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教青少年为人处事的故事宝库:从故事中学会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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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不畏强权直言进谏(3)

1635年,或崇祯八年,皇帝在文华殿开会,亲试阁臣。明朝没有宰相,由各部院大臣会推出几名内阁大学士,总成其政。刘宗周是候选人之一。他此时的名气已经非常大,正是众望所归,皇帝对他的兴趣也很浓。

召对中,崇祯问兵事如何。刘宗周对以内政既修,远人自服,并举舜时有苗叛乱,中央政府自修文礼,跳一跳舞,苗人就归化了为例。

这道理也不能算错,但这时明朝离灭亡不到10年。内乱外寇交相侵逼,天下沸腾,国事已近不可问之地步。在烽火连天之际,刘宗周的话在许多人听来,实在是答非所问。他下去后,崇祯皱眉对首辅温体仁说:“迂哉,宗周之言也,打仗的时候说什么跳舞呀?”这样他就没选上,只去做工部左侍郎。

这次没有入阁,刘宗周并不是很在意。明代后期,士人与皇帝的合作出了问题,互不信任。崇祯之初,大家对这位年轻皇帝寄望很高,指望他能把以前皇帝欠大家的账还清,好重新合作。刘宗周是很坚决地持此立场的。他曾指责崇祯背叛了与众人的默契,说:“今日之祸,己巳以来酿成之也。”己巳是崇祯二年,那一年满洲兵入关,直抵京城之下,袁崇焕被逮,次年被杀。在这些事件中,崇祯与士人激烈冲突,从此不和。

崇祯九年,刘宗周痛切时艰,上疏批评皇帝没有尧舜之心。他说是皇帝当初重用内臣,得罪名士,“一念之矫枉,而积渐之势,酿为厉阶”。今日之务,首先需要皇帝向天下做检讨,然后弃法用道,清理内政,招抚流亡。至于兵事,则“陈师险隘,坚壁清野,听其穷而自解来归”。也就是说,只有你怀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那些内贼外寇,自然会解甲归心,不费一刀一剑,天下可平。

他的哲学重视诚意,主张由内及外。对他来说,世上的事务,并无分别,其道理都由心性理气生发而出,推论而来。在今天的人看来,这未免是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混为一谈,将道德与政治混为一谈,把精神自由与权力自由混为一谈,但它正是传统的态度,一种无神的神学。哪怕是洪水滔天,也不能影响刘宗周的哲学信心。

崇祯看了他的封事,怒火中烧,大骂刘宗周迂腐,斥以“如流寇静听其穷,中原岂堪盘踞?烽火照于甘泉,虚文何以撑住”。崇祯的愤怒不在于刘宗周的迂腐,那是他早就清楚的,而在于刘宗周指出他应该为今天的局面负责,这是他最痛恨的话。

传统哲学不看重专门的技艺,总是觉得一法通则百法无碍。刘宗周便认为除“为善去恶”之外,并无学问。古代中国实际是由士大夫来治理的,士大夫的知识构成,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方向。在崇祯一方,向刘宗周询问兵事,本来就是问错了人。在刘宗周一方,则也不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或能力回答此类问题。

崇祯十五年,类似的事又重演了一次。有御史推荐西洋人汤若望善火器,请上召对。时任左都御史的刘宗周谏止曰:“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不恃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日顿也。汤若望倡邪说以乱大道,已不容于尧舜之世,今又作为奇巧以惑君心,其罪益无可逭,乞皇上放还本国,永绝异教。”

崇祯说,火器还是要用的,当然你讲的大道理也是对的。刘宗周又说:“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皇帝说:“那你说怎么办?”刘宗周说:“十五年来,你事情做得不对,至有今日之败局,你应该做的是推原祸始,改弦更辙,而不是拿火器这样的苟且办法来补漏。”皇帝这时脸色就有些不对,说:“往事不可追,现在的事如何办?”刘宗周对以“用好人”,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太平。

这场对话的结果不问可知。明亡后,刘宗周绝食而死。他的死,不是殉明,而是殉道。

秉公执法不畏强暴的洛阳令

乐不可欺以马,君子不可欺以人。

——《太平御览》

董宣,生卒年不详。字少平,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初任北海相、江夏太守、洛阳令等职。在职不畏强暴,惩治豪族。

汉光武帝在锁压了绿林、赤眉两支最大的起义军之后,接着又消灭割据陇右和蜀地的两个割据政权,统一了中国。汉光武帝把洛阳作为都城。为了和刘邦建立的汉朝相区别,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为“东汉”,或者叫“后汉”。

汉光武帝建立了东汉王朝以后,他知道老百姓对各地豪强争夺地盘的战争早已恨透了,决心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例如减轻一些捐税,释放奴婢,减少官差,还不止一次地大赦天下。因此,东汉初年,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汉光武帝懂得打天下要靠武力,治理天下还得注意法令。不过法令也只能管老百姓,要拿它去约束皇亲国戚,那就难了。比方说,汉光武帝的大姐湖阳公主就依仗兄弟做皇帝,骄横非凡,不但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连她的奴仆也不把朝廷的法令放在眼里。

洛阳令董宣是一个硬汉子。他认为皇亲国戚犯了法,应该同样办罪。

湖阳公主有一个家奴仗势行凶杀了人。凶手躲在公主府里不出来。董宣不能进公主府去搜查,就天天派人在公主府门口守着,只等那个凶手出来。

有一天,湖阳公主坐着车马外出,跟随着她的正是那个杀人凶手。董宣得到了消息,就亲自带衙役赶来,拦住湖阳公主的车。湖阳公主认为董宣触犯了她的尊严,沉下脸来说:“好大胆的洛阳令,竟敢拦阻我的车马?”董宣可没有被吓倒,他拔出宝剑往地下一划,当面责备湖阳公主不该放纵家奴犯法杀人。他不管公主阻挠,吩咐衙役把凶手逮起来,当场就把他处决了。这一下,差点儿把湖阳公主气昏过去。她赶到宫里,向汉光武帝哭诉董宣怎样欺负她。

汉光武帝听了,十分恼怒,立刻召董宣进宫,吩咐内侍当着湖阳公主的面,责打董宣,想替公主消气。董宣说:“先别打我,让我说完了话,我情愿死。”汉光武帝怒气冲冲地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董宣说:“陛下是一个中兴的皇帝,应该注重法令。现在陛下让公主放纵奴仆杀人,还能治理天下吗?用不着打,我自杀就是了。”说罢,他挺起头就向柱子撞去。汉光武帝连忙吩咐内侍把他拉住,董宣已经撞得血流满面了。汉光武帝知道董宣说得有理,也觉得不该责打他。但是为了顾全湖阳公主的面子,要董宣给公主磕个头赔个礼。董宣宁愿把自己的头砍下来,怎么也不肯磕这个头。内侍把他的脑袋往地下摁,可是董宣用两手使劲撑住地,挺着脖子,不让人把他的头摁下去。内侍知道汉光武帝并不想把董宣治罪,可又得给汉光武帝下个台阶,就大声地说:“回陛下的话,董宣的脖子太硬,摁不下去。”汉光武帝也只好笑了笑,下命令说:“把这个硬脖子撵出去!”

湖阳公主见汉光武帝放了董宣,心里很气,对汉光武帝说:“陛下从前做平民的时候,还收留过逃亡的和犯死罪的人,官吏不敢上咱家来搜查。现在做了天子,怎么反而对付不了小小的洛阳令?”汉光武帝说:“正因为我做了天子,就不能再像做平民时候那么干了。”

结果,汉光武帝不但没办董宣的罪,还赏给他30万钱,奖励他执法严明。董宣回到官府,把这笔钱全分给了他手下的官员。

以后,董宣继续打击不法的豪门贵族。洛阳的土豪听到他的名声都吓得发抖。人们都称他是“卧虎”(意思是“躺着的老虎”)。

当时,敢于执法的官员除了董宣以外,还有一个管洛阳城门的小官,名叫郅恽。

有一次,汉光武帝带了一批人,到洛阳郊外去打了一天猎,回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皇帝的车驾到了上东门,城门早已关了。随从打猎的侍从叫管城门的开门,郅恽拒绝了。光武帝亲自来到城下,吩咐郅恽开门。不料郅恽说:“夜里看不清楚,不能随便开门。”汉光武帝碰了个钉子,只好绕道到东中门进城。

第二天,汉光武帝正想找郅恽责问,不想郅恽的奏章已经送上来了。奏章上说:“陛下跑到遥远的山林里去打猎,白天还不够,直到深夜才回来。这样下去,国家大事怎么办?”

汉光武帝看了奏章,就赏给郅恽100匹布,还把那个管东中门的官员降了职。

进行兵谏逼蒋抗日的张学良

恶似是而非之人,忌似是而非颠倒。

——(清)魏源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陆军一级上将,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人称“少帅”。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南京中央于当晚11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2月12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中正的好友。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2月13日晨8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

12月16日,中央在劝阻张学良无效,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斯大林指示中共,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放蒋。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22日,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吧?”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见到宋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道:“宁抗日,勿死敌手!”(宁可抗日,胜利失败你都是英雄,总比因为拒绝抗日而死在叛军的手里要强)。从此,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

12月24日,蒋中正接受六项协议。即: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蒋介石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杨虎城的反对,最后是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劝说下,杨虎城才同意张学良的“不签字放蒋”的提议。

12月25日下午,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