知道目标太多难以摆脱，下船后，决定留下两个外国“牧师”，三个中共党员重新乔装改扮，换了下一班船票，到广州后再潜入苏区。
4月17日，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三人，作为中央代表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会议。王稼祥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大名的毛泽东与朱德。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和不俗的谈吐，给王稼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会后，他找毛泽东交谈。一经落座，毛泽东便首先发问，从王稼祥的个人经历问到莫斯科；又从马列的某个观点问到斯大林的看法；最后又问起王明的情况。
据王稼祥介绍，1928年6、7月间，中共第六届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的极力推荐下，王明等人被选派到大会担任翻译，实际上参加了六大。天生的大舌头的王明，中国话说不清楚，俄语倒还流利。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又陪同瞿秋白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面见斯大林，并由他当翻译，成了斯大林“金口玉言”的一个代言人，自此，连一直自视清高的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三分。再以后，王明开始“指导”中国革命了。
王稼祥还转述了国际共运领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比如斯大林说过的，四川将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摇了摇头，又上下拍打着口袋，在找什么东西。
王稼祥也拍打着自己的口袋，摸出一包从上海带来的“三炮台”香烟：“唉，可惜只剩最后两支了！”
“正好，二人分而食之吧。”他退还王稼祥一支，两人对上火，盯着烟头，有滋有味地吸着。毛泽东说：“你是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对外面的情况熟悉，等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你可以担当外交方面的任务，目前可以协助我，做些政治保卫方面的工作。”
“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还得专门向你请教。”
毛泽东起身从文件箱中取出厚厚一叠材料，一一点交给王稼祥：“这些文件你抽暇一阅，可以从中了解我们的工作和许多情况，有的是敝人执笔，也请不吝指教。”
毛泽东吹着手上的灰尘，打量着已经换上红军服装的王稼祥。王稼祥虽然在军装外扎了一条军用皮带，打了绑腿，腰里别了一支小巧的勃朗宁手枪，还是难脱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可能是那副眼镜的关系。
尽管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后去日本访问，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有过“共同反共”的秘密谈话，但是从蒋介石复职后对苏区一浪高过一浪的“围剿”，已经看到了严酷事实，那就是蒋介石要全力消灭苏区。所以苏区也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首脑、国民党最高统帅，视为第一号敌人。毛泽东也认为，为了打垮日本，必须首先打垮蒋介石。
正当蒋介石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援助，沉醉于“围剿”红军的内战之时，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亡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首先站起来说话了。
9月22日，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抨击蒋介石的妥协、卖国、内战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决议中写道：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地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惊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斗争上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掀起的爱国救亡运动日益高涨。
瑞金的11月，正是金色的晚秋时节。在庆祝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的同时，这里正在筹划和迎接另一个盛大的节日。在叶坪松山冈子下的广场上，人们搭起一座披红挂绿的大会主席台，台口顶上悬着大字会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台上正中是大胡子马克思和短胡子列宁的画像，两边各有一面巨大的红旗，中间还缀有画着中国式耕犁的五角金星。
这次大会产生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来自全国各地的六七百名工农兵代表，其中有来自湘赣根据地的王震和闽南根据地的张鼎丞等知名人物，还有秘密进入苏区的白区群众领袖，他们和毛泽东、项英、朱德、彭德怀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会聚一堂。按照大会议程，7日大会讲话，8日分组讨论，就即将诞生的苏维埃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议题发表意见。大会选举了毛泽东、项英、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方志敏、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贺龙、陈毅、李富春等6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推举毛泽东为主席，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过去红军战士喜欢喊毛泽东为毛委员，现在已经有人喊他毛主席了。这个称呼一经喊出，就喊遍了全中国。2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宣布本政府“主张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一切中国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中国民众运动、为屠杀而借用的外债”；本政府的“最后目的，不但在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且在打倒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被接二连三的有关苏区的报告和内地请愿游行的报告，搅得坐立不安，最后，他换上长袍，将上海各大学请愿代表请到政府驻地，当众拍着胸膛，信誓旦旦：“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收复，当杀蒋某人头以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