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教青少年为人处事的故事宝库:从故事中学会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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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开放思想不迷信权威(1)

坚持真理破除迷信的西门豹

难莫大于辨邪正。

——《宋史》

西门豹是中国战国时期魏国人,生卒年不详,在魏文侯时任邺(今河南省安阳市区北18千米处)令,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水利家,曾立下赫赫战功。同时,他又是一位无神论者,民间流传着他很多破除迷信的小故事。

魏文侯时,西门豹任邺县令。他到邺县,会集地方上年纪的人,问他们有关老百姓疾苦的事情。这些人说:“苦于给河伯娶媳妇,因为这个缘故,本地民穷财尽。”西门豹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回答说:“邺县的三老、廷掾每年都要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搜刮钱财,收取的这笔钱有几百万,他们只用其中的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媳妇,而和祝巫一同分那剩余的钱。到了为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女巫巡查时看到小户人家的漂亮女子,便说‘这女子合适作河伯的媳妇’。马上下聘礼娶去。给她洗澡洗头,给她做新的丝绸花衣,让她独自居住并沐浴斋戒;并为此在河边上给她做好供闲居斋戒用的房子,张挂起赤黄色和大红色的绸帐,这个女子就住在那里面,给她备办牛肉酒食。这样经过十几天,大家又一起装饰点缀好那个像嫁女儿一样的床铺枕席,让这个女子坐在上面,然后把它浮到河中。起初在水面上漂浮着,漂了几十里便沉没了。那些有漂亮女子的人家,担心大巫祝替河伯娶她们去,因此大多带着自己的女儿远远地逃跑。也因为这个缘故,城里越来越空荡无人,以致更加贫困,这种情况从开始以来已经很长久了。老百姓中间流传的俗语有‘假如不给河伯娶媳妇,就会大水泛滥,把那些老百姓都淹死’的说法。”西门豹说:“到了给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希望三老、巫祝、父老都到河边去送新娘,有幸也请你们来告诉我这件事,我也要去送送这个女子。”这些人都说:“好。”

到了为河伯娶媳妇的日子,西门豹到河边与长老相会。三老、官员、有钱有势的人、地方上的父老也都会集在此,看热闹来的老百姓也有二三千人。那个女巫是个老婆子,已经70岁。跟着来的女弟子有10来个人,都身穿丝绸的单衣,站在老巫婆的后面。西门豹说:“叫河伯的媳妇过来,我看看她长得漂亮不漂亮。”人们马上扶着这个女子出了帷帐,走到西门豹面前。西门豹看了看这个女子,回头对三老、巫祝、父老们说:“这个女子不漂亮,麻烦大巫婆为我到河里去禀报河伯,需要重新找过一个漂亮的女子,迟几天送她去。”就叫差役们一齐抱起大巫婆,把她抛到河中。过了一会儿,说:“巫婆为什么去这么久?叫她弟子去催催她!”又把她的一个弟子抛到河中。又过了一会儿,说:“这个弟子为什么也去了这么久?再派一个人去催催她们!”又抛一个弟子到河中。总共抛了3个弟子。西门豹说:“巫婆、弟子,这些都是女人,不能把事情说清楚。请三老替我去说明情况。”又把三老抛到河中。西门豹插着笔,弯着腰,恭恭敬敬,面对着河站着等了很久。长老、廷掾等在旁边看着的都惊慌害怕。西门豹说:“巫婆、三老都不回来,怎么办?”想再派一个廷掾或者长老到河里去催他们。这些人都吓得在地上叩头,而且把头都叩破了,额头上的血流了一地,脸色像死灰一样。西门豹说:“好了,暂且留下来再等他们一会儿。”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廷掾可以起来了,看样子河伯留客要留很久,你们都散了吧,离开这儿回家去吧。”邺县的官吏和老百姓都非常惊恐,从此以后,不敢再提起为河伯娶媳妇的事了。

西门豹接着就征发老百姓开挖了12条渠道,把黄河水引来灌溉农田,田地都得到灌溉。在那时,老百姓开渠稍微感到有些厌烦劳累,就不大愿意。西门豹说:“老百姓可以和他们共同为成功而快乐,不可以和他们一起考虑事情的开始。现在父老子弟虽然认为因我而受害受苦,但可以预期百年以后父老子孙会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直到现在邺县都能得到水的便利,老百姓因此而家给户足,生活富裕。

广开言路不偏听偏信的邹忌

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

——《宋史》

邹忌,《史记》作驺忌子,齐人。田齐桓公时就任大臣,威王时为相,封于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号成侯,后又事齐宣王。

齐威王立志改革,思贤若渴。邹忌鼓琴自荐,被任为相国。他劝说威王奖励群臣吏民进谏,主张修订法律,监督官吏,严明赏罚,并选荐得力大臣坚守四境。推行的改革,使齐国力渐强。时势造就英雄,邹忌有才华有才干,大度且颇有君子风范,是齐威王的得力助手,帮助他持政,出谋划策。

早在公元前378年,齐威王即位,当时据说他9年不理朝政。一天,他把邹忌召去弹琴消遣。邹忌只是大谈特谈乐理,就是不奏曲。齐威王不高兴地说:“您的乐理说到我的心坎里了,但光知道这些不够,还需审知琴音才行,请先生试弹一曲吧。”

邹忌说:“臣以弹琴为业,当然要尽心研究弹琴的技法;大王以治国为要务,怎么可以不好好研究治国大计呢?我抚琴不弹,就没法使您乐意,怪不得齐人瞧见大王拿着齐国的大琴,九年来没弹过一回,都不乐意呢!”

齐威王十分惊愕,和他大谈治国的道理,邹忌竟说得头头是道。于是齐威王拜他为相国,加紧整顿朝政。

此外,邹忌还以相貌著称,品德也十分受人夸赞。

这天早晨,身材修长、形貌漂亮的邹忌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照了照镜子后问妻子说:“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谁更美呢?”

妻子说:“徐公哪有您美呢?”

邹忌想: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自己哪里比得上他呢?

他又问妾说:“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谁更美呢?”妾说:“徐公不如您美!”白天来了位客人,邹忌又把对妻、妾说的话再说了一遍。那客人恭恭敬敬地说:“徐公确实不如您美。”第二日,恰好徐公来访,邹忌对他横看竖看,觉得自己哪里有他美呢?晚上,他想了又想,最后明白了:“妻子说我比徐公美,是偏护我;妾说我比徐公美,是怕我;客人说我比徐公美,是想讨好我。”于是,邹忌上朝对齐王说:“臣确实自知不如城北的徐公美,但臣的妻子偏护我,臣的小妾怕我,臣的客人对我有所求,所以都说我比徐公美。由这件事,我联想到:我们齐国,地有千里方圆,城有一百二十。宫女左右,没有不怕大王您的;朝里的大臣,没有不偏护大王您的;齐国四境之内的人,没有不对大王有所求的。这样看来,大王所受的蒙蔽是多么厉害呀!”

齐威王听了邹忌巧妙的劝谏,觉得很对,就下令说:“以后不管是谁,凡是能当面指责我过失的,可以得最上等的赏赐;能用书面文字批评我的过失的,可以得中等的赏赐;能在大庭广众中非议我的,只要让我知道,就可得下等的赏赐。”这道命令颁布后不久,文武百官纷纷上朝来向齐威王提出很多意见,齐威王吸收合理的部分,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一年之后,大家都觉得提不出什么意见了。齐国因此渐渐强盛起来。

广开言论不闭关锁国的李斯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经·小雅》

李斯,姓李,名斯,字通古,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后被任为丞相。

秦国虽然在邯郸打了一次败仗,但是它的实力还很强。第二年(公元前256年)又进攻韩、赵两国,打了胜仗。后来,索性把挂名的东周王朝也灭掉了。秦昭襄王死去后,他的孙子秦庄襄王即位不到3年也死去,年才13岁的太子嬴政即位。

当时,秦国的朝政大权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里。

吕不韦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地方的一个富商,因为帮助庄襄王取得王位,当上了相国。吕不韦当相国以后,也学孟尝君的样子,收留了大批门客,其中有不少是列国来的。

战国时期有许多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历史上把这种情况称作“百家争鸣”。吕不韦自己不会写书,他组织他的门客一起编写一部书,叫《吕氏春秋》。书写成后,吕不韦还派人把它挂在咸阳城门上,还发布告示,说谁能对这部书提出意见,不论添个字或者删掉个字,就赏金千两。这一来,他的名气就更响了。

秦王政年纪渐渐大起来,在他22岁那年,宫里发生一起叛乱,牵连到吕不韦。秦王政觉得留着吕不韦碍事,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又发现吕不韦势力不小,就逼他自杀。

吕不韦一倒台,秦国一些贵族、大臣就议论起来,说列国的人跑到秦国来,都是为他们本国打算,有的说不定是来当间谍的。他们请秦王政把客卿统统撵出秦国。

秦王政接受这个意见,就下了一道逐客令。大小官员,凡不是秦国人,都得离开秦国。

有个楚国来的客卿李斯,原是著名儒家学派代表荀况的学生。他来到秦国,被吕不韦留下来当了客卿。这一回,李斯也挨到被驱逐的份儿,心里挺不服气。离开咸阳的时候,他上了一道奏章给秦王。

李斯在奏章上说:“从前秦穆公用了百里奚、蹇叔,当了霸主;秦孝公用了商鞅,变法图强;惠文王用了张仪,拆散了六国联盟;昭襄王有了范雎,提高了朝廷的威望,这四位君主,都是依靠客卿建立了功业。现在到大王手里,却把外来的人才都撵走,这不是帮助敌国增加实力吗?”

秦王政觉得李斯说得有道理,连忙打发人把李斯从半路上找回来,恢复他的官职,还取消了逐客令。

批判经学不迷信权威的王充

我们要的是明察的鉴赏,不是盲目的崇拜。

——闻一多

王充(前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期著名哲学家。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以农桑为业”。

王充从小勤奋好学,经过刻苦努力,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以笔为武器与豪族强宗作斗争。但由于对政务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因此不得上司欢心,屡遭黜斥,但他并不气馁,以后去职居家,专心写作,终成《论衡》等著作。

由董仲舒所创立的儒家神学发展成为一种叫做谶纬的迷信学说,妖化了孔孟,腐蚀了学校教育,僵化了学术思想。王充对这种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王充认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这是一种盲目迷信的恶习。为了“证定是非”,他主张“问难”:“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大胆地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并具体地指出孔子之徒不能“极问”和孟子某些思想的模糊与混乱。所有这些,不仅对于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当时儒家神学的虚妄有重大作用,而且他从正面提出的“极问”、“问难”,反对“信师是古”等积极主张,是对师生关系、古今关系的一种有益的探索。

王充还对当时教育上但拘一经,或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风气作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的人,“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有的儒生虽“能说一经”,但是“不好广观”,“守隅不览”,实际上变成“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的“目盲”、“耳聋”、“鼻痈”的人。这种人不注意实际事功,弄成“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成为无用之徒。王充尖锐地指出当时教育脱离实际、学用相违的弊病,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而且他还正面提出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要“贵通”,“贵其能用之也”。也就是说,他主张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博览古今”,学用结合,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地“兴论立说”,具有独立见解,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他的这种主张在教育史上也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