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教青少年为人处事的故事宝库:从故事中学会诚实守信
47721600000021

第21章 任人以信坚守律则(4)

公元313年,晋朝大将祖逖带着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渡江北伐后赵的石勒。船到江心,祖逖面对滚滚东流的长江,思索着这次出征的任务,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站在船头,仰首向苍天发誓:“我祖逖如果不能平定中原,光复祖国,誓不南渡大江!”说着,举起一把长桨,往船舷猛力一击,木桨“啪”地一声折成两段,断头飞落入水,被激浪席卷而去,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这时,全船将士慷慨悲歌,斗志昂扬,大船像箭一样地冲开水面,向北岸飞去……祖逖生长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西晋王室的八个藩王为了争夺帝位而互相混战,而以刘聪、石勒为首的匈奴族和羯族的贵族集团,乘机起兵反晋,攻入中原,占据了长安、洛阳和整个中国北方,灭亡了西晋王朝。

生活在这样动乱的时代,祖逖从小就立下为国效劳的大志。他24岁时,和好朋友刘琨同屋睡觉,一天凌晨,野外鸡叫,刘琨骂了一声,翻个身还睡,祖逖也被吵醒了,却说:“公鸡报晓,正是男儿为国健身的时候,起床吧!”从此,他俩每当鸡啼第一遍就起身练武,史称“闻鸡起舞”。

祖逖渡江以后,就驻屯在淮阴,自己动手冶铸武器,招募了两千多名爱国志士,日夜操练。此后又以这些人为骨干,发动人民讨伐石勒。祖逖知道石勒是个不可轻视的对手,就打算用计谋战胜他。当祖逖和石勒争夺蓬陂城的时候,石勒占据西城,祖逖控制东城,双方巷战了40天,不分胜负。祖逖就在汴水一带截断敌人的运输线,同时命令1000多名士兵用布袋盛土,装做运输粮饷模样,并故意让几名担米的士兵,假装辛苦疲乏,掉队在路旁休息,等石勒的士兵出来抢劫时,便都弃担而逃。石勒的饥兵抢到米后,以为祖逖的粮饷充足,斗志旺盛,便降的降逃的逃,溃不成军。

从公元316年至321年,祖逖先后收复了安徽、河南一带大片土地,使黄河以南的失地大部分光复了。正当他准备把战线推向黄河以北,打到石勒的老巢,完成统一大业时,东晋王朝发生了动乱,他忧愤地死在了前线。他信守了自己中流击楫的誓言:一过大江就勇往直前,永不回头,为光复祖国,至死方休。

武则天信用徐有功

口惠而实不至,怨灾及其身。

——《礼记·表记》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很有作为。公元690年,她宣布将国号由“唐”改为“周”。这一做法受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她依靠一批酷吏如周兴、来俊臣等人,用严刑峻法来镇压反对派。

有一回,7名大臣被捕,周兴等人判了他们死罪。武则天这次则想从轻发落,说:“古人之所以杀人,是为了禁止乱杀人;我这一次想反其道而行之,用放生来制止杀人。我要赐这7名罪犯不死,大家说行不行。”来俊臣抢着说:“以生止杀真是陛下仁慈的发明,比古人高明多了。但是这7人罪大恶极,还是不要从他们开始吧!”话音未落,另外一位大臣立即上前启奏说:“陛下提出了慈悲宽大的办法,我是完全拥护的,天子无戏言,您已经说不再杀他们,就不应再杀他们,但是来俊臣故意违背陛下的旨意,如果听了他的,将此7人杀掉,那么陛下今后用什么来示信于天下呢?”

武则天一看,这位大臣是司刑副官徐有功,官职比来俊臣小得多,却敢理直气壮地说话,心中暗暗高兴。于是大声说道:“徐卿说得有理,这7人一律免死!”接着,武则天又说:“寡人一向赞赏敢说真话的人,徐有功敢说真话,寡人任用他做‘左肃政台侍御史’,负责复审大案要案,我想他一定能尽量避免冤案!”

徐有功一听,连忙跪下辞谢,说:“臣难以承担这么重大的职责!”武则天感到奇怪,说:“寡人提拔你,为什么要推辞呢?”徐有功说:“陛下用臣下任执法高官,臣下若守正行法,就一定要招来许多诽谤,那样就会置臣下于死地了。”武则天一听乐了,说:“我这‘左肃政台侍御史’,就要用敢于守正行法的人来当。我倒要看看一个守正行法的人怎么会死!”

武则天于是放手任用徐有功。徐有功在复审案件中,改正了许多周兴、来俊臣等人重判的案件,救活了许多人的性命。

一次,来俊臣将一宗大案呈奏武则天,并要处死案犯。武则天一看,是涉及一件谋反的案子,正要对案犯判死刑表态,徐有功说:“陛下,这件案子臣下复审时,已认为不应当重判。”武则天很奇怪,问:“为什么?”徐有功说:“此案的主犯已经处死了,本案犯是从犯,经查,与主犯并无直接勾结,处死则是朝廷不当!”

武则天不爱听“朝廷不当”四字,周兴乘机说:“徐有功故意为死囚说话,其罪当诛!”武则天大怒,说:“来人,将这个故意为叛逆说话的人,推出去斩首!”

徐有功当场被绑了起来,当他被押出殿门时,回头看武则天一眼,义正词严地喊:“臣虽死,法终不可改!”说完,挺直胸膛大步迈向刑场。

这时,长安城内一片肃静,刽子手正等待着行刑的时刻。武则天的情绪渐渐平静了一些,突然想起徐有功说过:“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徐有功确是履行了“守正行法”的原则,处死他倒是自己失去信用了。于是,她下了紧急命令:“快传旨,赦免徐有功,官复原职!”

武则天任人以信,徐有功官复原职后,那一批酷吏的气焰也就不得不收敛些了。

寇准坦言国家大事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礼记·中庸》

寇准是宋太宗时的一位大臣,一生诚实正直,敢说真话,连对皇帝也不留情面。有一回,寇准在宫中和皇上说事儿,皇帝听得不合心意,站起身来就要走。寇准说:“事没说完呢,您怎么走了?”他追上几步,扯住宋太宗的衣服往回拉,说:“坐下坐下!咱们还得谈。”直到皇上回心转意把事儿办完,他才退下殿来。

公元991年闹旱灾。那时皇上挺迷信,以为天灾是天公故意不作美,就问大臣:“朝廷有什么事办得不好吗?”寇准应声答道:“怎么没有?咱们国家执法不公平。”太宗一听,又是寇准出难题,心里十分生气,宣布退朝。可是太宗冷静下来想想,又把寇准请到里屋说话。寇准说:“皇上您把管钱粮的太膏寺和少府寺的大臣叫进来,我就说。”太宗传旨叫主管太府寺和少府寺的大臣进来,寇准说:“前一阵儿逮了两个贪污犯。一个叫祖吉,贪污受贿,斩了;一个叫王淮,贪污受贿,数目比祖吉大得多,可只打他几十大板就放了,还官复原职呢!这不是国家执法不公平又是什么?”皇上问主管二府的大臣:“实有其事吗?”二人说:“没错儿。”皇上问:“怎么回事?”寇准说:“那还不是王淮的哥哥王沔利用他‘参政’的大权包庇他!”太宗一查是实,就把王沔撤职了。

一天,太宗找寇准商量:“听说太子也不守法,怎么查他?”寇准说:“那好办。找一天约太子和他的部属去参加一个重大的典礼,陛下派人去搜他住的东宫,看看有什么不遵守法律的证据。”太宗就照这条妙计办,一搜,哎呀,东宫关着好多人,还有许多刑具:有的是剜眼珠子的,有的是挑脚筋的,还有的是割人舌头的,太残忍了。证据俱在,太宗就把太子废了。

那么立谁做太子呢?太宗又找寇准商量。寇准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储君,不可找后宫的后妃商量,也不可找近臣商量,因为后妃和近臣,都难免有私心。选太子,只能由陛下自己拿主意,选出在天下人心目中有威望的人来。”太宗低下头想了好久,最后,他让两边的人都退去,征求寇准意见说:“让襄王做太子可以吗?”寇准说:“没有比做父亲的更加了解自己的孩子了,愿陛下立即决定下来吧!”

当宋太宗向全国宣布立襄王为太子的时候,开封城都轰动起来了,说:“真少年储君也!”宋太宗听了,反而不高兴了,对寇准说:“人心都归向太子了,那把我往哪里放?”寇准听了,就一拜再拜说:“陛下,我向您表示祝贺了,因为人心归向太子,表明陛下的确选出了在天下人心目中有威望的人做太子,这是社稷之福啊!”

正因为寇准诚实正直敢说真话,所以宋太宗说:“我得到寇准这个人,就好比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何叔衡秉公改错判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礼记·大学》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他和毛泽东一起,代表湖南省共产主义小组,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从此,他忠诚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

1931年,在闽赣中央革命根据地,何叔衡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央检察部长和中央苏维埃临时法庭主席等重要职务。他信守实事求是的司法原则,对于犯人,要重罪重判,轻罪轻判,无罪不判(罪),错判必纠(正),判决要以确凿的证据为依据。

1932年5月的一天,瑞金县基层法院报批一个案件,一个名叫朱多伸的罪犯被判处死刑。何叔衡展开案卷一看,呀,这个朱多伸已经72岁了,他侵用了一点公粮,被判成反革命罪,处以极刑。何叔衡想:该犯有没有反革命动机呢?应当进一步复审。通过调查,何叔衡了解到,朱多伸组织过游击队,参加革命后,和白军作斗争非常坚决。侵用一些公粮只属于一般的刑事罪,根本算不上什么反革命罪。于是,何叔衡改判朱多伸“监禁二年”。

何叔衡信守实事求是的司法原则,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有些把持领导岗位的人却攻击他,说:“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用苏维埃法律替反革命辩护或减轻罪行!”同时,他们还把何叔衡的职务撤销了。

何叔衡受到了这么严重的处分,但是他说:“我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坚持认为,为革命事业掌管司法大权,必须采取审慎而稳妥的工作方针,不该杀的人,决不能杀,该杀的罪犯,也要证据确凿才能杀,决不能滥杀,决不能让法律失去严肃性!王季思诚以任事、诚以待人求珍品,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讲堂誉,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同仁堂”里看诚信

王季思是中山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1986年被定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从他治学、待人和对己都体现出一个“诚”字,给我们作出了表率。王教授常说:“当教师,不能不懂装懂,更不能文过饰非。坦诚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这表明你在进步,也可以让学生懂得应该诚以任事,诚以待人。”王季思教授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王季恩教授就以《西厢记》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突破口。《西厢记》语言清丽,使人读来满口生香,如“萤窗雪案”、“书剑飘零”等词句都充满诗意。可是,正是它那文采本色兼具的语言,夹杂着大量的典故和元代的方言俗语,阻碍着人们理解它每字每句的准确含义。于是王教授就参照先人的考据和训诂,以严谨的态度注释《西厢记》。他注意掌握第一手资料,几乎阅遍了元人的散曲和杂剧,写了大量的札记和资料卡片,细心地与话本散曲及同时代的杂剧的例句排勘比较,纠正了前人许多注家的臆断,给予了确切的解释。他在注释《西厢记》及《元曲选》等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卡片共有三四箱。可见他治学是何等诚直严谨。当他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出版了《西厢五剧注》时,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反映。曾有人写诗嘲笑他“不爱六经爱五剧”。其实这正表明王教授独具慧眼,认识元代散曲杂剧这优秀文化遗产的宝贵价值。