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
作家写作品，通俗的比喻，就是为自己建造房子，对质量的要求自然就上升一个高度。每个人在建造房子的过程中，技术水准不一，但态度决不能含糊，哪怕是一砖一瓦，也要经过严格地挑选，决不能允许瑕疵存在，马虎不得。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鲁迅弃医从文，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你弃医从文，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文学成就。你弃医从文的动机与目的何在？
吴万夫（中国作协会员，以下简称吴）：关于弃医从文这个话题，几位采访我的作家、评论家及记者朋友们均涉及过，因为道路选择的相似性，他们很自然地拿我与鲁迅先生作类比。说实话，每当他们提及这个问题，我都有些紧张，很汗颜。鲁迅先生是一座丰碑，永远是我敬仰的大师，拿我与鲁迅相提并论，未免会让我惶惶然（事实上我是没资格的）。
你要问我弃医从文的动机和目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从小所处的家庭环境非常艰难，兄弟姊妹多，母亲10余岁时就双目失明了，父亲也长年有病，可谓债台高筑，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苦不堪言。就是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经历，让我从小就立下志愿，长大了要做一名作家，为我苦难的父老乡亲著书立说，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时常为自己选择文学而自豪，因为我觉得，文学是表达我心灵的最好一种方式。
人生总是为理想而活着，就像鸟儿牵挂蓝天选择了飞翔。我从小的愿望是考上大学，当一名人民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为学生传经布道，解惑授业，觉得做老师是最为神圣的。但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又清醒地认识到，我即使能考上大学，贫穷的家庭也没法供我上得起大学，我别无选择。我开始之所以选择医学，纯粹是出于一种人类最朴素、最本真的愿望，那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为了学会一门可供吃饭的技术；但当我真正意识到手术刀只能解剖肉体，而无法游走在更多人的精神层面时，我毅然选择了弃医从文。关于这一点，我不想矫情地避讳，我确实是选择了与鲁迅一样的路子，无论我的选择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但我的愿望是真挚的。虽然我不可能取得大师那样的皇皇成就，但我会向大师看齐，始终把他们作为我的人生坐标。至于结果如何，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我会像每个人一样，坚信一个道理：过程是美丽的。
陈：在写作过程中，你是如何处理小与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歌颂与揭露之间关系的？
吴：你的这几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要我一下子回答出来，还真有一些难度。如果就你的这些问题一一展开回答，就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情了，也不是在“访谈录”里轻易就能解决得了的，因为这些问题是每位创作者都会面对的课题。如果让我简单地概括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我想作家首先要把握一个“度”字。打开词典或是在百度搜索，对“度”的解释多达十几条：1.计算长短的器具或单位；2.事物所达到的境界；3.哲学上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
俗话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如何处理好“长”与“短”的关系，说穿了还是离不开一个“度”字。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处理小与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歌颂与揭露之间的关系，“度”就成了一把检验你的艺术水准的标尺。关于描写二战的作品很多很多，但美国作家奥莱尔的《在柏林》，用了不足400字，就表达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其震撼力和冲击力绝不逊色于任何鸿篇巨制和残酷的战争电影。同样，一个宏大的题材，当你处理不当，或是缺少了艺术把握和驾驭的能力，写出的东西少了“内核”，没有多少实质内容，自然会被别人丢弃一边的。如何处理“小与大”，也是对每位作家的智慧的考验。
作家在创作中一定要遵循艺术规律，要明白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常常，我们会听到某人对某部电影或小说指指点点道：“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很虚假！”“这个地方一点儿也不真实！”……显然，被人们指认为“虚假”和“不真实”的地方，就是因为作者闭门造车、胡编乱造，在创作中违背了艺术规律。有时候，生活中发生的某个事件或细节，属于个例，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使真实地发生和存在，但因为不具有普遍性，当我们不加艺术处理而直接照搬到作品中，难免会让人质疑。
说到“歌颂与揭露”的问题，也值得每位作家深思与警醒。生活有真善美，自然就有假恶丑，这是生活规律，是两种对立的哲学范畴。我们歌颂“阳光”，是为了让人们更加积极向上；我们揭露“阴暗”，是为了让人们更加珍爱生活。因此，大而无当的“歌颂”，有给人沦为“政治工具”之嫌；没完没了的“揭露”，难免令人产生消极颓废情绪，这是一个民族不可取的。“歌颂与揭露”，应该是一种辩证关系，需要作家冷静客观地面对。
陈：你为何格外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与生存状态？你特殊的生活经历，是否成为你写作的精神财富与动力？
吴：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一座金字塔，那么小人物（又曰底层人物）则是构成整座塔的基座。历史虽然是由胜利者写的，但站在金字塔最底层的，仍然是无以数计的小人物。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情感诉求，应该是每位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党或政要，都不会忽视这种来自民间的立场和声音。表达对底层人物的关切，其实是关乎整个社会平稳、有序、健康、和谐地发展，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最起码的态度。由于我出身于农村，这么多年又一直漂泊在城市，所以对底层人物一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自然对他们投过去更多温情的目光。他们为我们的社会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付出了很多血汗，但劳动与报酬往往很难成正比，是社会保障系数最低的一群人，由于身份地位诸多原因，依然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误解甚至歧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关注他们的生存际遇，其实就是梳理我们社会不和谐的声音。
高尔基说过，文学即人学。一名作家，只有经历多了，才能对人、对社会乃至整个时代有了全新而深入的把握与理解。人，总是在不断的经历中，才能感知更多的人和事，才能由幼稚走向成熟。经历，对一名作家来说，是取之不竭的矿藏，是创作的源泉。古人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只有你经历多了才能长学问，只有你懂得了人情世故，才是写好文章的关键。这些都是强调生活经历的重要性。苦难的生活是每个人都不希望面对的，但对于一名作家而言，未必就是坏事。无论生活的逆境对我多么严酷，我从没有颓废沮丧过，我总是告诫自己说，这是上帝对我的磨砺，是馈赠给我的最好礼物。无论顺境或逆境，我对生活始终怀着虔敬、感恩之心。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在我的心中总是涌流一份别人无法体会的情感，想写的东西很多，信手拈来，都会成为我的创作素材。因此，特殊的生活经历对我而言，确实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与动力。
陈：《阿香》堪称同类题材的佳作，作品的思想与倾向是“从场面与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语），我尤其欣赏小说中这种不露声色的叙述。请谈一下此文的创作过程。
吴：《阿香》是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关于《阿香》的创作过程，应该说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20年前，我刚考进当地的一所卫生学校，年龄不到20岁，是正儿八经的一名学生。一个雨夜，同学们都回寝室去了，我一个人坐在教室的窗下，聆听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也许是情窦初开，在那个雨声敲打孤独的夜晚，我的意识里充满了对异性的无限向往和崇敬之情，觉得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的人，我应该为女人写一篇作品！在这个强烈的意识支配与驱使下，我顾不上休息，一个人静静地端坐在窗下，奋笔疾书，开始了《阿香》的创作。或许是情感的特别炽烈，我是一口气写完《阿香》的。我久久地沉浸在《阿香》所营造的凄美的氛围里，进一步认识到女人的可贵，获得美的不易……
没想到的是，当我带着这篇作品应邀参加由光山县文联举办的“映山红文学笔会”时，竟然引起《百花园》编辑老师的关注。他们开始以为写作这篇作品的人已经结婚了，所以才有了这种情感的独特体验，当了解到我的学生身份后，对我更是倍加关注，我也成为那次笔会关注的焦点……更令我没有想到的，这篇小说处女作在1992年还被郑州电视台拍摄成电视短剧——呵呵，这是题外话，扯远了，就此打住。
陈：你在《杂想杂说小小说》一文中说：“每个作家都是在为自己建造房子”这句话既形象生动，又颇有见地。请问：你是如何为自己建造“房子”的？你最终会将“房子”建成什么形状、多大规模？
吴：这是一个关于作家的创作态度的问题。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是在为众多的人创造精神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需求。作为一名小说作者，我要力争使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
作家写作品，通俗的比喻，就是为自己建造房子，对质量的要求自然就上升一个高度。每个人在建造房子的过程中，技术水准不一，但态度决不能含糊，哪怕是一砖一瓦，也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决不能允许瑕疵存在，马虎不得。因为，这盖出的每一栋“房子”，不仅仅是大小舒适的问题，还牵涉到众多人的“安全”问题。汪曾祺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表达自己的创作观：“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过去有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失者先是社会的得失……一个作品写出来放着，是个人的事情；发表了，就是社会现象。作者要有‘良心’，要对读者负责。”我想，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作家，势必肩负起对时代、社会、读者负责任的态度，定会按最高标准积极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
至于我最终会将“房子”建成什么形状、多大规模，我一时不好说。好在，我正在努力建设中，即使盖不出金碧辉煌的大厦，也一定持严谨端正的态度。但愿我的努力，不会辜负你与众多读者的期待。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