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教青少年为人处事的故事宝库:从故事中学会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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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勇保气节敢说真话(3)

这时候,群众越聚越多,反抗情绪也沸腾起来。葛贤看到大伙打死了黄建节,知道事情闹大了,就和群众一起,到玄妙观开会商量。大家一不做,二不休,推举葛贤等20多人当首领,找税监孙隆算账。

葛贤等分路找到12个税棍的家,点起了一把火,把他们的家全烧了;另一路群众浩浩荡荡来到苏州税监衙门,捉拿孙隆。一时间,呐喊声震天动地,孙隆吓得魂不附体,爬出后墙,狼狈逃到杭州去了。

孙隆逃出苏州以后,苏州知府下令捉拿参加暴动的人。葛贤得到这消息,怕连累大家,自己跑到苏州府衙门,说:“带头的就是我一个人,要杀要剐由我顶着,不要牵连别人。”

知府正为这个案子抓不到为首的人发愁,见到葛贤挺身出来投案,就把他关进监狱。

葛贤进监狱那天,成千上万的苏州市民含着眼泪为他送行。葛贤进了监狱,又有上千个人络绎不绝带着酒饭、衣服来慰问。葛贤再三推辞不收,大家还是不肯带回去,葛贤就把大伙慰问的酒饭等都分给监狱里被押的难友了。

明朝统治者看到这情况,没敢杀害葛贤。葛贤坐了两年牢,终于被释放。

舍生取义不降元朝的文天祥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直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在1259年,宰相贾似道便以称臣、割江北地区和岁纳银绢各20万两匹为条件,暗中屈膝求和。伯颜却意在灭宋,并不停止南侵。1275年,将贾似道13万大军消灭,朝廷便再无可用之兵。

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4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不得不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文天祥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3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等三人而已,这个政权腐朽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其他大臣或已投降。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谢太后可派的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时,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据他在《指南录后序》所记,至少有16次幸免于死,经过千辛万苦,于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温州,此时他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个兄弟)已逃到福州,于是立即上表劝进。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7月,文天祥便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帅旗,号召四方英雄豪杰,各自起兵,收复失地。1277年3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统治者大为惊慌。元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5万追击文天祥。文部不过5000余人,这年8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才得乘间逃脱。赵随即被杀。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时间内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12月20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还在伯颜将他扣押北营时,他便明白地告诉对手:“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10月,元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座,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凛然说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也等于宣布侵略者的失败,是一切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失败。

在国家民族危亡紧急时刻,文天祥无时无刻不把国家民族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对投降派和奸佞之徒从不留情。1259年,元军渡江围鄂州,皇帝宠幸的内侍董宋臣怂恿宋帝迁都,文天祥勇敢地上疏,乞斩董宋臣。1275年,朝廷追封投降元军大将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又提拔他的侄子吕师孟为后部尚书,投降气氛一时弥漫京城,文天祥又上书乞斩吕师孟,以稳军心。文天祥被俘后,留梦炎一班降贼都曾硬着头皮来劝降,文一律唾骂置之,就连先已投敌的宋恭帝前来劝降时,也被置之不理。文天祥明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并不对帝王愚忠,而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和民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菜市口英勇就义。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持节不变的洪皓

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礼记·儒行》

南宋朝廷中除了文天祥,还有一位被誉为与汉朝苏武不相上下的坚守气节的大丈夫,那就是洪皓。

洪皓,字光弼,鄱阳(今江西波阳)人,自小便有气节和志向。他的一生真可以用一段话来总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他曾出使金国,结果在那被流放于冷山15年,受尽艰辛,但其始终持节不变,而且为官无私爱民,受人景仰。

洪皓是政和五年进士及第。宣和年间,被任为秀州司录。当地发大水,百姓流离失所,洪皓向太守请求让自己担起拯救灾荒的任务,打开粮仓减价卖给灾民,百姓受益甚多。

此时,正逢从浙东运往都城的米刚从城下经过,洪皓请求太守留下粮食救济百姓,太守知道私截皇粮是杀头之罪,认为万万不可为。洪皓大义凛然地说:“我愿以自己一人的性命来换10万人的性命。”百姓都被他深深感动,称呼他为“洪佛子”。

后来秀州军队叛乱,肆意抢掠,无一人幸免,但路过洪皓家门口却不敢冒犯,说道:“这是洪佛子的家。”

高宗建炎三年,洪皓被派出使金国。金大将完颜宗翰强迫其任南宋叛臣刘豫的伪官,洪皓严词拒绝,宁死不屈。完颜宗翰大怒,想要杀他,旁边的金国官员赞叹洪皓是真正的忠臣,跪下为他求情,洪皓才免于一死,但被流放到冷山一带(今吉林农安北面)。冷山非常寒冷,4月草生,8月就开始下雪。洪皓住在山洞里,有时两年都得不到食物,盛夏时仍穿着厚厚的粗布衣服。遭遇大雪时,柴火烧完,洪皓只能用马粪燃火煨面来吃。在此期间,金人不死心,经常来劝降,洪皓始终不为所动。后来金主听说他的声名,想任他为翰林直学士,洪皓一心决不侍候二主,坚辞不受。

洪皓在金国很长时间,处境恶劣危险,但他坚守气节,连金人都非常敬佩,他所写的诗文,金人都争着传诵刻版印刷。

虽然身处危困之地,但他仍竭尽全力帮助大宋朝廷探听消息,以及救济帮助流落至此的宋室贵族子弟。

绍兴十二年(1142年),金与宋议和,金主因生子而大赦天下,洪皓得以南归。从洪皓出使到回国,在金国流放了15年之久。一起去的13人中,只有洪皓、张邵、朱弁得以活着回来,而以忠义闻名天下的,只有洪皓一人。

在内殿见到皇帝后,他没有居功自傲,而是请求返回家乡奉养母亲。皇帝说:“您忠贯日月,志不忘君,即使苏武也比不过你,怎可舍我而去呢?”

洪皓回国后,金的使者来了,一定会询问洪皓现在做什么官,住在哪里。

洪皓后来在论事中对秦桧说:不可苟安钱塘,结果被秦桧所嫉恨,屡次以谗言陷害,致使其多次被贬,在外流离辗转任职10年,最后在南雄州病逝,终年68岁。

他死后第二天,秦桧也死去。但是历史给予洪皓和秦桧的评价却是天壤之别。洪皓因为持节不变而彪炳青史,万世流芳。秦桧最终被塑成石像跪在岳飞坐像前数百年之久,遭世人唾弃。

皇帝听说洪皓去世,很是叹惜,赠其敷文阁直学士,赠官四级,谥号“忠宣”。

实话实说是非分明的高允

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

——《荀子·修身篇》

高允(390—487),北魏文学家。字伯恭。是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初被征为中书博士,迁侍郎,授太子经书。曾与崔浩同修国史,后浩以国史案被杀,他以太子营救得免。

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拓跋部人。在东晋初年,拓跋部还是我国东北的一个游牧部落,后来吸收了中原文化,逐步建立了封建的经济制度。公元386年,鲜卑贵族拓跋珪建立了北魏,就是魏道武帝,魏道武帝建立北魏王朝以后,任用了一批汉族士人当他的谋士。其中最有名望的要数崔浩。

崔浩在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中,立了很大功劳,受到北魏三代皇帝的信任。到魏太武帝即位以后,他担任司徒,掌握了朝政大权,还派了几十名汉族士人,担任各地郡守。这样,他和鲜卑统治者之间就发生了矛盾。

魏太武帝派崔浩带几个文人编写魏国的历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

崔浩和他的同事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崔浩手下有两个文人,偏偏别出心裁,劝崔浩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让百官看了,也可以提高崔浩的声望。崔浩自以为功大官高,没有什么顾虑,真的花了大批人工和费用,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还把石碑竖在郊外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国史里记载的倒是史实,但是北魏的上代文化还十分落后,有些事情在当时看来,是不体面的。过路的人看了石碑,就纷纷议论起来。

北魏的鲜卑贵族认为这一来丢了皇族的面子,就向魏太武帝告发,说崔浩一批人写国史,是成心揭朝廷的丑事。

魏太武帝本来已经嫌崔浩太自作主张,一听这件事,就发了火,命令把写国史的人统统抓起来查办。参加编写的著作郎高允是太子的老师。太子得到这个消息,着急得不得了,把高允找到东宫(太子居住的宫),跟他说:“明天我陪你朝见皇上,如果皇上问你,你只能照我的意思答话,别的什么也别说。”高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就跟随太子一起上朝。太子先上殿见了太武帝,说:“高允这个人向来小心谨慎,而且地位比较低。国史案件全是崔浩的事,请陛下免了高允的罪吧。”太武帝召高允进去,问他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